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網絡圖片）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西安講演）
要旨
一、西安事變為中華民國存亡極大關鍵。
二、國家必須生存，個人不足計較，人格必須保全，民族乃有基礎。
三、中央之政策，唯在和平統一，培養國力，團結人心。
四、生平作事，唯以國家之存亡與革命之成敗為前提，絕不計及個人之恩怨。
本文
此次西安事變，實為中國五千年來歷史絕續之所關，亦為中華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僅有關中國之存亡而已。今日爾等既以國家大局為重，決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強勉我有任何簽字與下令之非分舉動，且並無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僅我中華民國轉危為安之良機，實為中華民族人格與文化高尚之表現。中國自來以知過必改為君子。此次事變，得此結果，實由於爾等勇於改過，足為我民族前途增進無限之光明。以爾等之人格與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為我之部下。爾等所受之感應，尚能如此迅速，則其他之人更可知矢。爾等過去受反動派之煽惑，以為余待人不公或對革命不誠。現在余一年以來之日記，約有六萬餘言，兩月來之公私文電及手擬稿件，亦不下四五萬言，此外余手草之各種建國計畫及內政、外交、軍事、財政、教育等各種政策與方桉，總共不下十餘萬言，爾等均已寓目；在此十餘萬言中，爾等必已詳細檢閱；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為國家而為自私？是否有一絲一毫不誠不實自欺欺人之事？余自興學帶兵以來，對部下與學生訓話時：嘗以二語教人，爾等亦必聞知。此二語者：即（一）余如有絲毫自私自利而不為國家與民眾之心，則無論何人可視我為國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殺我；（二）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誠不實虛偽欺妄而不為革命與主義著想，則任何部下，皆可視我為敵人，即無論何時可以殺余。此二語為余平時所以教部下者。今余之日記及文電等，均在爾等手中，是否其中可覓取一言一字足為余革命罪狀者？如果有之，則余此刻尚在西安，爾等仍舊可以照余所訓示之言，將余槍決。余於今益信平日之所以教人者，自己能實踐篤行，無論對上對下，覺無絲毫愧怍也。
以言此次事變之責任，當然爾等二人應負其責；但論究其原因，余自己亦應當負責。余平日一心為國，一心以為精誠與教令可以貫徹於部下，絕不重視個人之安全，防範太不周密，起居行動太簡單，太輕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動派煽動軍隊乘機構害之禍心。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變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發生如此毀法蕩紀之事，使中樞憂勞，人民不安，國家受其損失。余撫躬自問，實無以對黨國，無以對人民，不能不向中央與國民引咎請罪。須知國家不能沒有法律與綱紀，爾等二人是直接帶兵之將官，當然應負責任，應聽中央之裁處；但余已明瞭爾等實係中反動派之宣傳，誤以余之誠意為惡意，而作此非常之變亂。爾等在事變之始，即已自認為鹵莽滅裂貽禍國家之舉動，深表懺悔；現在爾等已自知受反動派之宣傳，知我對爾等不僅無惡意而且時加愛護，業已確實覺悟，而願送余回京。余平日教誨部隊，常謂部下不好，即係上官不好，要罰部下，應先罰上官。余身為統帥，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壞紀之事，余當然應先負責，向中央引咎請罪，並以爾等悔悟之意，呈於中央。爾等此次覺悟尚早，事變得免延長擴大，中央當能逾格寬大也。爾等對於部下應告以此次事變受反動派煽惑之經過，以及余祗知有國不知其他之態度，切實安慰彼等，使彼等不因中央處置而有所恐慌。余平日教人以「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之四語；上官對部下教率無方，即應負責。故此次事變，余願以上官資格負責，爾等應聽中央之裁處，而爾等之部下則不必恐慌也。
吾人無論何時應視國家之生存高於一切；應認定國家必須生存，個人不足計較；尤須知人格必須保全，民族乃有基礎。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犧牲，而國家之法律綱紀不能遷就；身體可以受束縛，而精神之自由絕不能受束縛。余對中央與國家之責任，余一息尚存，決不敢絲毫推諉或放棄。爾等屢次要求余簽字與下令，余始終拒絕。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余之言行，不僅要留垂於後世，且欲以事實示爾等，使爾等亦知人格之重要甚於一切。余當時屢言：如余在西安允許爾等，簽署隻字於爾等之要求，則國家等於滅亡；蓋余為代表中華民國四萬萬人之人格，如余為部下威力所屈，臨難求免，則余之人格掃地，即等於中華民族之人格掃地以盡。無論個人與國家民族，如人格喪失，則雖生猶死，雖存必亡。余平時既以「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之四語宣告國民，視為救國唯一之要道，當然應不惜任何犧牲，而維持人格與發揚正氣；對不能行不顧言，使我部下與民眾無所適從，而陷國家於滅亡。自經此次事變，爾等應得到一確實之教訓，爾等必須知人格重於一切，國家利益重於一切。錯誤應坦白承認，過失應切實悔改，責任應明白擔負，並應以此意告知部下也。總理昔日訓示吾人，必須恢復民族道德，方可以挽回民族；所謂信義和平，均係民族至要道德。余十餘年來所致力者，全為團結精神，統一國家以救國，而尤重於信義。余向來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語。凡與國家民族有利益者，余決不有絲毫自私之心，且無不可以採納，亦無不可以實行。中央數年以來之政策方針，亦唯在和平統一、培養國力、團結人心，不忍毀損民族之力量。故此次事變，爾等將余留居西安，則引起戰事之責任，即應由爾等毀壞綱紀之舉動負之。現在爾等既表示悔悟，則余可請求中央；中央必仍本愛惜國力之精神，自有妥善處置，以挽救國家之危機也。
總之，現在國家形勢及余救國苦心，爾等均已明瞭；余生平作事，惟以國家之存亡與革命之成敗為前提，絕不計及個人之恩怨，更無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親受總理寬大仁恕之教訓，全以親愛精誠為處世之道，絕不為過分之追求。此次爾等悔悟之速，足見尚知以國家為重。如此，即應絕對服從中央命令，一切唯中央之決定是從，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國運，此即所謂轉禍為福之道也。
（《西安事變對張楊訓詞》內容來源：卷十四演講，隸屬章節：演講/中華民國二十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