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中國政府改變態度很難(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7月9日訊】41歲的楊曉是個將近一米九的大高個，北京人。可能是當了19年記者的緣故，講起話來有股認真勁兒。
大多時候他是樂呵呵的。他有一套朝陽區的中高端商品房，一輛車，三口之家，自稱弱勢的中產階級，默默經營生活，很少與鄰居打交道。他謹言慎行，對可能違法的事小心處之。
但兩張莫名的停車罰單激怒了他。為了撤銷這400元行政處罰決定，楊曉花了兩年時間狀告北京交警，上了三次法庭，最終贏了，法院判交警隊支付他400塊罰款和100元訴訟費。
楊曉覺得，打官司是想幫他們在執法明示、溝通上改進，「幾百塊錢雖然不多，但代表了是非曲直，我較真這理兒。」
以下是楊曉的口述：
停車七年頭一次被罰
2016年4月，我坐在報社裡，「叮！」交警一條簡訊飛來，提醒我上網處理前幾天的違章停車。我一頭霧水。
後來反應過來，北京的風大，罰款條被刮走了。而停車的位置更奇怪，處理書上說，我是在家門口的路邊上被罰的。我在那停7年了，頭一回被罰，罰二百塊。
2009年買房沒租車位，現在想租也沒了，大家都習慣停門口的路上，一到夜裡一排車，路面上有白色停車線，如今模糊了，但7年來一直沒人收費。
免費停了7年，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突然就開始罰錢，好日子到頭了。我有點恐慌，以後每天都罰二百我怎麼受得了。我是做記者這行的，凡事總想弄個明白。過了幾天我就請假上交警大隊了，在門口被保安攔著不讓進。
「您誰啊？」
「公民」
站了30分鐘，我亮明身份，說我是記者。他打了個電話，裡面就有人來接我進去了，前後用了5分鐘。我還有點愧疚，因為有個違章停車去路邊上廁所，出來就被貼條的老哥，也想申訴，他在那大喊大叫，一直沒讓他進，而我進去了。
他們給我領到二把手，一個政委面前，他比我大一些，聽口音是老北京，典型的老警官模樣。我就想弄明白哪裡可以停車，他說地上劃了停車線的就可以停，我說我當時停車的地方有線，他說那就可以停，我說那怎麼罰了？他不直接回答，說有線就可以停。又繞回去了。
我還問他為什麼小區隔壁另一條路沒有劃線但可以停，他不說。
交警拍的執法照片上看不清地上的線，我自認倒霉，就回去了。但9月又被罰了一次。
這次我很氣憤，覺得不可思議，就給賈政委打電話，問他這是怎麼回事，言語中可能有點情緒。
結果政委比我還生氣，他朝我喊，「你是想讓我低頭嗎？」不是的，我只是想解決這個問題。
最後他丟給我一句話，讓我去別地兒解決。
第二天我就去朝陽支隊法制科申訴，覺得自己特冤。交警把照片調出來一看，說兩張罰單有一張可以撤銷，一張不行。
我不樂意了，要撤就兩個都撤了。僵持不下，他讓我去法院起訴，還提醒我先去交通大隊開一份行政處罰決定書，他那兒沒法開。
後來才知道，他那兒按理也可以開。只是那樣的話，行政處罰決定書落款蓋章會是他們，最後上法庭的可能就是他們了。
三次對簿公堂
交警隊負責和我打官司的，是法制科的一名警官。40來歲，北京人。他是法律專家，在法庭上和法官對答如流。
我總共見了他四次，三次在法庭上。
前面兩次是一審。第一次開庭前一週，我看到家門口有輛壓路車，轉著滾輪在走，我尋思這是重新把路鋪了一遍，把之前的停車線塗乾淨了。
這名警官庭審時堅持的意見主要就一點：這裡從來沒劃過線。
法庭上，我總感覺他說話有教訓人的感覺，可能有職業習慣，不經意會有審犯人的語氣，懷疑我打官司的動機。一次我直接提出他有人身攻擊的嫌疑，法官讓他注意言辭。他挺無奈。
第一次開庭結束，法官說，「這點小事，和了吧」，我同意。警官神色強硬，「不和」，這麼來回說了幾遍。最後他看了我一眼，說，「好吧，我回去問問領導」。
休庭後他和我說，「我看你工作單位在XXX，我哪天去拜訪你去」「行啊，隨時歡迎」。但最後沒來，挺遺憾的。
2017年2月，法院組織實地考察。助理法官、以及那個法制科的人還有我一起去的。法官根據我提供的照片確認位置。警官一臉不悅，「你就是耽誤我的時間，胡攪蠻纏，刺兒我們」，我跟他理論，法官不理我們。最後定位的結果需要簽字，我簽了，警官說他不承認，沒簽。
第二次開庭結束，警官對我說，你是黨員，又有家庭，一年多的時間你陪家人多好；那麼多人被罰，怎麼就你那麼特殊？我說，做這事挺好的，挺高興。
他覺得不可思議。之後開庭，我一進去就找他，「警官來了啊」，打個招呼，他就不理我。越往後越像走過場。
警官很強硬，直到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發生。
2017年6月30日，一審結束，判決還沒出來。我出差回來，突然發現家門口那條路上，又出現了嶄新的停車線。
我心想，哇塞，你又劃上了！太可笑了。我很生氣，拍了一組照片發朋友圈。諷刺他們「擦了罰錢，劃了收錢」，實在忒任性了。警官在法庭上說了半天那邊是沒有停車線的，結果又有了，真是哭笑不得。我把照片作為新證據提交給法庭。
10月，新的線又被塗了，但還有痕跡。他們終於願意開調解會。我因為一直在發朋友圈，之前還寫了篇公號文章，法官說，對方說了，網上的信息對他們造成了影響，如果接受調解就不能再發了。
我爭辯了一下，放棄了，說，好，那我不發了唄。
調解會上，我拿出新證據質問警官，結果你猜他怎麼說？他說，經過調查那是非法停車線，我們也向當地派出所報案了。
我覺得奇怪，那車上貼的停車收費單還有公司名字呢，看著像規矩經營的。可惜我沒保留下來。他說，歡迎把收費單給他協助破案。
我當時特詫異，好吧，合著交警也是弱勢群體。協管員每天貼罰單路過也看不見，非等到我說了才知道。
但之後調解沒了下文，繼續開庭。庭審時，警官改口了。
第二次開庭、二審都提到了重新劃的線，警官在法庭上說，那是合法的線，但不是他們劃的，而是有關部門劃的，法官問是什麼部門，警官的回答，我不記得了，感覺他也沒說清楚。
我在法庭上說，「我幫您回憶一下，之前調解會您可是說報了警了，是非法停車線」。這個我之前還錄音了。
警官看著我不說話了。一提這事他的態度明顯變緩和了。二審的時候解釋了半天，我感覺警官就像是認錯了，不知道該怎麼說了。他是個很直接的人，當時感覺是說謊挂了相，聲調也不高，低頭解釋。知道自己是改口了。
二審，交警提交的上訴狀上寫著，我的行為「公然挑戰現行道路交通安全法，惡意訴訟，浪費司法資源」。開庭時對方架勢很足，又來了一個年輕人，一共來了4個人。
他們提交了一段新的視頻，想證明現在沒有線了，我說不對，還有，舉起A4紙大的照片，這是我前幾天照的，上面還能看見線。但法官說這些證據都是最近的，跟一審是否合理沒啥關係。我有點緊張。
二審結束有個小插曲。我站起來走到警官面前，好聲好氣地說，我有證據，現在去還是有痕跡，沒有擦乾淨，很多人會誤解繼續停車，現在還繼續有罰單。下次把證據給你們，去看看怎麼處理。
警官說，不用了，你留著就行了。結果邊上一個官兒，衝我「哆！」地喊了聲，我沒聽明白，問了兩遍，才知道，是「坐下！」的意思，他想再跟我聊。
我心想，你們跟審犯人似的，還聊什麼呀，就走了。生氣之餘有點寒心，我兩年幫助你們，怎麼這個態度。
剛出法院，小法官給我打電話，「和了吧」，我說，「我都贏了為什麼還要和」，她口齒伶俐，語速很快，說那是初審，二審可不一定。我想了想說，「要和也可以，我也不要他們道歉了，但他們得感謝我這兩年給他們指導工作」。小法官一聽，說「算了，人肯定不同意」。
一個人告，有點慌
初審我很興奮，原本門都很難進的交警隊，人就坐我對面，我還是原告。
這是我第一次自己打官司。第一次去朝陽法院，用A4紙自己手寫了一份起訴書，字怪難看的。主要還寫錯了，把兩份罰單寫在一份訴狀裡，訴求寫得也不專業。我回去拿電腦重新列印了兩份起訴書，把訴求改成「撤銷行政處罰決定」。
起訴書重新遞了進去，法院說要瞭解情況。我心裏咯噔了一下，什麼事兒不都寫裡面了嗎？是不是不打算立案了？那我可沒轍了。
幸好，是固定程序，我把事情經過再說了一遍，很快立案了。當時我就覺得，這很好了，我都沒打算贏，至少能平等交流了。訴狀上要寫詳細的個人信息，我的住址、工作單位，當時還有點擔心。
剛決定起訴的時候也沒想那麼多，誰知道最後花了快兩年時間。
2016年11月24日，第一次開庭。開庭前我做了不少功課。查了法律資料，整理列印出來，還自己寫了法庭陳述。我歪歪扭扭在紙上寫了需要列舉的證據和辯論邏輯，猜測對方的說辭，提前想好對策。「如果以前有停車線……」「如果沒有停車線……」「如果說無關……」
我在網上查了一下過往的判例，結果很沮喪，根本沒有人能贏。但我搜到一句話，「法無禁止即自由」，頓時覺得有了底氣，說的多對啊。
結果上了法庭，我氣吞山河地說「法無禁止即自由」，但這太原則性了，辯論時一點用沒有。
對方說，根據北京的法規，只有停在白線內或有「P」字停車標誌的地方是合法的。法官也認可他的說法。
我全程都有點緊張，畢竟沒經歷過。有些法律用語我不懂，什麼「行政行為、行政主體」，就問她，「法官女士，對不起我也不是專家不太懂，能不能用普通用語，看我能不能理解？」法官用口語解釋了，我就很踏實了。
另外我老想說兩句，法官說，你別說，還沒到你。態度很好。我還假模假式地把材料鋪了一桌，結果法官一問我就懵了。我就沒想過找律師，這事太小了，不會有律師為了500塊的標的幹活吧。
後來我從準備的資料裡提出一點：我停車的位置是有線的，只是模糊了。交警提供給法庭的資料是黑白的，看不清地上的線。我就拿筆記本電腦給法官看我翻拍的交警的彩色照片。法官看完，對交警說，「這（可）是你們提供的證據」。氣氛不一樣了！
這些模糊的白線，還有他們後來又劃上去的新線，是贏官司的關鍵。
官司打了整兩年，集中起來大概佔用了我十天左右時間，但大多時候是等待，很煎熬，總有挫敗感。
印象最深的是，去年10月的調解會後，交警說回去再商量，一個多月過去了也沒消息。有天回家，一溜兒車停在門口那，都被貼了罰單。我當時給小法官打電話，說一個多月了，交警那邊到底什麼態度，對方說去問問。我心想，如果和解，我承諾不能再發表言論，作為媒體人連這我都同意了，但鄰居一直在被罰，我做這事的意義在哪？
但著急也沒用。一開始打官司只為了自己爭口氣，要堅持下去很難。之後我就當做公益事業做了。
中間我發過一次牢騷，法官說，「你要知道，政府機關改變態度是很難的」。
2017年10月初，我在門口停車又被貼了一張罰單，這次我立刻又起訴了。法官說，「你罰他告，還有完沒完了」。我估計是這次起訴推動了進程。
我的家人一直不支持我。岳母說我，社會上混這麼多年跟沒在社會上待過一樣。最近我在朋友圈發維權的事，我媽在下面回覆「撐的你！」
大多朋友還是支持我，說我「牛」。兒子上三年級，他也支持我，為我驕傲，但有次他說，怕警察來抓我。
他們總覺得我想讓他們「低頭」
2017年12月19日，判決郵寄到家裡，贏了兩個輸了一個。我特高興。最後那個輸了，因為當時停車的地方交警把白線用黑色顏料塗了黑線。我認為黑線也算停車線。但其實直到今天，那邊還有一些白線依稀可見，總有車停著、被罰。如果車主真要較真，還可以告交通大隊。
我跟別人不一樣，是很認真的人。我很守法，尊重法律，所以也很少被罰。因此一旦被罰都比較較真，一次去王府井北京飯店，要從長安街上拐進去，必須得跨越公交車道，被罰了。我去東城支隊法制科理論，人家酌情給取消了。還有一次在大廈門前停車，停在「P」字的標誌下面，但被貼條了，對方說那指的是旁邊的停車場，不是你這兒。我照了照片去理論，最後罰單也取消了。
贏了官司我挺興奮的。我覺得打完官司我也是專家了，到了分享成果的時候，我花一禮拜寫了篇7000字的停車攻略《北京路邊停車不被罰的正確姿勢》。結論是，路邊停車無論在哪都有被罰的風險，最安全的是停在有「P」字標識的停車場裡。
但是，停車場正規車位遠遠不夠。文章裡我寫到，到2016年底，北京全市城鎮地區全部停車位總缺口有129萬個。129萬個停車位缺口是什麼意思？我的理解是，當太陽升起的時候，北京至少要有129萬輛車必須行駛在路上。理論上說，夜深人靜亦如此。這是一個涉及公眾利益的事情。
去年底為了寫文章，我在上班路上拍照收集素材，當時發現三里屯那邊的路上有一輛執法車總佔著非機動車道。今年5月份，我騎車上班，發現車還在那兒。另外，工體北路北邊的非機動車道內還劃了一排停車線。我還特地數了，上班路上10千米有300輛佔道。我打過官司後知道這是不合法的，就打電話給交通隊反映。
第二天他們就給我打電話，說感謝我，確實發現那條路上有14個非法停車位。我特高興。又過了一個月，我發現那輛執法車也挪地方了。
案子贏了，但錢還沒拿到手，本以為對方會主動把錢給我，已經過去3個月了，沒動靜，哪天還得去法院執行一下。我一直沒有去，總怕他們誤會，也想給他們留些餘地。
我是想幫助他們在執法明示、溝通上改進，他們總覺得我想讓他們「低頭」，我不依不饒，弄得我好像特在乎這幾百塊錢。幾百塊錢雖然不多，但代表了是非曲直，我較真這理兒。但作為一北京大老爺們，幾百塊錢我不那麼在乎。
可能在他們眼裡，我是「刁民」。但我不是。
我們總覺得我們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對我們來說就像小區的物業管理者。我自認為是以建議者的姿態在做事。我甚至期待哪天我們還有機會握手言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