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任務讓所有瑞典司機和騎行者改變了一生的習慣，汽車靠右行駛。（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拉姆奎斯特（Jan Ramqvist）在形容他參加的一個全國性任務時，反覆用到「驚險」一詞。那個任務讓所有瑞典司機和騎行者改變了一生的習慣，第一次開始靠右行駛。
「大家對此議論紛紛，但我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來實現，」77歲的拉姆奎斯特說。那場可能引發災難的轉變發生在1967年9月3日，當時他只有26歲，是馬爾默市（Malmö）的一名新晉交通工程師。這一天的正式名稱是Hogertrafikomlaggningen（靠右行駛轉換），或者簡稱為H日（Dagen H）。此舉是為了讓瑞典在馬路上與其他歐洲大陸鄰國相同。多數歐洲國家一直遵循全球趨勢，汽車靠右行駛。
Image caption轉換了方向的藍色箭頭路標成為H日項目的標誌性符號
除了希望提升國際聲譽，瑞典政府也越來越關注安全問題。上路行駛的登記車輛從10年前的86萬2992輛，迅速升至瑞典統計局在H日時期錄得的197萬6248輛。瑞典當時的人口在780萬左右。
儘管靠左行駛，許多瑞典人開的都是方向盤在左側的汽車，因為許多人從國外買車，沃爾沃等主要的瑞典車企也選擇了追隨這個趨勢。然而，有人擔心這是導致道路交通事故中死亡人數上升的一個因素——從1950年的595宗升至1966年的1313宗，在瑞典與丹麥、挪威和芬蘭邊境附近的撞車事故也在增加。
「瑞典的汽車市場當時並沒有那麼大，所以我們往往都是買左邊駕駛的車，」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y）經濟史教授馬格努松（Lars Magnusson）解釋。「但那意味著開車的時候你要坐在相反的一邊才對勁……分分鐘把車開到溝裡！」
異常艱難
在H日之前的凖備階段，每個地方政府都有成堆的問題需要處理，要重新粉刷道路標記，重新安置公交車站和交通燈，重新設計十字路口、自行車道和單向街道。
包括斯德哥爾摩、馬爾默和赫爾辛堡在內的幾座城市，也利用這個機會實施更大的交通變革，比如停運有軌電車，為更多的公交路線騰出空間。各地城市購買了成百上千輛的新公交車，並且改造了大約8000輛現有公交車，讓人可以從兩側上落。公交系統的整體改裝費用為3億零145萬7972瑞典克朗。
Image caption在當年的H日期間，77歲拉姆奎斯特是一名交通工程師，他用驚險一詞來形容更改道路行駛方向時的心情
瑞典全國有大約36萬個路牌需要更換，其中大部分都需要在轉為靠右行駛的前一天完成。部隊軍人也加入到市政工人當中，一起工作到深夜，確保H日在週日一大早正式啟動前完成任務。除非必要，所有車輛都禁止上路。
「那天晚上我非常賣力地工作，」拉姆奎斯特回憶。他跟別人一起負責確保把馬爾默的大約3000個路標挪到正確的位置。
「我老闆非常自豪，因為我們是最早一批打電話到斯德哥爾摩的地方城市，告訴委員會的頭我們已經幹完了，」他邊說，邊回憶當時緊張、喜慶的氣氛。「我們在半夜吃著蛋糕、喝著咖啡慶祝！」
對於這個項目所造成的壓力，其他人記憶猶新。
「最大的挑戰是時間緊，完全不能休假，每天工作好長時間，連續好多個月，我快忙死了，」現年82歲的奧林（Arthur Olin）說，他當時是赫爾辛堡的交通顧問，整整一年都忙於工作規劃。
一年後，壓力令他「難以為繼」。「我必須去非洲呆兩週，只為了切斷跟工作有關的一切聯繫——這是醫生的嚴厲指示！」
Image caption 82歲的奧林當時是H日的交通顧問，他做了整整一年的規劃工作，完全不能休假。
一個新時代
但是，當H日的曙光初現，辛苦的工作似乎都得到了回報。1967年9月3日凌晨5點，在全國各地的道路上，瑞典人開始小心翼翼地靠右側行駛。
瑞典當時的交通部長帕爾梅（Olof Palme，後來成為首相）在廣播中說，這個轉變代表了「我們日常生活的巨大變化」。
他宣布：「我敢說，以前還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為了與國際交規接軌，投入如此多的勞力和資金。」
該項目總耗資6.28億瑞典克朗，僅比兩年前政府估計的預算高出5%，相當於今天約26億克朗（約合3.16億美元）。
不過，經濟史專家馬格努松（Lars Magnusson)認為，考慮到該項目的規模，這個數字不算大，這是瑞典有史以來最大的基礎設施項目。
瑞典一夜之間轉變
Image caption H日——1967年9月3日——是瑞典人轉換車道的日子，事實證明，這是一項龐大的基礎設施和公關工程
馬格努松作了個比較，管公路和鐵路的瑞典交通運輸管理局（負責運輸規劃的政府機構）2017年獲得的總預算約為250億瑞典克朗（約合29.7億美元）。
他解釋：「從某種意義上說，（H日）是一個相當便宜的轉變，即使是在那個時候，這也不是一筆大數目。」
馬格努松說，在一定程度上，這個便宜價格在於瑞典官員沒有辜負他們在完成效率和精心規劃方面的全球聲譽，而且，當年的規劃工作也做得好。
「當時的公路系統也不像今天這樣發達，所以基礎設施的成本並不高，而且我們已經在開左邊駕駛的汽車了。」
危機解除
從安全的角度說，幾乎立刻就宣布，這個項目取得了成功。瑞典人在H日之後的第二天開始了新的工作周，全國各地在那天報告了157起輕微交通事故，略低於一般週一的平均值。那天沒有人死於交通事故。
斯德哥爾摩的交通顧問克龍堡（Peter Kronborg）寫過一本關於H日的書《靠右行駛，斯文松》（Keep to the right,Svensson）。在轉換車道那一天他10歲，他興奮地回憶起自己首次在馬路上靠右騎自行車的情形，以及全球媒體聚集瑞典首都，報導當天的盛況。
「那是1967年瑞典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他說。「媒體記者——尤其是BBC的人馬，等著看一場大屠殺——等著大量的交通事故出現。他們有點失望。至少我是這麼看的！」
1967年，也就是H日那一年，全瑞典共有1077人死於交通事故，21001人受傷，而在1965年分別是1313人和23618人。這兩個數字之所以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轉換車道後，瑞典人開車時加倍小心，而且全國開展了宣傳活動。又過了三年，事故和死亡率才恢復到之前的水平，但在此期間，全國範圍內的汽車持有量持續快速增長。
前期駕駛教育
道路上的凖備工作需要進行合理的規劃和組織安排，這顯然有助於司機避免出現混淆。但是，政府H日預算中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教育瑞典公眾上，促使他們支持這個轉變。統計數字告訴我們，這個轉變來之不易：在1955年的一次全民公投中，83%的投票者其實是反對這個轉變的。
耗資4300萬克朗（總開銷為6億2834萬9774克朗）的宣傳戰包括在電視、電臺和報紙上投放廣告，以及在學校進行宣講。H日有自己的標識，它出現在廣告牌、公汽和牛奶包裝盒上。
瑞典甚至還為此舉辦了一場歌曲大賽，選出轉換車道項目的主題歌，通過全國投票，一首名叫《靠右行駛，斯文松》的歌勝出（克龍堡的書名正是來自這首歌），它還登上了瑞典流行歌曲排行榜第五名。與此同時，公共電視臺還請來全球名人參加其最受歡迎的節目，旨在吸引大批觀眾，然後藉機宣傳H日。
「政客們意識到，僅僅一個信息節目是不夠的，他們需要來一場宣傳戰！」克龍堡笑道。「目標不是傳達給99%的人，而是100%的人。」
馬格努松補充說，當時的瑞典盛行「墨守成規的文化」和對權威的信任，也有助於公共輿論的轉變。
「那時的媒體沒有現在那麼愛批評，他們報導專家告訴他們的事情，如果專家說不會很貴，而且會讓所有人受益，媒體就會接受，我想公眾也會接受。」
馬格努松認為，除了對瑞典的全球聲譽很重要以外，既然這個轉變被看作是這個北歐國家為了成為歐洲主要參與者而做出的更廣泛的努力，可能還具有其他的長期成本及好處，比如來自歐洲大陸其他地區的貿易和運輸的增加。然而，他認為，更廣泛的經濟影響是「很難估計的」，因為這種轉變發生在「經濟和GDP每年都在快速增長的時期，所以很難區分貿易和交通可能帶來的好處」。
未來的教訓
Image caption 50年過去了，經濟學家和城市規劃者仍將H日視為公共工程項目的一個典範。
那麼，今天的瑞典還能夠實現象H日那樣顛覆的事情嗎?
不久前，在彭博的全球創新排名中，瑞典在歐洲排名第一，交通基礎設施質量高於歐盟平均水平，也是該地區最強大的數字經濟體之一。如果這個北歐國家決定啟動一個類似的顛覆性交通項目，毫無疑問已經佔得先機。
但是，那些對H日進行過仔細研究的人普遍認為，與當年相比，今天的政治、經濟和媒體環境將帶來許多新的挑戰。
克龍堡的主要觀點是，瑞典部長和公共機構將很難改變公眾輿論，並且非常戲劇性地達成新的共識。他說，就在H日一年之後，隨著學生激進主義和反文化主義橫掃歐洲，「瑞典社會的方方面面都變得有點更加個人主義了」，他認為，今天的政客若是無視公投的激烈反對而執意推進一個項目，將會引發瑞典民眾的憤怒。
同時，克龍堡也提出，「黃金時段的電視」已經消亡，YouTube和Netflix構成的當下媒體膳食，使得政客和活動家要想觸及整個人口變得「複雜得多」，而在H日時代，只有一個電視頻道和一個廣播頻道，「大家聽的看的都一樣」。
從經濟角度說，馬格努松估計，由於瑞典的道路網和基礎設施比50年前「發達得多」，今天實施H日的財務成本將大為增加。
「很難給出凖確的估計，但至少增加10倍。這是我的推測，」他說。
即使是瑞典現在的運輸戰略家也懷疑，在今天任何地方要實現一個像H日那樣的項目都不可能像1967年那樣順利。
「我個人認為非常困難，」斯德哥爾摩交通規劃負責人倫德貝裡（Mattias Lundberg）說。
「當年，只有少數人，通常是男性，才可以獲得許多權利，從而在大範圍內產生影響力。今天的社會則更為多元。」
但他也指出，H日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他的同事偶爾還會提及，這件事有助於鼓勵人們在公共和政治話語中持續關注道路安全問題。
1997年，瑞典開始推動實現公共道路零死亡，即零死亡願景（Vision Zero），後來成為了一個跨國項目。瑞典是目前世界上擁有最低道路死亡率的一個國家。2016年的死亡人數是270人，而1966年，也就是H日前一年，死亡人數是1313人。
不過，倫德貝裡的團隊主要在做關於未來的規劃，屆時，開車的瑞典人會越來越少。
瑞典首都目前採取的戰略以可持續性為重點，優先考慮步行、自行車和公共交通。今年1月，該國首批無人駕駛公共汽車在斯德哥爾摩上路，政府官員也在關注這個可能是自H日以來最大的出行轉變：無人駕駛汽車的到來。
倫德貝裡認為，距離出現任何重大轉變仍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與當年的H日不同的是，政府肯定會在一段時間內大量諮詢公眾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