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陸，天災大多數其實是人禍（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8年10月13日訊】一、你可還曾記得二十年前那一場「百年不遇」的長江洪水？
時間過得真快。
今年，2018年是「戰勝1998年那場百年不遇的長江洪水」二十年週年的紀念。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並沒有舉行什麼活動來紀念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中國媒體也鮮有紀念文章，特別是中央的那幾個國家級的甚至是國際級的重要媒體。顯然，習近平是不喜歡將江澤民利用1998年長江抗洪，大規模調兵，奪取掌握對軍隊的絕對指揮權的做法。
而正式舉行紀念活動只有杭州。2018年8月12日，紀念1998九江長江抗洪勝利20週年座談會在杭州舉行。這一天，正是長江特大洪災中，九江大堤決口被成功圍堵整整20年週年之日。
為什麼這個紀念活動不在長江大堤潰口的江西省九江市舉行，或者在湖北省的沙市舉行，而在浙江省杭州市舉行？這是因為報告文學《九八．九江》一書的作者葛羽哲目前在浙江廣電集團工作。葛羽哲1991年9月入伍，大學學歷，曾親自參與1998年九江抗洪。作為紀念活動的一項最主要內容，就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九八．九江》舉行首髮式。
經過二十年時間的沉澱，戰勝1998年那一場百年不遇的長江洪水的真實面目漸漸地展露在世人面前。
二、1998年長江洪水不是百年不遇的洪水
首先，1998年的那場長江洪水不是什麼百年不遇的洪水。許多水利專家如陸欽侃、楊振懷等都認為，這場洪水其實並不算大，與歷史記錄相比只能算是「小洪水」，但是結果卻是「高水位、重災情」。
衡量一場洪水大小的最重要標準是最大洪峰流量。1998年長江宜昌水文站測到的長江最大流量是8月16日出現的63600立方米／秒，小於1954年該站的最大洪水流量，更小於歷史上的最大洪水流量。根據歷史上的長江洪水數據計算，宜昌站5年一遇的洪水流量為60300立方米／秒；20年一遇的洪水流量為72300立方米／秒；百年一遇的洪水流量為83700立方米／秒；千年一遇的洪水流量是98800立方米／秒；超千年一遇的洪水流量則為115000立方米／秒。這些數據顯示，1998年長江洪水期內最大洪峰流量介乎於5年一遇的洪水和20年一遇的洪水之間，科技人員正是據此認為1998年的長江洪水屬於「小洪水」。
但是在這樣一個並不算很大的洪水流量下，1998年長江中下游的河道卻出現了罕見的高水位，特別是在荊江、沙市地段出現了45.22米的高水位（本文中的水位高度均為海拔高度），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還高出0.55米。正是這「高水位」造成了1998年的重大災情。
為什麼會產生「小洪水、高水位」這種反常的現象？
有人認為是上游的森林砍伐，導致上游地區水土流失加重。泥沙被衝出三峽之後，在荊江河段沉積，淤高了河床；有人認為是對長江沿線湖泊的圍墾，比如對洞庭湖的盲目圍墾，使得洞庭湖的湖容量由1949年的293億立方米減少到1998年的167億立方；有人認為多年以來利用江心洲和江心灘上建造了眾多民垸，人為設障行洪，增加了洪水的水位；還有人認為是長江盲目裁彎取直的結果等等。但在諸多解釋中，最有說服力的是原水利部部長、當年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楊振懷的觀點。他認為，未按規劃使用分、蓄洪區，是導致洪水逼高河道水位的主要原因。中國當官的有個中國特色，在位時不敢對時政發表評論，常常人云亦云；而在退休之後，則觀點比較尖銳，有自己的觀點。
1954年長江洪水之後，國務院專門制定了長江防洪規劃：一旦沙市的水位達到44.67米，荊江分洪區就必須開閘分洪。沙市的水位44.67米就是1954年洪水過程中沙市的最高洪水位。
1972年、1980年兩次長江中下游五省市座談會建議加高加固長江干堤，並將啟動荊江分洪區的標準提高到沙市水位到達45米。但是當時中央政府只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三峽工程上，並未加高加固長江干堤。所以到1998年，荊江分洪區開閘分洪的標準仍然是1954年沙市的最高洪水位44.67米。
1954年長江洪水時，曾三次利用荊江分洪區分洪，使最高洪水位減低了0.96米，分洪效果十分明顯。如果1954年沒有利用荊江分洪區分洪，那麼理論上沙市的最高水位可能高達45.63米，比1998年出現的最高水位45.22米，還要高出0.41米。換一句話說，如果1998年按照長江防洪規劃，利用荊江等分蓄洪區分洪，應能取得同樣的效果，可使沙市的最高洪水位從45.22米降至44.26米。這樣，1998年的長江抗洪就有驚無險了。
三、長江洪水的高水位是江澤民大規模調兵的最好理由
但是1998年的長江抗洪不能是有驚無險，必須是有驚有險，媒體必須渲染這個驚險。
1998年８月5日午夜子時，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得知，長江第四個洪峰將在８月6日到達宜昌，預計到達沙市時的最高水位可能高達44.95米，遠遠超過國務院制定的動用荊江分洪區的沙市水位44.67米。
當時湖北省委書記賈志傑和省長蔣祝平正在討論如何執行國務院的相關規定。國務院1985年第79號文件批轉《長江防禦特大洪水方案》中明確規定：「當沙市達到44.67米（爭取45米），預計將繼續上漲時，即開啟荊江分洪區北閘分洪6000秒立方米至7000秒立方米。」賈志傑書記和蔣祝平省長兩人達成共識：這是法規性的文件，湖北省應該有執行命令的準備。兩人同意在８月６日上午再召集一次水利專家會議，聽一聽專家們的意見，然後就按國務院的文件辦理，向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上報準備啟動荊江分蓄洪區的緊急報告。
８月６日上午，沙市的水位達到44.6８米，已經超過分洪水位１厘米。在聽取了專家的意見後，於８月６日中午12時，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向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向黨中央和國務院上報，準備啟動荊江分蓄洪區應對洪水，預計分洪時間是在８月7日中午12時。賈志傑和蔣祝平在報告上都簽了字。
在同一時刻，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給荊州市和公安縣下達分洪轉移命令，公安縣33萬人需要撤離。６日晚上8時公安縣縣長出現在電視屏幕上，宣布撤離的命令。公安縣的廣播臺、電視臺一遍又一遍地播送這個命令。從８月６日晚上8時到８月7日中午12時，在短短的16小時中，在921平方公里分蓄洪區土地上，33萬人全部安全撤離了。正可謂：萬事具備，
四、江澤民：「一個電話調八個師」
在接到賈志傑和蔣祝平的緊急報告後，江澤民決定不按照《長江防禦特大洪水方案》開啟荊江分洪區北閘分洪，而是調用幾十萬解放軍正規軍趕赴長江抗洪一線，嚴防死守。江澤民派溫家寶到湖北省向賈志傑和蔣祝平傳達他的決定。
８月６日晚，江澤民給軍委副主席張萬年打電話，命令調動三軍將士立即上長江大堤嚴防死守。
張萬年在接到江澤民的電話後立即給總參謀部下達命令：廣州戰區、濟南戰區、南京戰區的部隊迅速調往長江抗洪搶險。按照江主席的命令最近關於防汛抗洪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圍繞三個確保，統一指揮好長江中下游地區搶險救災部隊的行動。
軍委副主席遲浩田指示：參加抗洪的部隊既要發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又要注意充分準備，周密組織。
總參謀長傅全有命令：長江防洪形勢嚴峻，參加抗洪搶險的部隊要堅決執行江主席的的命令。認真貫徹落實中央軍委的部署，做好充分準備，保證一聲令下，立即出動，按時到位，堅決圓滿完成任務。總參機關要加強值班，及時掌握情況，切實履行職能。
８月６日晚江澤民的一個電話，最早到達長江抗洪一線是南京戰區部隊的將士，他們已經從4、5月份開始「埋伏」在那裡了；其次是空降部隊，直接投至長江荊江地區；
廣州戰區的部隊在將軍的帶領下攜帶武器裝備北上了；濟南戰區的部隊在將軍的帶領下攜帶武器裝備南下了；空軍將士趕到長江大堤；海軍將士趕到長江大堤；二炮部隊趕到長江大堤；武警部隊趕到長江大堤；軍事院校的師生趕到長江大堤。
中國軍隊十多個集團軍、近百個師團、上百萬將士、民兵預備隊投入了所謂的抗擊「百年不遇」的長江洪水的戰鬥。軍隊調用了5800多部軍車，860多艘舟艇甚至60多架飛機參加了抗洪。鐵路部門給予最大的支援，用火車把戰士和重武器裝備都運到長江抗洪第一線。有報導說，共有幾百萬人投入了這場嚴防死守的戰鬥。
在中國歷史上的歷朝歷代，從未有過這麼多的正規軍和民兵預備隊參加一場抗洪活動。參加1998年長江抗洪搶險的總兵力為渡江戰役以來的最大一次。趕到長江大堤向江澤民表示效忠的有100多名將軍，他們中間有廣州軍區司令員陶伯鈞、政委史玉孝，南京軍區司令員陳炳德、政委方祖歧、副司令員董萬瑞，濟南軍區政委徐才厚，武警部隊司令員楊國屏、政委徐永清等等。
8月13日上午，江澤民在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紅和軍委副主席張萬年的陪同下從北戴河乘飛機前往沙市。一上飛機，江澤民就儼然像個拿破崙，打開地圖，聽取張萬年的關於部隊的兵力部署。其實江澤民對於部隊、對於部隊的首長知之不多。來的記住了，不來的更記住了。8月13日下午5時，江澤民攜帶眾將軍來到長江洪湖大堤。張萬年回憶道：「‘總書記來看望我們啦！’頓時，大堤上的軍民們歡聲雷動。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震撼人心的宏大場面：一幅幅巨型標語佈滿大堤上下，一袋袋沙石築起的堅固堤防巍然屹立，一面面不同歷史時期英雄團隊的軍旗迎風招展，一隊隊身穿迷彩軍服和橘紅色救生衣的官兵整齊列隊……」。
在幾天後的一次軍委會議上，江澤民談到此次調兵時情緒特別興奮，有點失控。他站起來揮舞著手臂說：「6日晚上，我一個電話就上去了八個師，空中、鐵路、公路摩托化齊開進。的確有一場特殊戰爭的感覺。說明我們這支隊伍，只要黨中央、中央軍委一聲令下，不但能開得出，走得動，而且能守得住，打得贏，是黨和人民可以放心的偉大軍隊。」
「我一個電話就上去了八個師！」這是何等的「權威」！據說當年趙紫陽總書記連調動一個排兵力的權力都沒有。
五、中共黨史：８月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作出關於長江抗洪搶險工作的決定
根據《中國共產黨大事記》記載：1989年８月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作出關於長江抗洪搶險工作的決定。
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於1998年8月26日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做《關於當前全國抗洪搶險情況的報告》時也說：「8月7日，在長江抗洪搶險最危急的時刻，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作出關於長江抗洪搶險工作的決定。」
1989年８月17日《人民日報》在第1版發表了新華社記者何平、萬武義與軍報記者王文傑共同撰寫的《在決戰決勝的緊要關頭——記江澤民總書記在湖北抗洪搶險第一線》一文，文章寫道：「8月7日夜，在長江第四次洪峰襲來的危急關頭，江澤民總書記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了國家防總的匯報，研究了長江抗洪搶險工作。會議決定：要把長江抗洪搶險工作作為當前頭等大事，全力以赴抓好。要堅決嚴防死守，確保長江大堤的安全，不能有絲毫鬆懈和動搖。人民解放軍要按照中央軍委的命令，繼續投入抗洪搶險第一線。武警部隊和公安干警也要積極參加抗洪搶險工作。要動員和組織一切人力、物力、財力進行抗洪搶險。」
至於誰參加了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會議的議題是什麼，會議的程序如何，對決定的具體表決是什麼樣，都沒有進行過詳細報導。會議的議題是什麼，會議的程序如何，對決定的具體表決是什麼樣，都沒有進行過詳細報導。召開這個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有什麼意義？負責長江抗洪搶險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負責國務院工作的朱鎔基都不在北戴河；江澤民在８月６日晚已經做出調動解放軍正規部隊的決定；湖北省要求在８月７日中午12時開啟荊江分洪區閘門的時間已過，江澤民已經通過溫家寶向湖北省下達了命令。也許這個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就是在北戴河休假的幾個領導碰了一個頭，為江澤民前一天做出的調動正規軍的決定補做一個所謂的集體決定。
在《李鵬三峽日記》中有關於這次會議的簡短記錄，但是李鵬說那是政治局常委會，而不是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根據《李鵬三峽日記》李鵬在會上發言，1985年國務院已經制定四大江河的防洪分流計畫，人大常委會還討論過。李鵬堅持，按照沙市45米分洪的原則辦理。可見，李鵬對江澤民在８月６日晚未徵求他意見而調兵的做法有意見。後來，江澤民派李鵬到松花江去指導抗洪，而沒有讓李鵬過問長江抗洪一事。但是後來全國人大開始調查長江洪水一事，這才有楊振懷的「未按規劃使用分、蓄洪區，是導致洪水逼高河道水位的主要原因」這個觀點。
江澤民一個電話調動八個師的事情發生在８月６日晚，而８月７日夜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才作出關於長江抗洪搶險工作的決定：調動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正規部隊投入長江抗洪搶險第一線。1989年長江抗洪的大規模調動正規軍，江澤民個人決策在前，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的集體決策在後。
六、８月７日九江長江大堤潰決
中國的很多民眾沒有注意到江澤民在決策程序上的這個錯誤，這是因為在８月７日這一天江西省九江市的長江大堤發生潰決，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到長江大堤潰決的這個重大事故上，放在導致九江長江大堤潰決的原因——豆腐渣工程上。中國的民眾把８月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做出的大規模調動正規軍到長江抗洪一線的決定，看作是中央決策層對九江長江大堤潰決的邏輯結果。
《江澤民其人》一書寫道：「1998年8月7日，長江的九江段干堤決口。當晚，江澤民立即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做出了「中共中央關於長江搶險工作的決定」，緊急調動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到抗洪搶險第一線。總參謀長傅全有隨即下達命令，要求被指定參加抗洪搶險的部隊在接到命令後2小時內，必須無條件執行命令，迅速開往前線。」
江澤民的一個電話，調動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到抗洪搶險第一線，張萬年、傅全有隨即下達命令，要求部隊在接到命令後2小時內，必須無條件執行命令，迅速開往前線。發生的時間是1998年8月6日晚，是在九江長江大堤潰決之前，而不是九江長江大堤潰決之後。
後記
從８月６日晚上8時到８月7日中午12時的16小時中，在921平方公里分蓄洪區土地上，33萬居民全部安全撤離。在接到賈志傑和蔣祝平的緊急報告後，江澤民決定不按照《長江防禦特大洪水方案》開啟荊江分洪區北閘分洪，而是利用壅高的長江洪水位，製造險情，調用幾十萬解放軍正規軍趕赴長江抗洪一線，嚴防死守。
江澤民的目的很清楚，鄧小平死後，他必須掌握對軍隊的絕對指揮權。利用此次調兵，即可建立威信，又可檢驗將軍們的效忠度。８月６日晚，江澤民一個電話調動正規軍八個師！
據說在８月７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了擴大會議，後補性地作出一個關於長江抗洪搶險工作的決定。至於誰參加了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會議的議題是什麼，會議的程序如何，對決定的具體表決是什麼樣，都沒有進行過詳細報導。召開這個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有什麼意義？負責長江抗洪搶險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負責國務院工作的朱鎔基都不在北戴河；江澤民在８月６日晚已經做出調動解放軍正規部隊的決定；湖北省要求在８月７日中午12時開啟荊江分洪區閘門的時間已過，江澤民已經通過溫家寶向湖北省下達了不使用分洪區的命令。有報導說，共有幾百萬人投入這場嚴防死守的戰鬥。
中國歷朝歷代，從未有過這麼多的正規軍和民兵預備隊參加這麼一場抗洪活動。參加1998年長江抗洪搶險的總兵力為渡江戰役以來的最大一次，趕到長江大堤向江澤民宣誓效忠的有100多名將軍，他們中的不少人後來倒在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中。
在中國，誰掌握了對軍隊的絕對指揮權，誰就掌握黨，也就掌握全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大權。可以說這是黨通過總書記指揮著槍，可以說這是總書記通過槍指揮著黨。鄧小平利用發動中越邊境戰爭掌握了對軍隊的絕對指揮權；江澤民則是利用1998年長江抗洪搶險掌握了對軍隊的絕對指揮權。
筆者只是從依法治國的這個角度出發，從防洪救災這個角度出發，告訴讀者，如果按照《長江防禦特大洪水方案》辦事，就沒有1998年那一場「百年不遇」的長江洪水災害。
在防洪救災的經濟效益上來分析，投入這麼多正規軍和民兵預備隊的費用，遠遠超過啟動荊江分蓄洪區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就是退一萬步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必須首先責成國務院取消或者修正《長江防禦特大洪水方案》，然後做出調兵救災的決定，最後江澤民才能用電話調動解放軍正規部隊。在溫家寶當上總理不久，在淮河抗洪中，溫家寶多次強調要科學抗洪，反對人海戰術和嚴防死守。這應該是對1998年長江抗洪搶險工作的一個客觀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