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Pixabay)
【看中國2019年1月11日訊】由於專制構架下的權力頂峰並非由民主推選構成，權力體系內部忽明忽暗互不服氣、互不買賬、互相拆臺，這也就必然要成為普遍現象。飾演主角的人物，無不希望在政治舞台上可以光鮮一些，而跑龍套的要是對主角心存不軌，即可能在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中，讓主角的演繹變得極其難堪。
大面積施以迫害，是為主事者製造麻煩、擴大宿怨、讓其臉上變得不好看的路數之一。中國史上凡是掀起過迫害狂瀾的朝代，宮廷鬥爭就一定進行得格外激烈。但凡坐龍椅者，在迫害氾濫後，在史料中就不免要被指摘為昏君和暴君。事實上王者位處權力巔峰，未必就有頭梢自領的主觀故意。
廣施迫害是擾亂朝綱的表現形式之一。它讓殘酷的現實走向了宮廷首腦願景的反面，為爭奪王權、改朝換代埋下了深重的隱患。迫害是「對生命及自由的一種嚴重威脅」。生命並無貴賤之分，對文人的迫害和對販夫的迫害，其罪惡本質相同。只是對文人的迫害，其政變圖謀顯得更為露骨。
自古「文以載道」。文人在俗世的概念裡，是義理、善良的符號之一。別有用心者通過施加殘酷的迫害，將正直文人一個個凶猛推向統治集團願景的反面，不但在迫害的當下，置權力巔峰以及整個執政團隊於不仁不義，而且在歷史文本的傳承和記載中，也又強塞進了不可理喻的昏君和暴君。
迫害文人是政變圖謀的凸顯。迫害文人要利用的，也就是文人手中的那桿筆，要他們去更充分地記載、暴露一個時代的黑暗，以圖更大範圍地引起社會共鳴，在民怨沸騰中，野心家想渾水摸魚。即使詭計不能得逞，也可快意於通過文人的描述和鞭撻，將政敵給牢牢地栓定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任何朝代都只會給自個擦脂抹粉。基於這般常識性認知，人們在瞭解過往時，對於官方文本，難免要半信半疑。而文人流傳在後世的文字，因為字裡行間流淌著真性情，並且更具文采和可讀性，在後世讀者的心坎上，相對而言反而更具有穿透力和可信度。世人更多的是在通過文人瞭解歷史。
人們常說「歷史是由人民書寫的」。何為人民？百姓就是人民。一般的販夫走卒無法通過筆下的文字，告知後人他所處的時代是光明是黑暗，但文人可以，秉筆寫春秋的文人年復一年就是做這個的。「歷史是由人民書寫的」，那是廣義上的說法。狹義上的歷史，實際是由文人記載和描述的。
文人本是性情中人，苟活亂世，面對貪官酷吏的枉法酷虐，兔頭麞腦的胡作非為，黎民百姓的窮困潦倒，本就難免感傷時事、憂國憂民，別有用心者再將種種迫害強加在文人的身上，則無異於唯恐天下不亂，讓本已複雜尖銳的社會矛盾變得進一步激化，時代的黑暗也更是反彈在文人的筆下。
迫害文人是政變圖謀的凸顯，迫害文人於明面上是在倚仗強權壓迫和凌辱書生，在政變圖謀的骨子深處，卻是在以形形色色的暴力行為，以迂迴的方式將權力頂峰推上烤架，以凸顯其無德無能，逼迫文人一呼百應，於悲憤中揭露鞭撻時代的黑暗。迫害文人，是以無情的手腕對上峰進行掌摑。
史上不乏通過迫害文人以圖政變的先例。元代末年南方漢族文人飽遭亂臣賊子的迫害和壓制，導致文人紛紛走出書齋，投身反元鬥爭。蒙古鐵騎在征服中原的進程中，將遭受迫害的漢族文人廣泛納於麾下，由於這些人的出謀獻策，蒙古鐵騎也得以一路摧城拔寨，在掀翻暴政的路上無堅不摧。
類似的歷史教訓讓許多朝代的統治者，在對待文人的態度上開始變得謹慎有加，即便有所打壓，也更多採取懷柔的政策。即便莽撞若朱元璋，在用強的同時，也通過徵召、選聘、科舉等途徑，將文人儘可能地納入朝廷的權力體系。自毀長城、無盡無休洶洶扑向文人的朝代，在史上並不多見。
迫害文人既是野心家政變圖謀的一種凸顯，也是黑暗王朝已步入瘋狂，將要進入尾聲的一種明顯信號。文人的別稱是知書達理，一個朝代如果對知書達理的文人，都不能坐下來與其平心氣和展開溝通，都要予以殘酷迫害，可見強權不可理喻到了何等地步；可見對待他人，又會是怎樣的蠻橫。
朝中亂臣迫害的是文人，算計的是王權，以各種陰毒手段向文人下手，或「隔山打炮」向文人的老人、小孩下手，目的在於通過暴力激發正直文人的義憤，驅使文人去書寫時代的黑暗，給王者製造難題和難堪。當迫害文人的把戲玩得登峰造極時，王權危矣，亂臣們的政變圖謀已是圖窮匕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