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如何把毛思想灌輸到人民的腦中?(組圖)

2018-09-24 10:01 作者: 王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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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造假英雄人物雷鋒,倡導學習毛著作,向人民灌輸其思想。(網絡圖片)

提要:自1949年以來,中共利用多種渠道向少年兒童灌輸其思想。滅絕中國傳統文化,把許多不符合毛思想的書籍封存,把不利於毛的歷史遮掩,把宗教信仰淡化,然後把毛澤東選集鼓吹成靈丹妙藥,再把毛思想理念一股腦兒地灌輸到人民的腦中,從而達到思想禁錮

自1949年以來,中共當權者利用多種渠道向少年兒童灌輸其思想。把領導人、英雄模範放到教科書裡,比如「朱德的扁擔」、「任弼時二三事」、關向應、黃繼光、「誰是最可愛的人」、劉文學、雷鋒以及王老九歌頌領袖的打油詩等;在歌曲中宣揚領袖,把毛澤東稱為「親愛的父親」,形容為「像太陽在當空照」。在歷史教學裡樹立八路軍和解放軍的光榮形象,把共產黨說成是抗日救國的中流砥柱,而國民政府則是賣國漢奸。這些說教直接植入少兒空白的大腦,以至這代人頭髮白了之後,依然認為毛主席是民族英雄,共產黨解放了中國,抗美援朝可歌可泣。儘管死去了幾十萬青年,儘管耗費了60%的國家收入。

為了有組織地開展所謂的思想工作,在小學成立少先隊,在中學成立共青團,在大學開始吸收所謂優秀的學生入黨。除了班主任的日常關心,還要設立輔導員制度,執行專職的思想教育。這些政治思想工作者鼓勵學生匯報思想,暴露私心雜念,然後再進行說教,把學生的思想扭轉到黨指明的康莊大道。學生思想工作和輔導員制度以清華最為出色。以至於幾十年後,這些輔導員們成為政治局委員、總書記。他們的確不辱使命,努力捍衛了紅色江山。儘管貪官四起,把國家搞得越來越亂。


中共破壞中華傳統文化和信仰。(網絡圖片)

學校借發展少先隊員和共青團員對學生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紅領巾是烈士鮮血染成,要繼承他們的革命遺志,成為共產主義的接班人。老師們鼓勵學生要求進步,靠近組織,把學生分成進步和落後兩部分。一部分聽黨的話,經常向組織匯報,不光學習好,還要有明確的學習目的,思想也得好。這樣的人被樹立為又紅又專的典型,並吸收為隊員或團員。至於那些埋頭學習不問政治的則被歸類為只專不紅,思想落後。如今的許多國家幹部都是從少先隊共青團時培養出來的典型,他們絕對效忠黨。不過在國家崛起之後,開始見錢眼開,一個個墮落為國家的碩鼠蠹蟲。

在學校設立發展黨團的基層組織有兩個副作用。第一影響了學生的智育發展,分散了注意力。第二,學生為了光榮上進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舊常態,偽裝積極,騙取組織的信任和培養。這部分學生具備陰陽臉或兩面派,口是心非,從小就願意當幹部,熱衷做人上人,滋生政治野心。一旦竊居廟堂之高,則會假公濟私,作威作福。

除了日常教育,學校還經常進行革命傳統教育,邀請英雄模範作報告,激發學生愛黨愛國的熱情。訪問貧下中農,揭露舊社會的黑暗,吃憶苦飯,唱憶苦歌,增加對地主資本家的仇恨,樹立天下烏鴉一般黑的觀念。共產黨和毛主席把貧苦的工人、農民解放出來,當家作主。不光要胸懷祖國還要放眼世界,還要想到地球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

上大學後先要接受入學教育。以清華為例,系分團委、輔導員和政治課老師三管齊下,狠抓學生活思想,丟掉私心,樹立正確的學習目的和人生觀。圖書館舉辦的展覽是思想教育的必修課,把57年反右鬥爭的激烈場面圖文並茂地展現出來,批判右派的反黨言論,然後把又紅又專的黨員幹部樹立為學生的榜樣。這次教育使得新生堅決跟黨走、聽校黨委的話。

至於學校之外的廣大群體則被輿論宣傳包圍。執政黨為了做到全國只有一種聲音,嚴格掌控著廣播和報紙,甚至各類雜誌期刊。每有新的政策出臺,多管齊下,到處敲鑼打鼓,大肆宣傳,絕對壓倒各種反對的意見。反右時,批判右派的文章如雪片在報上刊登,反覆強調右派的險惡和鬥爭的偉大意義。謠言重複多次會成為真理,久而久之,人們便接受了右派份子居心叵測向黨奪權的定論。

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成了文革的序曲,自此輿論界如暴風驟雨陣陣撲來,516通知、批判三家村、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文章吹響文革進軍的號角。如同列寧同志所說,沒有革命的輿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文革是一場上層建築領域深刻的革命,自然離不開輿論。

由於各級領導班子癱瘓,文革主要靠領導人的講話和最新指示來掌控方向的。毛主席經常會冷不伶仃地吐出一句「金口玉言」。比如「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比如「在訂計畫的時候要留有餘地」,比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很有必要」,「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三要三不要」,「要認真總結經驗」。不管這些最新指示多麼空乏,軍代表都會滔滔不絕地宣講一個多小時。然後分組討論,宣傳不過夜。當然有的指示也十分具體,比如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此外,每次傳達主席圈閱的中央文件,基層單位都要組織學習討論。比如批判劉少奇的三黨黑六論,批判林彪的571工程,批判孔子和宋江,反擊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基層單位聞風而動,一方面學習兩報一刊的文章,一方面組織革命群眾的大批判。直到群眾對中央的精神「心領神會」,暢通無阻。把中央的精神轉換成百姓的思維方式,從而達到思想禁錮。

禁錮人的思想如同啟動一臺新的計算機或重新啟動一臺舊的計算機。對於孩子來說,他們的大腦開始時是空的。當權者可以按照他們的思路直接把操作系統、必要的信息文件輸入到孩子大腦中。

對於成年人,他們的頭腦已經塞滿了各種文件並且有了自己獨特的操作系統。這時,首要的工作是格式化大腦中的硬碟。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格式化後,再建立當權者所獨尊的操作系統及各類單色的文件信息。

格式化的過程就是落實毛澤東的破四舊立四新的指示,而且要先破後立。他是怎麼破四舊的呢?這就是文化滅絕,把許多不符合他的思想的書籍封存,把不利於他的名聲的歷史遮掩,把歷史遺留的民俗取締,把帝王將相從舞台上趕下去,把宗教信仰淡化,拆除眾多的庵觀寺院和各類廟宇,甚至拆除北京的城牆和各類牌樓,停辦諸如天橋一類貧苦大眾的娛樂場所,利用反右鬥爭把敢於講話的人打成右派,充軍發配到青海,把老知識份子趕進牛棚,甚至砸爛鬧市區商鋪的霓虹燈。

然後,報紙廣播把毛澤東選集鼓吹成靈丹妙藥,可以用來解決各類矛盾,甚至指導科學研究。學校和社會群體只能唱紅色歌曲,歌頌領袖毛主席,歌頌執政黨的英明偉大,歌頌新中國的各項成就,歌頌解放軍,歌頌英勇抗日的八路軍、新四軍。在舞台上則創作新戲,如革命樣板戲《紅燈記》《沙家浜》《奇襲白虎團》《智取威虎山》《龍江頌》《杜鵑山》等。除此之外的文化藝術則一律被斥之為毒草。

50和60年代對一部部電影戲劇的批判實際上乃是文革前的未雨稠繆。點名痛批的《清宮秘史》《早春二月》《北國江南》《海瑞罷官》都是屠殺百花之前的預警。這種肆意的封殺不過是給文藝工作者一個下馬威,讓他們放規矩點兒,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到了文革就沒有那麼客氣了。從百花齊放到百花凋零,從百家爭鳴到一家獨尊。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待得秋來九月八,我花開時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不過毛澤東與黃巢先生不同的是,他的脾氣更急,他對「舊社會」更加仇恨,因此他要的是「我花開前殺百花」。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就是先創造一種真空的環境,然後再把他的思想理念一股腦兒地輸入到七億人民的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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