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鬥爭地主和富農，劫掠他們的財富，甚至殺死地主。（網絡圖片）
提要：我明白了！這些在蘇北發生的變故，也正在我的家鄉魯南發生，我想華北所有的「解放區」都不例外。中共革命是由淺入深，蘇北那些難民能逃出來，證明一切剛剛開始。即使如此，江南人並不相信他們的故事。那些年，「解放區」一小片、一小片，形同許多孤島，都是封閉的環境，「解放區」發生的事情外人不知道。直到七十年代，中共在舉世注目下推出文化大革命，新聞排山倒海，臺灣同胞才從中共自己編導的悲劇中認識歷史。
回憶南京，另一個主要畫面是一群難民……
閒言帶過，按下不表。且說庫房連著庫房，我們的鄰居是蘇北逃來的難民，蘇北有大片土地已經「解放」了。我對這些難民發生極大的關切，他們為什麼要逃出來？中共究竟在做什麼？為什麼要那樣做？蘇北魯南，地理環境相同（一度有人主張把它們合併了、單獨設置一個行省）。社會結構相同，戰後的情勢相同，中共在蘇北怎樣做，也會在魯南怎樣做，瞭解蘇北，也就間接瞭解魯南。
我去訪問這些難民，我耽心，像我這樣一個陌生的年輕人，他們可能排斥我。我走進他們群居的庫房，表白來意，他們把我圍在中間，熱情接待，好像一直等著我。他們齊聲訴苦，日本雖然投降，政府並未接收蘇北，害他們流離失所。他們遞過三次陳情書，請求政府派大軍北進，趕走共軍，沒有回應，索性派出代表到國民政府請願，警衛部隊把他們轟回來。
他們誤會了，看我穿著軍服，以為我是政府派來的工作人員。我趕緊聲明，我是一個作家，我來找材料寫文章。他們的熱情並未冷卻，他們說，中共在蘇北做的事，南京人都不知道，他們曾經把《中央日報》的記者請來長談，一五一十告訴他，可是《中央日報》一個字也沒登。文匯報登他們的消息，說他們這些難民是家鄉的惡勢力，家鄉人不歡迎他們，所以他們在家鄉不能立足。「文匯報根本是胡說八道！我們寫信去更正，也是石沉大海。」他們在南京的感覺是不見天日，非常希望有一枝筆為他們撥開陰霾。他們問：「你的文章能在《中央日報》登出來嗎？」我說能登出來。「你的文章能在文匯報登出來嗎？」我也說能登出來。無可奈何，我欺騙了他們。
大家爭先發言，有人出來維持秩序，請一位紳士模樣的老年人先說。他透露的訊息是，抗戰時期，中共「團結各階級共同抗戰」，大家相處得很好。不止一次，中共在根據地開會籌款，邀請住在城市裡的大商人和大地主參加，他們瞞著日本佔領軍前往，要糧出糧，要錢出錢，中共對他們親切友善，而且滿口讚許。抗戰勝利，日軍撤走，共軍前來接防，大小幹部都變了臉，而且是無緣無故翻了臉。這位長者說，他百思難解，昨天共同抗戰，今天怎麼就反目成仇？
老者說，中共剛來的時候，大家還想攀交情，講斤兩，但是中共一出手就把地方上一個有名望的人殺了，家產也抄了，日軍佔領期間，這人做日本人和地方的中介，暗中又為國民黨設置的江蘇省政府效力，中共說他既是漢奸，又是國民黨特務。抗戰八年，地方士紳迫於形勢，個個都是兩面敷衍，也可以說個個犯了同樣的罪，中共拉出一個來祭刀，其他的人都嚇壞了。再加上中共雖不殺你，卻派人到處調查你的罪行，人人服服貼貼，不敢大聲喘氣，中共無論辦什麼樣的事，也就一呼百諾了。
一個中年人自我介紹，他說他是地主，中共來了，成立「姐妹會」，把各家的婦女組織起來，每天開會上課，教她們識字，分派工作，給「解放軍戰士」做鞋，幹部對她們反覆申說：女人受男人壓迫，受封建社會壓迫，女人要聯合起來，爭獨立，爭平等，跟男人算帳。中共又成立「兒童隊」，把各家的孩子集中在一起，每天和孩子談心，引誘孩子說出父母的言談行為和交往，訓練孩子放哨、站崗、監視出入行人。婦女、兒童都是清早出門，夜晚回家，這樣一來，他的家庭就分裂了，中共掌握了他的老婆孩子，他完全陷於孤立。中共又把佃農組織起來，教佃農知道地主有罪，地主是無產階級的敵人，大家要覺悟，要聯合起來打倒地主階級，把土地財產奪回來，「就是少奶奶和千金小姐的牙床上也要滾一滾！」這位小地主一聽，大事不好，趁著妻子對中共的話將信將疑，趁著兒女對父母還有幾分依戀，也趁著佃農對他還有幾分溫情，連忙帶著妻子兒女逃出來。
座中有一個中學教員，他的經驗又與別人不同，他不是地主，不是資本家，不是國民黨員，也沒當過漢奸，自己認為可以留在家鄉活著。可是他有一個女兒，他為女嬰請過一個奶媽，中共來了，這位奶媽一躍而為婦女幹部，中共開鬥爭大會，昔日的奶媽指控僱主剝削，她的奶水本來應該餵養自己的孩子，卻被特權階級搶奪。中學教員俯首認錯，原以為可以過關，夜晚，有位家長偷偷的通知他，第二天還耍繼續開會，奶媽將提出新的控訴，不但中學教員的孩子吃她的奶，那中學教員也吃他的奶，意思是性騷擾，甚至可以解釋為逼姦。教師一聽，這樣如何擔當得起，也急忙連夜逃出來了。
鬥爭大會又是怎樣運作的呢，透過一個難民的遭遇，可以大致瞭解。這人是地主，是國民黨員，他的兒子在國軍裡當連長，他是反動分子家屬，中共幹部選定他教育群眾。這人有個習慣，常到樹林裡散步，幹部給他設定了一個罪名，藉樹林掩護，跟國民黨特務聯絡，傳送情報。怎麼發現的呢，幹部鼓勵大義滅親，由他的弟弟檢舉，他跟這個弟弟同父異母，小時候，弟弟受他欺壓，懷恨在心。如果拒絕檢舉，哥哥株連弟弟，一同定罪，如果弟弟「站在人民的這一邊」，登上鬥爭臺，表現得很積極，不僅免罪，也出了胸中這口惡氣。弟弟知道怎樣選擇。
大會開始，被鬥爭的對象捆綁上臺，幹部派人沿街敲鑼吶喊：「有仇報仇，有冤報冤！」全村集合，稱為人民公審。幹部對群眾平時有訓練，臨事有佈置。那年代，國軍盛行「抓壯丁」，經過幹部的一番「思想工作」，壯丁的父母登臺控訴，多年的悲憤噴射出來，幹部佈置的「積極份子」抓住時機，高呼口號，狂熱反覆回增感染，許多人輪流上臺揭發國軍官兵的罪行，一時之間，那些罪行都好像是某連長的罪行，某連長的罪行也就是他爸爸媽媽的罪行。全場惟有幹部和核心工作人員是冷靜的，他們暗中記下誰沒有呼口號，誰呼口號的聲音太小。如果有人奮身忘我，自動衝上臺去，給那連長的爸爸兩個耳光，朝他臉上吐兩口唾沬，那才是幹部們最滿意的鏡頭。高潮迭起之後，幹部上臺，請「人民」決定罪刑，群眾高呼「槍斃他！活埋他！」鬥爭大會才算圓滿成功。
如果群眾的反應遲疑敷衍呢？依中共用語，這是「群眾的覺悟不夠」，事情緩一緩，先教育群眾，提高群眾的覺悟，然後再開會鬥爭公審，決不勉強。中共禁止包辦，禁止代替群眾決定。他們知道階級仇恨是可以釀造、強化的，「形勢比人強」，價值標準一旦形成，自然有人揣摩運動的需要，自動獻身配合，參與者互相競賽，熱忱步步上升，不但可以義正詞嚴揭發別人，也可以痛哭流涕揭發自己。五十年代臺灣盛行反共文學，很多小說把中共幹部寫成暴躁專橫的殺人魔王，我曾告訴他們，中共不是這副模樣，幹部在「運動」中很冷靜，殺人十分慎重。
中共究竟派來多少槍、多少兵、多少幹部呢？他怎麼能把你們控制得這樣嚴密呢？他們說，中共的軍隊並不插手，軍隊只是創造一個環境。外來的幹部寥寥數人，他們就地取材，每一個村鎮、每一個城市都有一些人，沒受過教育，沒有職業，沒有固定收入，也沒有好品行，這些人仰承大戶人家鼻息，心裏有無限委屈。大戶人家瞧不起這些人，可是又怕這些人，大戶人家的尊嚴，也不過是「隔著一層窗戶紙，好歹別戳破了」。中共幹部先把這些人組織起來，手裡就有了「硬」的，這些人敢作敢當，「赤腳的不怕穿鞋的」，破壞舊秩序是他們的一大樂趣，幹部用他們打前鋒。地主士紳不管他以前是何等樣人，一旦被這些衝鋒陷陣的人拉下馬、揪上臺，另外那些需要自保的人，就按照中共的「教育」站出來，表示自己的覺悟。這些人雖然覺悟了，可是過了這一關過不了下一關，下一次輪到他上臺挨鬥，再演一齣牆倒眾人推，戲碼重複，演員循環，反覆的清洗無情。
我和難民一起混了三天，用他們提供的碎片，拼出大略的圖形。中共要澈底改變這個社會，第一步，他先澈底掃除構成這個社會的主要人物，這些人物的優勢，第一是財產，第二是世襲的自尊，兩者剝奪乾淨，精英立時變成垃圾。人要維持尊嚴，第一把某些事情掩蓋起來，第二對某些事情作善意的解釋，中共反其道而行，叫做「脫褲子」，脫掉他的褲子，再重新分配他的財產，他從此必須自食其力，或者沿街乞討。他的子女已經參加革命，親友也和他畫清界限，他只能自生自滅，中共幹部看這些人受苦乞憐，也是革命的一大樂趣。南京的難民聲聲訴苦叫冤，竭力辯說他們的財產是辛苦累積的，他們的素行代代忠厚傳家，這些話完全沒有意義。幹部並非拿著一把秤一個一個秤你，他拿著一把大掃帚「一塌瓜子」掃你。
以後幾年，我在這方面有更多的瞭解。我逃到臺灣以後，進中國廣播公司工作，「中共問題專家」某人來電臺演講，嘲笑「人民民主專政」不通，認為三個名詞放在一起不合邏輯。那時電臺的編撰部門由王健民教授主領，他對我說，中共是用「民主」的方法「專政」，「民主專政」有它實際的內容。他說，中共的革命是「藝術」，也是「宗教」。那是一九五二年，臺北能說出這樣一句話的人不多，我佩服他的卓見；能聽懂這樣一句話的人也不多，我是他的知音。中共佈置一個恐怖的環境，人人自危，只有幫助幹部定別人的罪，你才有安全感，一旦你已被定罪，你也可以產生安全感。「民主」就是人人忙著定別人的罪和人人忙著認自己的罪。
我明白了！這些在蘇北發生的變故，也正在我的家鄉魯南發生，我想華北所有的「解放區」都不例外，南京這些難民的遭遇，也就是徐州那些難民的遭遇。我和蘇北的難民共處，時時產生類比推理：有一個老翁，帶著兩個幼小的孫子，小孫子時常吵鬧哭泣，我想起我的父親。有一個舊式讀書人，幸而學過中醫，他每天在馬路旁邊擺攤看病，我想起五姨父。一個教員，每天到夫子廟打鼓說書，他的太太幫場子，他的女兒向聽眾收錢，我想起潘子皋老師。有一個鄉紳，雖然做了難民，仍然天天喝酒，暍醉了，就說要跳進長江自盡，我想起教我唐詩的「瘋爺」。後來事實證明，後者前者的遭逢真的差不多。
中共革命是由淺入深，蘇北那些難民能逃出來，證明一切剛剛開始，他們受害有限。即使如此，江南人並不相信他們的故事，一個南京人對他們說，「共產黨為什麼要這樣做？沒有必要嘛，再說，他們也做不到。」後來革命「深化」，那才逃不出來，活不下去，想死也很難，那些故事，「國統區」的人民簡直連聽也懶得。北方發生的故事，離南方人的經驗太遠，凡是完全超出經驗範圍的事，都教人很難接受。大戰期間，美國之音對德軍說，美國善待俘虜，集中營裡吃牛排，洗熱水澡，還有俱樂部，可以看電影、打橋牌。美國之音報導的是實情，但是德軍聽了完全不信，因為德國對待俘虜很殘酷，新資訊和舊經驗很難融合。後來美國之音只好修改講稿，把俘虜的待遇說得壞一些。
那些年，「解放區」一小片、一小片，形同許多孤島，都是封閉的環境，「解放區」發生的事情外人不知道。中共長於對外宣傳，他給外界的印象、或者說想像，他們殺富濟貧，鋤強扶弱，對一般老百姓有致命的吸引力，那些弱勢族群縱然聽到「解放區」的「暴政」，也都有自己的解釋，自己的家鄉縱然「解放」了，也不會受到這般對待。等到局勢演變，「解放區」一再擴大，局外人圈進局內，資訊變成事實，當初「不信」的人也逃難，京滬一帶的人逃到廣東，廣東人對這些難民也是不相信、不同情。大局崩壞，廣東人逃往香港，逃往臺灣，像諷刺劇的劇情一樣，臺灣人也是不信，一九四九年我初到臺北，還曾看見當地居民對外省難民指指點點，認為這些人一定都是壞人，才會被家鄉人趕出來。直到七十年代，中共在舉世注目下推出文化大革命，新聞排山倒海，臺灣同胞才從中共自己編導的悲劇中認識歷史。
我讀過一個短篇小說，故事大概是，丈夫懷疑妻子不忠，殺死妻子，妻子在被殺的時候反覆分辯：「哈利！我是純潔的！」哈利是那丈夫的名字，她的叫喊當然無人聽見，可是行凶現場有一隻鸚鵡，後來鸚鵡輾轉易主，所到之處它總是喊著「哈利！我是純潔的！」當然無人理會。家鄉人就像小說中的鸚鵡，逃到徐州，逃到南京上海，逃到廣州，逃到臺灣，一路上訴說「我是純潔的」，沒人注意他們到底說什麼。
真奇怪，難民帶來的這些訊息，既有新聞價值，又有宣傳作用，左派親共的報紙不登倒也罷了，國民黨辦的報紙，國民政府影響力所及的報紙，為什麼也不登？馬歇爾發表談話，要求國共雙方停止宣傳仇恨猜忌，那時我從未讀到「仇恨猜忌」中共的新聞報導或文學作品。還記得有一次《中央日報》刊出一條「小」消息，說是有一些作家決定以中共的「行為」為題材，創作詩歌小說。這條消息「小」到只有「題文一」，也就是連題目帶內文只佔一欄，一欄的高度是十個小字，長度也總在十五行到二十行吧！這條消息能夠登出來，那些作家顯然費了些力氣，至於他們的作品，直到大陸撤守，我沒有讀到任何後續報導。
新聞界元老王新命的回憶錄打破了這個悶葫蘆，他長期在《中央日報》服務。據他透露，那時國民黨中央禁止報導評論中共的行為，營造氣氛，為和談留餘地。中共怎會領這樣的人情！新聞界另一耆宿雷嘯岑（馬五先生）在他的回憶錄裡說，國共軍事衝突期間，有一位將級軍官陣亡，遺體運回南京，國府中央禁止刊登新聞，禁止軍方參加治喪，避免刺激中共，升高對立……
六月二十三日，我在上海，「上海人民和平請願代表團」進京請願，他們在南京下關車站下車，蘇北難民衝上去，見人就打，把團長馬敘倫打了，把女代表雷潔瓊也打了，連新聞記者和看熱鬧的一個女子也挨了打。此時我們在上海等船北渡，我讀各報的新聞報導，一點也沒覺得意外。打人當然是大錯，這是評論，若要客觀分析，那些難民怨氣衝天，情緒極易衝動，「和平請願代表團」的言論倒向中共一邊，措詞又十分激烈，並不能增加難民的理性。我相信難民到下關車站阻撓請願，出於自發，我也不懷疑特務人員混雜其中，煽風點火，國人口誅筆伐至今未息，國民黨應該完全承受。但是，我還要說，「和平請願代表團」的成員都是高等知識份子，知識份子是社會的良心，國家的智慧，南京請願一行，他們也的確沒有好好的扮演他們應該扮演的角色。
過了幾天，我們離開上海，前往瀋陽，那時瀋陽是一個沒有難民的地方，新鑼新戲，另有一番忙碌。我仍然天天看報，偶然看到蘇北逃往南京的難民增加了，偶然看見上海也有蘇北的難民，冬天到了，偶然看見蘇北的難民凍死了幾個。咳，事情就是這個樣子了！
（摘自《關山奪路——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