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中國農村地主在土改運動中被批鬥、被殺害。（網絡圖片）
自所謂「土地改革」運動開始之後，中國的地主就是一個被踐踏甚至需要消滅的階級。如果請中國大陸四十歲以上的年輕人談談對「地主」的印象和認識，不少人會說出這樣一番套話：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為生，是封建社會的典型代表，是罪惡的剝削階級；他們品德敗壞，橫行鄉里，欺男霸女，無惡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劉文彩……
「地主」或者叫做「土地出租者」，出租自有土地，並從中收取地租，這種經營活動算不算是不是一種罪惡？其實，這就是一種正當的經營活動。就像把私有住房出租，從中收取房租是一樣的性質。現在世界大多數發達國家包括美、英、法、德、日本等，和最近實行土地私有化的俄羅斯，他們的耕地基本上都是私有。土地的主人，可以是自耕農，也可以雇佣農業工人。如果他們暫時不打算耕種土地，又不願意出賣土地，他們可轉租給別人耕種，收取一些租金。這裡沒有什麼「剝削」「被剝削」的問題，更不應該是什麼犯罪行為。如果收取地租，是剝削，那麼，把錢存在銀行裡，拿利息是不是剝削？即使在「文革」期間，銀行不是照樣對存款者付給利息嗎？
中國地主，其存在有幾千年歷史，就其土地來源而言，「地主」資產的原始積累也有一個過程，也有不同的類型，有些「地主」的資財是靠勤奮勞作積累出來的，有的是在外地經商賺了錢，回家買了地，也有的是來自祖輩的遺產，不能說全是不義之財，不能說「地主」的資財都是搶劫來的、都是罪惡的產物。
歷史地看，「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佔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皇權專制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經濟結構要素。
兩千多年前，孟子說：有恆產者，始有恆心。這話的意思是：只有財產較多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因為他要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對自己的聲譽負責……絕對不會亂來。當年，地主階層以其財富、道德、學識和聲望，責無旁貸地擔負了政府職能缺失部分的職責，在農村中起著穩定社會的中流砥柱作用。
農村中有一批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田秀才」——用農民的話來說，就是種田的「好把式」，他們上升為富農、地主後，代表著當時農村的先進生產力。他們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一定規模；他們經驗豐富，接受新生事物較快，有能力選擇和改良作物的品種；他們的農、副業產量總是達到當地最高水平；他們先進的耕作方法給貧苦農民起了示範、帶頭作用……如果讓他們繼續富下去，其子女留學美國歸來後辦農場，中國的農業或許會改變面貌，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們打壓下去，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生產資料瓜分得罄空……中國農業一條極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斷了。
換言之，地主在那個社會不是完全阻礙社會發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許多積極因素。絕大多數地主們青少年時期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也可稱之為農村精英。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為有地主這一階級存在，中國傳統的鄉紳社會才能在農村真正建立，從而也避免了中國鄉村的空洞化。這些人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新一代或者上新式大學，或者到外國留學，有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有的民主自由思想鑄造人格，成為新的紳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具有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倡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的善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他們帶頭發起、熱情贊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經過較好教育進入官場、文壇、教育界、商場、工廠等上層社會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
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於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那些讀書不多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學問，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的管理權。而當年的政府（縣級以上）是那樣軟弱，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
就經濟而言，當年地主將土地出租，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就業問題，與資本家辦工廠給城市貧民提供就業機會，與當今外資進入中國解決城鄉富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一碼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資的回報，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同樣是一碼事。地主中有為非作歹之人，貧農中何嘗沒有為非作歹之人？
還必須看到的是，正如上文所說，地主大都是「田秀才」——種地的「好把式」，因而當政府把土地從他們手中收來，並交給農村的二流子「趙光腚」之流耕種後，單位面積產量因此大降——這也是導致農村合作化後糧食產量大為下降。這一隱患甚至流傳至今，同樣是因為農村失去真正能夠靠種地致富的「好把式」，所以現在地方政府只能靠種樓（賣地搞房地產）的方式來增加收入，這不僅推高了房價，同時還可能造成將來的糧食供給危機。
事實上，農民需要的是土地不是房子，土地才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根本——只要擴大他們的地權鼓勵產量大戶和種田好把式（新地主），農民照樣可要依賴種地發家致富。擴大農民地權要抓住兩個核心：一是要讓農民佔有更多地租增值，二是要讓土地成為農民的發展資本。抓不住這兩個核心的任何制度安排，無論是什麼「化」或是再延長承包權70年或是永佃制或是永包制或承包權物權化，都可能是假保護農民地權之名，行剝奪農民地權之實，是一種「制度性」欺騙農民、便利強勢階層剝奪農民地權的「技術性」手段。這種情況90年代以來頻頻發生，是一定要加以防範的。
從歷史上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全中國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幾百萬。1950年的「土地改革」運動，殺了兩百多萬地主。這一行為將中國農村千百年來賴以運轉的鄉紳社會破壞無遺，造成農村精英缺失，並進而演化成今天幾乎無法解決的「三農問題」。
其實，對消滅地主的所謂「土地改革」和「階級鬥爭」國內外早有看法，美國學者弗里曼、畢克偉、賽爾登合著的《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中說：「土改中的殘酷行為破壞了農村的團結，在這種恐慌的背景下，報復心極強的人在地方政治中當上了領導。傳統文化中的醜陋部分強化了教條主義不合理政策中的殘酷性。」菲力普･肖特在其所著《毛澤東傳》中寫道：「毛澤東逐步推行的土地改革，『土豪劣紳』們被拖拽到群眾大會上公審並處決。農村的階級關係被人為地激化了，其目的是把農民中最貧苦的階層趕上架，逼他們與共產主義事業共存亡。」
學者胡適指出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惡果時說：「無形之中養成一種階級的仇恨心，不但使勞動者認定資本家為不能並立的仇敵，並且使許多資本家也覺勞動者真是一種敵人。這種仇恨心的結果，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許多建設的救濟方法成為不可能，使歷史上演出許多本不需有的慘劇。」
在階級鬥爭學說已經被送進歷史垃圾堆的今天，我們對資本家對地主都該有全新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