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北京學生聚集在天安門要求民主。（網絡圖片）
我叫趙昕，八九年參加學運時，只是一個普通的大學中文系三年級學生。可是，就我這樣的一個毫無軍事常識的普通大學生，竟然就被中共編為「暴亂組織頭目」，全國第一批內部通緝。
當時被中共政權虛假宣傳和全國通緝的，有所謂的三大暴亂組織：飛虎隊（參見宋書元相關文章）、義勇軍、敢死隊，其中義勇軍的創始人就是我。
一九八九年，約五月二十三日午後，天安門廣場上，突然掀起極大的狂風暴雨，我與一群雲南籍為主的各校大學生，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北邊中部，一起躲雨時一邊感慨：要是再出一個蔡鍔將軍，興起護國義勇軍，像當年討伐袁世凱復辟帝制一樣，討伐違憲戒嚴鄧小平李鵬，那就太好了。
這想法突然如火傳播。即便是在瓢潑大雨之中，即便同學們的頭上只是頂著一塊薄薄的塑料布。
雨後我們就立即實施，開始去採買顏料布條之類，在天安門廣場上就書寫橫幅布條旗幟，數百人打著「護國護法義勇軍」旗號遊行，每個人頭上，都戴著一個「護國義勇軍」的布條，期望以此喚醒國人軍人，發動第二次護國護法義勇軍，討伐盜國集團。
當時，人們甚至寄望於人大委員長萬里，回國來召開緊急全國人大，反對戒嚴罷免李鵬。所以，在五月十九號戒嚴之後，人們期盼中共體制內部分裂，出現像蔡松坡一樣的「護國大將軍」，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沒想到，萬里回到上海就沒動靜了，萬里無聲。
我們僅僅只是圍繞天安門廣場遊行示威一次，總共也就兩個小時，這就被打為暴亂組織！而且，竟然還是三大暴亂組織中的第二位置！
我也因為被同學們寫了一個綬帶掛在胸前，封為「護國護法義勇軍第一軍軍長」，並帶領大家以護國護法義勇軍的名義，繞著天安門廣場遊行示威，並帶大家高喊口號，呼喚現代蔡鍔將軍再現，直接擊中共匪所怕，在六四大屠殺之後，就立即被中共以暴亂組織頭目名義，第一批就進入中共政權內部通緝黑名單。在我的家鄉雲南，只要是有我親戚朋友的地方，就被佈置了抓捕監控，不管是在哪個地州。當然，這些我都是後來才瞭解詳情的。
加之，當時我又是外高聯東北區執行委員，糾察總指揮，分派了很多糾察隊去北京各處堵截軍車軍隊，六月一號又親自在周鋒鎖主辦的學運之聲廣播站向全體廣場同學喊話動員之後，帶領兩千多同學到北京公安部門口，與韓東方等工人糾察隊一起營救北京工自聯三個被抓捕領袖：沈銀漢、錢益民、白東平，並成功與韓東方、程晨等一起進入公安部大樓談判，最終救出三人。於是，暴亂組織領袖，又堵截軍車，又圍攻公安部，一個完全符合基本條件的暴亂組織者，就被他們栽贓陷害之後，新鮮出爐了。
而事實上，當時我帶領護國護法義勇軍遊行示威時，根本就沒有任何一點武裝暴亂的意思，最多就是寄望於其內部出現分裂，其軍人能夠覺醒，如蔡鍔將軍一樣救國護民於危急關頭。
即便是在我組織的義勇軍與外高聯糾察總隊內部的核心團隊內部：鐵血團，絕大多數同學，也只是贊同我的主張，在必要之際，在一塊大大的白布上，用自己的鮮血寫上「我以我血薦軒轅」七個大字，一起撞死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以比絕食更進一步的犧牲自我的方式，喚醒民眾，搏得最大的生機與轉機。
記得當時遊行示威，我帶領喊口號時，還曾經用雲南話，喊出：「雲南名菜，汽鍋李鵬；雲南名菜，過橋李鵬；雲南名菜，罷免李鵬」等。義勇軍同學們也笑著跟我一起用雲南話喊，當時的氣氛雖然熱烈，但是也不無幽默風趣輕鬆。可以說，真正一點暴戾的情緒也沒有。即便有，也僅僅是以自我犧牲的方式，以自己撞死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方式，實現我以我血薦軒轅。
就這樣，被「暴亂組織頭目」後，我被抓進秦城監獄時，先是被作為重犯，一個人單獨關押在秦城監獄204K字樓的二樓中部的一個大監號，後來在八月的某一天，又帶進來三個三十多歲的黑手。正當我大喜過望時，卻又把我帶到了一樓，又是一個人關押在十二號小號，長達三個月。孤獨寂寞中，我有一次苦悶難抑，突然放聲大喊：「再派一個暴徒來陪我吧！」於是，中央美院的趙少若，民主女神像策劃實施人，才被派來陪我關押在一起。
這事，被關押在同是小號六號的王丹，寫在了他的秦城回憶錄中。記得他的同號龐梅青回憶，王丹也是經過抗議，才擺脫單獨關押的困境的。
後來，中共政權胡編亂造暴亂故事編不下去了，在我這也審查不出什麼暴亂的實質來，我才在中共自己「反革命暴亂→政治動亂→政治風波」的一次又一次改口欺騙中，極為僥倖地逃脫了，作為一個「反革命暴亂組織義勇軍」頭目，可能的極為悲慘的命運。
以前在想起這些事情的時候，實在是太痛苦不堪，不願意寫，也不願意回憶。如今，袁世凱二世已經實質性復辟帝制了，不知蔡鍔將軍何時才能復活重生，率領護國護法義勇軍，解救中華民族於危難之中？！
趙昕於一九八九民運，六四大屠殺二十九週年紀念之餘，手機草就。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