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9年1月12日訊】1月4日，中國央行再次降准一個點，8000億人民幣資金入場。這是從去年以來的第五次擴張信貸：2018年，中國央行曾四次下調銀行存款準備金率，釋放數千億美元用於銀行貸款。由於中國的實體經濟早就哀鴻遍野，新增貸款必將沿著避實就虛的老路流淌，進入房市，股市。
強調「雷曼時刻」，中國人會覺得那是西方世界的事情，情景相對陌生。韓國為紀念1997年金融危機20週年，拍了部電影《國家破產之日》，展現了瀕臨破產前一週的情景，中國人看起來應該會覺得似曾相識。將它當作給中國領導層看的參考片，也許很有現實意義。
《國家破產之日》情景是中國現實的袖珍版
《破產》一開頭，就是展現韓國作為四小龍的成就：國民正在享受「漢江奇蹟」的繁榮，慶祝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歡呼申奧成功，國民所得超過人均一萬美元，……所有一切，都標誌著韓國進入前所未有的富足狀態。人們充滿驕傲感，對未來信心十足，手中餘錢全部用去投資各種金融衍生品，比如債券等理財產品——這與中國近十年的情形差不多，只是韓國作為四小龍的繁榮期，時間跨度遠遠短於中國繁榮的年限。
繁榮的天空上烏雲聚集，從泰國開始的金融危機蔓延到韓國，首先是外資撤走，韓國銀行發現外匯儲備迅速減少，美元兌韓元很快將突破1：800的匯率。政府與外資談判請他們展期兌換失敗，匯率失守；金融恐慌蔓延，銀行資金鏈斷裂，先破產的是中小企業先破產，然後就輪到稍大的企業，中小供貨商血本無歸，群體聚集商家門前討說法。中小企業主為了維持資金鏈不斷裂，讓工廠免於倒閉之虞，紛紛將自家房子在中介交易那裡掛牌，降價出售，卻找不到接盤者——上述情形，近幾年成為中國常態，唯一的不同是兩國的外匯管理體制不一樣，韓國的外匯市場是開放型的，匯率由市場決定，政府不能因為擔心外匯流失而停止結匯。中國則是政府管控下的浮動匯率制，可以用各種強制與半強制方式控制外匯的流出，不會出現外匯儲備急劇減少的情形。
因為同屬亞洲國家，韓國與中國還有一種非常雷同的社會現象：政府向民眾隱瞞不利信息，而民眾對政府的能力盲目相信。韓國金融危機來臨之時，局內人已經知道國家破產在即，但民眾卻相信政府有能力應付危機，不會讓國家破產——如今，儘管中國人普遍怨恨政府，但還是相信政府能夠控制危機。
韓國政府怎樣挽救國家免於破產？
《國家破產之日》主要通過四個層面的人與事講述韓國金融危機來襲的一週。
第一個層面是韓國銀行貨幣政策組組長韓詩賢為代表的金融官員。電影中她提出的讓國家破產，債務延期、與日本等貨幣互換來拯救中小企業，願望很美好，但事實上根本不可行。因為國家破產，支持韓國經濟的大企業出口市場將喪失，韓國經濟不可能指望這些面向消費者的中小企業來拯救。電影設置這樣一個情節，只是想表達韓國人那種反美的民族主義情緒。
第二個層面是政府中代表財閥利益的官員，他們對這次危機的態度是冷漠而現實。「冷漠」是指他們將危機爆發的原因歸咎於廣大國民過度消費之上；「現實」則指他們看到了危機中的機遇，想借由這次經濟危機重組社會經濟結構。
電影用大篇幅生動地描繪了金融官僚內部這兩種力量的對抗。從藝術作品的角度來說，韓詩賢體現了一種關心弱小民眾的精神，但這個人物及其主張應該出自虛構，因為韓詩賢的主張根本不是合適的危機應對之策——我相信中國絕對沒有第一種力量，因為中國這種體制不可能出現讓國家破產這種構想，中國如果出現國家破產，也一定在全民破產之後。
危機出現後，韓國政府選擇保護大企業犧牲中小企業，任由平民滑向危機的深淵。電影展現的第三個層面的社會場景，就是中小企業老闆甲秀代表的金融危機受害者，電影中還出現其他的受害者，比如選擇輕生的跳海民眾、鄭社長和在自家臥房裡上吊的屋主。據統計，1997年韓國的自殺率比前一年增加42%——近幾年，中國的中小民企老闆因資金鏈斷裂而破產、P2P平臺近百萬中小投資者成了血本無歸的金融災民，相信其中有一些輕生者。
第四層面的場景則是發「國難財」的投資（投機）者——嗅到了國家破產這一危險氣味的尹正學。當危機來臨時，他敏銳地發現這是一個改變命運、改變階級的好時機，從證券公司辭職，做獨立投資人。結果正如他所預測的那樣，政府向IMF求援，大財閥們利益絲毫沒有受損，並且真正實現了對整個韓國經濟的壟斷模式，平安度過這次危機，他逆勢而上的豪賭讓他成為富豪——中國這一體制不允許尹正學這種發「國難財」的角色存在，股市出了問題，私募一哥徐翔入獄；外匯流失，資本大鱷肖建華與吳小暉都逐個入獄，將海外資產悉數賤賣後挪回國還其銀行貸款。只有少數吸金者在P2P中騙到錢後成功逃逸。那些未能及時逃逸的吸金者被政府盯牢，據說，P2P爆雷後，深圳、上海都曾組織互金高管參觀監獄、法院、檢察院「接受教育」。但這種情況，只是讓金融難民有地方討債，根本沒法緩解災難。
韓國危機前的銀企體制與中國相類
中韓兩國政治體制不同，但經濟體制卻有許多相同之處。
20世紀60年代，韓國政府對商業銀行進行了大規模的國有化，所有銀行行長都由政府任命，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幕後協商決定銀行貸款的規模和去向。從70年代開始，韓國政府通過大量投放政策性貸款扶植以重化工業為主的大型企業集團，30家規模龐大的企業集團壟斷了韓國80%的國內市場。這些國有商業銀行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給國有企業提供低成本融資，以低利率為大型企業集團提供政策性貸款，政策性貸款佔韓國銀行業貸款總量的比重從1970年的47.5%上升到1978年的59.1%。這種低利率政策和政策性貸款嚴重扭曲了商業銀行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在政府的保護下，韓國企業選擇了高負債經營。它們首先從銀行貸款購買資產，然後再以這些資產作抵押申請更多的貸款，形成了「倒逼」的信貸擴張機制。
上述特點，中國幾乎無一不備：商業銀行幾乎全部為國有，少數幾家非國有銀行的股東也是國有銀行與國企；國有銀行的任務主要是為國有企業提供優惠的政策性貸款（據中國財科院報告，國企的銀行貸款利率低於民企1.5個百分點）；既然能夠拿到這種優惠低息貸款，中國國有企業都是高負債經營，經常將低息拿到的貸款轉手借給民營企業炒地炒房炒股。面向國有企業的寬鬆信貸幫助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繁榮，特別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中國政府拿出4萬億救市之後，中國信貸寬鬆根本停不下步，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顯示，2008-2016年期間，面向非金融公司的信貸從不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95%上升到超過150%。為支撐長期經濟發展，保持金融健康，本應削減國內企業債務，尤其是應該將削減龐大的國企債務作為一項國家優先事項，但中國政府卻反其道行之，不斷降准，經濟泡沫越吹越大，成了一種比韓國還要惡劣的倒逼型信貸擴張機制。
IMF能救韓國卻無能救中國
《國家破產之日》展現了這幅圖景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使韓國經濟陷入嚴重危機，當時韓國的外匯儲備只剩下可憐的39億美元。為渡難關，政府不得不在當年11月向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了55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性貸款，代價是韓國的經濟政策必須接受IMF的干預和嚴厲監督。從此，韓國進入了「IMF時代」：貨幣貶值、企業破產、公司裁員，失業者高達130萬人，自殺率增加42%，……所有這些，韓國人都歸罪於IMF體制。1998年初，金大中上臺後，堅持不懈地推行金融、企業、公共機構和勞資關係四大部門的改革，對經濟的全面復甦起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2001年8月23日上午，韓國央行總裁全哲煥簽署了一份意義非凡的文件，宣布償還IMF最後一筆1.4億美元的貸款，韓國經濟才算告別了「IMF時代」。IMF從此再也無權直接干涉韓國經濟政策。
韓國人認為IMF體制讓韓國喪失了經濟自主權，被迫開放金融業，是謂國恥。韓國國民曾發起「捐金募銀」運動，總共籌集22億美元，這種共渡難關的精神曾感動了全世界——這種情形，中國政府就不要期望出現。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打，中國官媒號召「全體民眾共度時艱，風雨無阻應對無法迴避的挑戰」，遭到網民各種譏諷，不少人甚至盼望中共慘敗。提這些，不是我想指責中國國民沒有愛國之心，只因中共政府是個盜賊型掠奪政權，百姓的基本人權都被侵奪，指望老百姓與政府「共濟時艱」本就是個笑話。
IMF的拯救附加嚴厲的約束條件，被拯救者對此頗有微詞。但能被IMF拯救畢竟是幸運的。1994年12月墨西哥金融危機發生之後，是美國克林頓政府拿出應急的總統基金全部家當200億美元，IMF拿出177億美元，共同援助墨西哥，才算是終止了墨西哥這次地獄之旅，挽救了世界金融市場。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IMF除了拯救韓國之外，還分別向菲律賓、泰國、印尼提供了11億、172億、400億的緊急援助性貸款。
中國如果發生金融危機，會有哪個國際組織出來拯救？答案是沒有。早在2016年11月，2008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華盛頓的一場研討會期間，美國之音記者曾問他：「一旦中國經濟出現更為嚴重的狀況，世界其他經濟體會不會前去救市？」克魯格曼的回答是：「不會。即便是其他國傢俱有最良好的願望，也不可能；中國的社會和經濟規模太大了——不會因為規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規模大到拯救起來非常困難」（not too big to fail，but too big to save）——其實，這答案不問可知：中國現有外匯儲備總量為3萬億美元，發生危機時如果都不能夠自救，哪有一個國家、一個機構具有比中國政府更龐大的資金能力？
影片中結尾描述了時過20年，韓國再度陷入房地產泡沫的困境，與之相比，中國的房地產在世界上算是史無前例的超級泡沫。可以說，《國家破產之日》這部影片講述的是韓國故事，但處處都可以看到中國經濟的影像。中國政府決不允許影視界拍任何披露弊病的經濟類題材，這部《國家破產之日》用來做為中國決策層的參考片，易懂易知，代入情境感強烈。最重要的是，切切不要忘記，這部影片的英文名是Default，直譯就是「結構鎖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