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與夫人。賀龍曾大駡丁玲臭婊子。（網絡圖片）
癔症又稱歇斯底里。上世記中期以前，癔症型人格似不多見，症狀通常限於農村少數婦女身上發生。癔症型人格的心理有強烈的自我暗示和依賴性，發作時表現為情緒激動，讓人感到「大驚小怪」，同時又有一定的感染力。醫學人員認為，癔症大多因在兒童時期心理發育障礙所致，患者渴望被認可。上世紀中期以降，癔症型性人格以十分驚人的速度擴張，癔症也隨之呈現群體發作的態勢，因而也更顯得情緒熾熱；由於發作時相互感染，也不再有人感到「大驚小怪」；患者的語言、動作都充滿表演和誇張的成分，但大體上離不開對絕對權力的謅媚、膜拜，乃至極其認真的連篇謊言，力求投其所好。對於政治上受陷害的弱者，癔症型人格熱衷於落井下石，置人於死地的遣責和不遺餘力地打擊要害，並爭取引起權勢者對自己的關注。當然，這兩者又是統一的，對受陷害者的落井下石，也意味著向最高權勢的阿諛。
上世記英國傑出小說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他那本享譽全球的經典《一九八四》中，對癔症型人格的群體表演有著深刻的揭示。書中主要人物溫斯頓在大洋國真理部供職，日常工作是製造謊言、塗改歷史以及淹抹人們的記憶。那是1984年4月4日夜裡11點在真理部的一間屋子裡，當大屏幕上閃現了人民公敵愛麥虞埃爾･果爾德斯坦因的臉的時候，癔症型人格開始集體發作。先是「觀眾中間到處響起了噓聲」，繼而是「那個淡茶式頭髮的小女人發出了混雜著恐懼和厭惡的叫聲」，原因就在於「果爾德斯坦因是個叛徒、變節分子」，曾經「一貫的惡毒攻擊」，還「主張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而且「他還活著，策劃著陰謀詭計；也許是在海外某個地方，得到外國後臺老闆的庇護；也許甚至在大洋國國內某個隱蔽的地方藏匿著……」。
集體發作開始才30秒鐘，接下來「屋子裡一半的人就爆發出控制不住的憤怒情緒」，「……到了第二分鐘達到狂熱程度。大家都跳了起來，大聲高喊，……那個淡茶色頭髮的小女人臉孔通紅，嘴巴一張一閉，好像離了水的魚一樣。甚至奧勃良的粗獷的臉也脹紅了。……溫斯頓背後的黑頭髮姑娘開始大叫『豬玀！豬玀！豬玀！』她突然撿起一本厚厚的新話詞典向電幕扔去」，試圖擊斃那個「主張自由」、又「惡毒攻擊」的「叛徒」、「變節分子」和「人民公敵」。
緊接著，書中有一段夾帶著分析議論的描述：
溫斯頓的頭腦曾經有過片刻的清醒，他發現自己也同大家一起在喊叫，用鞋後跟使勁地踢著椅子腿。兩分鐘仇恨所以可怕，不是你必須參加表演，而是要避免不參加是不可能的。不出30秒鐘，一切矜持都沒有必要了。一種夾雜著恐懼和報復情緒的快意，一種要殺人、虐待、用大鐵錘痛打別人臉孔的慾望，似乎像一股電流穿過了這一群人，甚至是你違反本意地變成了一個惡聲叫喊的瘋子。……在這樣的時刻，他心中對老大哥的憎恨變成了崇拜，老大哥的形象越來越高大，似乎是一個所向無敵、毫無畏懼的保護者，像塊巨石一般聳立於從亞洲蜂擁而來的烏合之眾之前……
當癔症的群體發作進入高潮的時候，屏幕上出現最高領袖老大哥的臉：「黑頭髮，黑鬍子，充滿力量，鎮定沉著，臉龐這麼大，幾乎佔滿了整個電幕，他的出現使大家放心地深深鬆了一口氣。……」然後再接著：
那個淡茶式頭髮的小女人撲在他前面一排的椅子背上。她哆哆嗦嗦地輕輕喊一聲好像「我的救星！」那樣的話，向電幕伸出雙臂。接著又雙手捧面。很明顯，她是在多做禱告。
這時，全部在場的人緩慢地、有節奏地、深沉地再三高叫「B—B！……B—B！……B—B！」他們叫得很慢，……。這種深沉的聲音令人奇怪地有一種野蠻的味道，你彷彿聽到了赤腳的踩踏和銅鼓的敲打。……這種有節奏的叫喊，在感情衝動壓倒一切的時候是常常會聽到的。這一部分是對老大哥的英明偉大的讚美，更多的是一種自我催眠……。溫斯頓心裏感到一陣涼。……在兩分鐘的仇恨中，他無法不同大家一起夢囈亂語，但是這種野獸般的「B—B！……B—B！」叫喊聲總使他充滿了恐懼。
「B—B」是Big Brother（老大哥）的縮寫。這裡對癔症集體發作的描述，就真實性而言已達到令人十分吃驚的程度，奧維爾本人並沒有在極權主義制度下生活的經歷，更談不上對癔症集體發作的親身體驗。人們只能將這種似乎「憑空杜撰」的癔症型人格描寫，解釋為作家對極權主義制度高度敏感的悟性。不過在我看，也許還應加上他依靠默會認知的才能，對極權制度下芸芸眾生行為邏輯的慎密推導。考察奧維爾對癔症型人格描述的真實性，方法是與真實世界中曾經發生的癔症集體發作相對照。傑出的歷史學家高華的筆下，曾談到1942年在延安對王實味的批判，就是一次真實世界癔症的集體發作。當然，歷史學家近於白描的文字特徵，與小說家繪聲繪色的細節描寫，其差異顯而易見，然而兩者在癔症集體發作的高度一致性方面，大概不難領略。
作為篤信馬克思主義的王實味，20歲在北大文科讀預科時加入中共，同時又恪守「五四」以來知識份子追求平等與自由的傳統。王實味31歲（1937年）到延安後不久，發現國內雖處在抗日戰爭的極端艱難中，延安高層卻能享受著等級制度帶來的優裕物質條件。我在《從「傅斯年會見王實味」談起》一文中，有下列一段文字：
彼時延安的等級制度可用八個字概括：「食分五等，衣著三色」。具體而言，每單位有大、中、小三灶，但只能按級別享用，高層還享有特供的營養品，最低層每日僅兩餐粥；病房、藥品，甚至日用品全按等級配置。當年盛傳的一句話是：「延安有三樣東西是平等的——太陽、空氣、廁所」。延安特權最醒目的標誌，一是王實味文中指陳高層「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夜生活（這被許多人認為是暗諷江青）；二是延安唯一的一輛小汽車，原是紐約洗衣房華僑捐贈，指定用於運送傷員。但根據權力配置物質待遇的原則，這輛汽車成了毛澤東與江青招搖過市的專車。……
其實在中央研究院，王實味享受的是中灶待遇。但平等與自由意識強烈的王實味，難以接受這樣的等級制度。最早對延安等級制度提出異見者，是1942年3月上旬丁玲刊發在《解放日報》的「三八節有感」，接著就是王實味分兩次連載在同一報紙上、影響也更大的「野百合花」一文。賀龍看了丁玲的文章後，破口大罵丁是「臭婊子」，毛澤東讀了王實味的文章後拍案震怒了。王實味的文章在延安中下層卻獲得廣泛認同，繼而又在中研院的牆報《矢與的》上貼出新文章，人們從四面八方湧來觀讀，王似乎成了為公眾代言的英雄。
延安當時的夜生活被形容為「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女作家丁玲對延安等級制度提出異見。（網絡圖片）
當月，毛澤東在《解放日報》召開座談會，會上首次發出對王實味反擊的信號，很快《解放日報》以社論的名義公開了毛的講話。心領神會的羅邁（李維漢），4月上旬立即在中研院佈署對王實味的批判與圍剿，於是第一次的集體癔症在中研院大禮堂大發。高華教授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是這樣描述的：
很快，中研院原先支持同情王實味的幹部，被驟然降臨的風暴嚇得不知所措，隨即為求自保，紛紛反戈一擊，或痛哭流涕檢討自己立場不穩，上當受騙；或義憤填膺，控訴王實味一貫「反黨」、「反領導」。一些人甚至作出與王實味勢不兩立的模樣，要求組織上嚴懲王實味。……
在這種群體性癔症的瘋狂狀態中，王實味的罪名也不斷升級。於是：
到了1942年6月，王實味的頭上已有了三項鐵帽子：反黨分子（不久又升格為「反黨集團頭目」）、托匪、國民黨特務（又稱「國民黨探子」）。
就在癔症型人格表演的當年11月，王實味被隔離，次年被下令逮捕。延至1947年王實味被押至山西興縣，砍下頭顱並推入枯井。是誰最終下令砍掉王實味的頭？高華的刀筆直指酷吏康生，作家戴晴則用曲筆暗指賀龍。
癔症型人格一旦形成，群體的癔症發作必然欲罷而不能。1954年，文藝理論家胡風因思想而獲罪被捕入獄，涉案受牽連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達2000餘人，其中92人被逮捕。這是1957年「反右」前對中國文化界規模最大的一次政治清洗。次年5月中國文聯與中國作協聯合召開大會，向「胡風集團」發起更強勢進攻。會議主持人為郭沫若，幕後指揮是周揚。
這也是中國高層文人學者們一次癔症的群體發作，幾乎所有著名文學家、小說家、藝術家及部分科學家，居然破天荒地紛紛加入。大家粉墨登場，一致表現出義正辭嚴、慷慨激昂的樣子，揭發、批判胡風的反革命罪行，欲置胡風於死地而後快。網際網路上至今可見以「文化名人曾經的醜陋面目」為題的文章，內容即是反胡風運動中文化界的癔症群體發作。對郭沫若、馮雪峰、高玉寶、翦伯讚等人的癔症型人格表演，我不奇怪。郭沫若的發言起到傳聲筒的功效，他指出：「胡風集團不僅是我們思想上的敵人，而且是我們政治上的敵人。」其中率先提出應對胡風予以司法處置的癔症發作者則是馮雪峰。誰也沒料到，11年後這一建議竟在馮雪峰自己身上兌現。令人難以理諭的是，就連梅蘭芳、歐陽矛倩、田漢、曹禺、葉聖陶、冰心等頗有長者之風的名家，也毫不猶豫地投身癔症發作。以德高望重的葉聖陶先生而言，初聞他曾有參與迫害胡風的嫌疑，我懷疑是否誣陷。然而事實上葉先生在發言中，對胡風大張撻伐同樣毫不手軟：
（胡風）這種兩面派的陰謀手段，是跟《聯共黨史》裡講的托洛茨基相比，可以說絲毫沒有區別。他們的目的也是相同的，都是企圖顛覆人民政權，讓反革命復辟。胡風反黨集團的活動跟美蔣特務機關的罪惡是完全一致的。我們必須把胡風清洗出去。
這次大會後胡風即鐺鋃入獄，而文化界以口誅聲討為形式的癔症表演，似乎意猶未竟，繼而又是名家名流們形成文字的癔症發作——將聲討演進為筆伐——他們的文章，分別發表在國內頂級報紙上。參與筆伐的名流們，不少在道德上原本是值得我們仰慕的賢達，至此他們對胡風的落井下石的批判，卻已令人不寒而慄，他們留下的癔症型批判文章如：
「趕快從人們隊伍中清除胡風」（林巧稚）；「揭下胡風派的騙人外衣」（茅以升）；「擁護全國文聯和作協清除反革命分子胡風的決議」（程硯秋）；「看穿了胡風的心」（老舍）；「必須徹底打垮胡風集團」（巴金）；「胡風，你的主子是誰？」（曹禺）；「我看出了胡風的陰謀」（冰心）；「個人野心家永遠是我們的敵人」（焦菊隱）；「胡風——蛀牆腳的白蟻」（馬思聰）；「肅清陰險的反革命分子」（豐子愷）；……
命運似乎捉弄人，當初文化界在批判「胡風集團」時，曾積極投入群體癔症發作的大批文學家、藝術家們，10年後也全被「打倒在地」，幾乎無一倖免地成了任人宰割的「牛鬼蛇神」。他們當中絕大多數的最終結局，甚至比胡風更淒慘。胡風於1978年獲釋，兩年後公開平反。那個在圍剿「胡風集團」中煽動群體癔症發作的組織者周揚，文革初即被關入獄中；另一個癔症狂熱發作者——把私人信件交出來以揭發胡風罪行的舒蕪，僅隔3年即被戴上右派帽子，文革中更是厄運難逃、一言難盡。
文革時期，癔症型人格的群體發作，迅速上升為幾億人口的全民發作。G.奧威爾在書中描繪的那種癔症群體發作，早已是小巫見大巫。當劉少奇一夜之間變成「叛徒、工賊、內奸和黨內頭號走資派」的時候，全國上上下下除癱瘓在床的垂暮病人與剛剛學步的嬰幼兒外，千千萬萬紅衛兵戰士們、各省市革命造派戰友們，乃至傾國的革命群眾們，全部進入癔症的表演性發作。對劉少奇的批判大會從各大、中、小學校到街道裡弄，從工廠車間到鄉村生產隊，從邊疆哨所到城市的所有商店，到處都轟轟烈烈地召開。人人迅速表現出對劉少奇恨之入骨的革命激情，批判會上更是群情激奮、怒不可遏，「打倒劉少奇！」和「誓死捍衛毛主席！」的聲浪鋪天蓋地、響徹雲霄。在人類歷史上，如此癔症的全民發作，大概早已令蒼天也深感厭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