蘇州曾是中國引進外資製造業的樣板城市。（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6月26日訊】蘇州，曾是中國引進外資製造業的樣板城市，世界五百強企業的聚集地。可是這幾年，從耐克、阿迪達斯、飛利浦、諾基亞到希捷，多家外資企業默默撤離這座城市。而且，內陸地區相對優厚的產業承接政策，並沒有截住他們匆匆的腳步，一路向南奔赴馬來、越南。
蘇州僅僅是一個縮影。
今年4月，韓國三星關閉了在中國大陸唯一的網路設備生產企業——深圳三星電子通信公司。過去幾年，三星不斷轉移產能，在中國的用工人數減少，目前用工人數不足3,000人，而在東南亞地區的用工人數卻達到了14萬。
牽一髮而動全身，外資的遠走，形成連鎖反應，可能影響上下游企業。友達關閉上海松江工廠的原因，極有可能是其重要客戶三星及蘋果將訂單轉移到南亞、東南亞。
看數據。2017年，港澳台商投資13,562億元，比上年下降4%；外商投資11,322億元，下降2.7%。外資萎縮愈演愈烈。
二十年前，外資企業曾是高校畢業生的榮光，可以憑本事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是失業工人、貧苦農民的希望，可以憑藉雙手改變命運。二十年後的今天，到底發生了什麼?
流著淚說分手？
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個體，撤離的決策建立在嚴謹的成本收益考量之上。中國不僅地價貴了，人力成本也大幅提升，低利潤率的低端製造或代工業務難以生存。比如耐克、阿迪達斯，已經從made in China變成made in Vietnam。當然，這個趨勢早已顯現，老生常談，無需贅言。
有上面「硬」的約束，也有下述「軟」的原因。
中國目前並不缺資本，可以調配的資源充足，外資稀缺性降低。而且，稅收、環保等政策都在轉檔調整中，總體上對外資趨嚴（其實只是沒之前那麼寬鬆而已）。高層也承認，發達的市場經濟環境並沒有被真正建構起來，在市場准入、知識產權保護、法律環境國民待遇等方面，仍需改進。
何況，越南、馬來西亞這些東南亞國家，暗自學習中國崛起道路，大規模提高基礎設施水平（弔詭的是「鐵公基」多為中國投資建造），給外資更好的政策條件。三星去年在越南砸下的100億美金的投資，佔到了去年越南工業總產值的15%！
或「硬」或「軟」，都是存量因素，增量因素才起決定作用。這個「增量」，可能是對未來信心的喪失和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消極判斷。經濟預期看衰，是因為中國經濟病了，脫實向虛明顯，製造業已陷入空心化，外企幾無多少發展空間；政治風險判斷，是因為高層迫切需要外企轉讓標準、技術。
為什麼？「三去一降一補」態度十分堅決。比如「中國製造2025」（美國在貿易摩擦中的策略，就是遏制此項戰略發展！），要求提升國產化率、學習先進技術，對外資提出了比較激進的技術轉移要求。
同時，這幾年國有企業發展迅猛，政府財政資金較為充裕，可以支持關鍵產業和重要企業，與外資展開競爭，這是不公平的。
另外，2013年棱鏡門事件一出，中國在部分領域實行對外資的「去化」（比如「去IOE」，即去掉IBM的小型機、Oracle資料庫、EMC存儲設備），對外企業務開展也形成了較大衝擊，更影響對後續業務開展的預期。
分手快樂？不存在的。
中國經濟正在爬坡換擋階段，L型曲線延續時間不確定，國際貿易變數徒增也影響經濟轉型。誠然，勞動密集型企業出走是轉型需要，疼也得挺著；高科技企業私奔就不一樣了，這種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
先是直接影響。2017年，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35,652家，實際使用外資8,775.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9%，是中國經濟重要組成部分，外資出走直接影響經濟增長。
而後是間接影響。經濟大換血階段，斷掉營養供給，不利於機體恢復。「營養」，不只是資金，更是外企的創新能力、關鍵技術以及行業標準。中國很多產業標準和產業模式，都有賴於外資的導入。而且，外資出逃的示範效應，將削弱國際市場對中國市場的信心，降低中國參與全球化的程度，客觀上不利於自由貿易維護者的國際定位。
或許，當2008年中國外資政策調整時，國內的經濟運行較為健康，免疫系統尚可以抵禦一定衝擊。時過境遷。如今，國內問題重重，外資撤離的衝擊風險可能形成乘數效應，對中國經濟釜底抽薪。
中國經濟和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外資可以說再見，與高端製造業、服務業外資想要來場親密約會。但是，就目前中國經濟狀況來講，自身病症尚未祛除，且全球單邊主義抬頭，跨國企業日子都不好過。所以，中國經濟能否和外企再來一次「蜜月」，取決於能否來一場真正深刻的變革，讓「深入推進改革開放」不僅僅存在於政治文件之中。
對於低端勞動密集型外企，簡單的在土地、稅收的優惠，就有足夠吸引力。可對於高端製造業、服務業，需要發達的管理能力和完善的知識產權體系等，這是我們欠缺的。
希望中國醒悟還來得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