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六四燭光集會人士眼泛淚光(湯惠芸/美國之音)
【看中國2019年6月1日訊】「六四抗暴者」指被當局冠以「六四暴徒」的群體。他們在89民運期間，在軍隊進城後，以及「六四」鎮壓前後，攔截車輛、燒軍車、號召市民反抗、號召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用堵塞交通等各種形式對當局的鎮壓進行抗議的人，多為普通市民。
「六四」30年來第一本記錄」六四抗暴者」群體的新書《六四抗暴者法庭檔案》出版。該書的編者是旅居澳洲的民運人士孫立勇。該書作者孫立勇表示，「六四抗暴者」是1989年民運和六四鎮壓中結局最悲慘的群體，他們被判的刑期最重，關押出獄後遭遇最慘，最不受國際社會關注。
他舉例當年19歲的趙慶，因為燒了3輛軍車被判18年，獲釋後找不到工作，還被不明身份人毆打，眼睛被捅瞎，2012年死於腦乾大出血，才42歲。孫立勇說：
「一輩子連個媳婦都沒娶，在家裡頭受白眼，在社會上沒工作。‘六四抗暴者’的就業面臨著一個嚴重的問題。現在稍微像點樣的企業，要你出示無犯罪證明啊，你要去派出所開啊，派出所說你搶劫罪、放火罪啊！不能寫你沒有罪啊。」
他還介紹了另一位「六四抗暴者」。「張燕生，1989年他是北京展覽館的工人，是69年生的。1989年因為搶劫罪被判無期徒刑……他有糖尿病遺傳史。張燕生在監獄就有糖尿病。為了減刑玩命幹活，家裡什麼都沒有，又沒有國際社會的幫助。8、9年前剛娶了媳婦。最近我寫了篇文章，希望大家幫助他，他腎衰、心衰。」
孫立勇本人當年就是一位堵軍車的抗暴者。1991年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7年徒刑。他服刑的地方正好跟150多名六四抗暴者關同一個監獄。他說，每天晚上都會聽到那些抗暴者或因完不成生產指標，或是說了不思悔改的話，被獄警電擊時發出的哀嚎聲。孫立勇說：
「這些個被電的哀嚎聲今天都30年了，還常常迴盪在我的耳旁啊。我2004年來到了澳大利亞，出來以後才知道沒人關心這些人。六四普通的市民、最勇敢的人，沒人理你知道嗎？然後當時的這些學生領袖們很風光，他們有資源，但這些市民得到什麼？他們沒有得到任何的讚美，這個歷史和現實對他們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就覺得應該去為他們發聲。」
這本書包括了孫立勇13年來蒐集到的108名「六四抗暴者」的法庭文件，包括逮捕證、起訴書、判決書、終審裁定書、釋放證等，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已故湖南邵陽民運人士李旺陽、現旅居瑞典的茉莉，還有多年來孫立勇本人對這些抗暴者艱難現狀寫下的文字。
孫立勇表示，他是名建築工人，利用業餘時間做這件事，如果沒有美國歷史學者宋永毅的大力支持這本書不可能在今年出版。
宋永毅是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圖書館員、中國文革史專家，最近擔任美國勞改基金會理事。宋永毅表示，這本書不僅填補了六四歷史研究中的一個空白，而且對糾正歷史學者的歷史觀有很有幫助。宋永毅說：
「我接到了孫立勇的材料後我立刻感到要幫他出版，感到非但是一種責任感，而且是一種歉疚心。我們做歷史工作的對那些草根的英雄，他們的犧牲，我們也承擔一部分責任，我們對他們關注度很不夠。」
「六四抗暴者」長期得不到外界關注的原因之一是中共司法當局給他們貼上的刑事犯罪的標籤。他們的行為被認為超出了非暴力反抗的範圍。但宋永毅表示，當國家使用暴力鎮壓人民時，人民有權反抗；在天安門事件中，最大的暴徒是下令屠殺手無寸鐵百姓的中共當局和領導人鄧小平。他說：
「中共常常把政治犯刑事化、污名化，你反抗了，燒了我們的坦克燒了我們的裝甲車，但別忘了誰把坦克開到長安街上去，誰用坦克把方政兩條腿給壓斷了？那是國家暴力。當手無寸鐵的人民群眾被迫進行自衛的時候，無論在法律和情理上都是無可指責的。黨國家使用暴力進行非法地非正義的鎮壓的時候，人民群眾有自衛的權利、有使用暴力反抗的權利。這個概念要大聲地說出來，要進行糾正。」
孫立勇表示，從2010年以來連續9年，他在做「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長基金」項目，幫助66名抗暴者子女。
他在採訪中對海外民運、天安門學生領袖乃至整個國際社會30年來對六四抗暴者群體的忽視多有批評。他認為，政治是暫時的，人道主義才是永恆的。他表示，六四30年來臨之時這本書得以出版了卻了他的心願，讓他不枉此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