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8年8月4日訊】（看中國記者雨晴編譯）或許你最近聽到一種說法：「所有的中國學生都是間諜」。你也許會認為這句話是我說的，但實際上，我從沒說過這句話。
2017年，在我麥考瑞大學任教的課堂上，一名中國留學生在課堂上做了以藏民自焚為主題的演說之後，中共當局有關人士將此事告訴了她的父母，稱該演說很反動，並警告說「看好」自己的女兒。
很顯然，這是當時的某位課堂參與者監控並把這名學生的行為上報給了北京當局。當該名演講的學生找到我說明這件事時，顯得很恐懼。我並不對此感到意外，但我很沮喪：這是一個中共將其嚴密的監控體系安插進澳洲教室的典型案例，並且是對澳大利亞主權的嚴重侵犯。
2017年晚些時候，我在接受Inside Higher Ed（www.insidehighered.com）採訪時，透露了該件事。我當時強調，應保護國際學生自由言論和質詢的權利。很快，中共黨媒《中國日報》英文版刊文予以回擊，把「所有的中國學生都是間諜」這句話扣在了我的頭上。
《中國日報》的那篇文章刻意曲解了事件的原貌，他們稱我在課堂上發表了一些「敏感」言論，當經過被強權控制的中國社交媒體上的大肆傳播後，他們從稱我說「我的課堂上有間諜」，演變成「所有中國學生都是間諜」。
但實際上這是無端捏造的論述，從根本上扭曲了真相。他們的描述讓我看起來像一名易怒的恐外者，以至海外留學生在我的淫威下掙扎求生，不得不求助於一個在監視他們的所謂「保護者」。事實上，我的原意是要求，所有學生都不應該受監控，擁有自由表達的權利，可我卻被那篇中共的文章扭曲成了一種「敵對言論」，並起到了中共所要的顯著效果。沒有人真正去關心那位中國學生後來到底怎麼樣了，而捏造出的那句話卻激發了眾多義憤填膺者聯合起來，在關於外國勢力滲透的辯論中不停的以此為據進行攻擊。那篇文章效果如此之「好」，以至於我的一名同事擔心我在參與什麼「反華行動」，她利用這句「所有學生是特務」的話來說明目前的「中國影響」討論帶來的一些風險。然而，我卻在她身上清楚地看到了，中共是怎樣利用「敵對言論」來操縱信息、從而輕而易舉的扼殺關於中共滲透的話語討論。注意了，我並不讚同把此討論稱為「中國影響」討論，而是應該稱其為「中共滲透」。
Chris Zappone最近在一篇發表於《時代報》的文章裡，分析了中共黨媒是如何利用「敵對言論」將澳大利亞塑造成一個「種族主義」的「反華」敵對形象。他指出，這類文章近幾個月伴隨著中共滲透的辯論以指數級別增長。這種看似冠冕堂皇的指控，卻企圖有意把問題簡單化，實質上是為了淡化有關中共滲透的辯論主題，並且把種種歧視的罪名堆到這場辯論的領軍者身上。
Zappone的文章提到了一份今年3月由數名中國學者聯合署名的公開信，信中稱「我們沒有見到任何中國向澳大利亞輸出其政治勢力或干擾本國主權的證據」，並且警告稱「不應製造關於中國官方大規模陰謀的種族歧視性言論」，這封信被許多頗有名望的學者聯名背書。
然而，《環球時報》利用這封信指責澳洲政府「為種族歧視煽風點火」，另一家上海新興黨媒《澎湃新聞》，更為此將這場辯論稱之為「是反外國干涉，還是種族主義？」辯論參與者、澳洲中國學者孫婉寧也認為，Zappone的文章「再度拉低了辯論的價值」。
David Brophy則為Overland（overland.org.au）撰文稱，Zappone在利用「敵對性言論」來指責該封聯名信的簽署者涉及「中共勢力合謀」。Brophy認為Zappone這種指控有可能導致這些學者們在反外國干涉法施行之後被定罪。
按照Brophy的說法，分析中共媒體敵對言論以及其在澳洲的影響會有抑制討論的效果。那麼，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討論這些根本就沒有發生並且完全編出來的威脅，比如澳洲政府利用反外國干涉法來制裁學者的言論自由，是否真的在讓這個辯論更有建設性？絕對不是，只是換話題，分散人的注意力，用編出來的迫害來掩蓋真正發生的壓迫。
不管是「所有中國學生都是間諜」，還是對所有澳洲華人移民的懷疑，或是認為反外國干涉法將會囚禁學者的擔憂，其實都有一個共同點：沒有任何有理智的人會認同這些想法。實際上，這些言論和事情都從未發生過，某些辯論的參與者確實在擔憂，而某些人則利用了這種擔憂，挑起更大的事端，企圖使我們偏離這場辯論的核心。有人即使身在澳洲，卻仍飽受中共勢力的干擾和傷害，比如前文所提到的那位學生和她的父母。有維吾爾族人因害怕身在新疆的家人受到影響而不敢在澳洲公開發言，也有澳洲公民在中共保安的壓力下「回國」等這些事情發生。
我們關於中共勢力滲透的辯論，絕對不是針對從中國來到澳洲大學的留學生們，也不是為了調查和起訴中國背景的澳洲移民們。實際上，這場辯論正是為了確保留學生們有自由發言的權利，而不用擔心某位同學會把自己舉報給中共大使館，讓在國內的家人受到牽連。
希望今後，我們的義憤能全力集中於實際發生的威脅事件（如那位被警告的留學生）上，而不應該是集中在那些從來沒有人說過的狂言上。
（原文發表在7月25日的《悉尼晨峰報》，作者Kevin Carrico博士系澳洲麥考瑞大學國際研究部的中國研究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