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中環街市（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9年7月15日訊】（接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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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簡單的談一下曾經參與共構當代中國新文化的一些香港思想。很多人會問：香港有思想嗎？下文是一種解答。
香港這個殖民地自由港，在一百四十多年前，曾經包庇過一個清廷的通緝犯叫王韜，他在香港住了二十二年，以現在的標準早就算是香港人了，他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發表了許多言論，談世界大勢和中國自強之道，李鴻章之後，他是民間第一個提出變法的，香港學者羅香林說沒有王韜在前，就未必有後來的康有為梁啟超變法維新運動。
香港對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的啟發及三人在香港的事跡就不用說了。興中會成員多來自香港，並以香港為顛覆當時中國政府的基地。伍廷芳在聖保羅書院上學，被李鴻章賞識前在香港執業當律師，由清朝到民國曾出使美國等多個國家，並曾任民國代總統。其實民國期間，曾有財政部長、實業部長、海關部長等很多重要官員是在香港的書院受教育的。晚清改良派思想家、香山人鄭觀應曾在香港的英華夜校學英文，後撰《華人宜通西文說》一文。世界知名的民國教育家晏陽初以至美學家朱光潛皆就讀香港大學。
這些是知名精英。民間思想又如何？
1925年，為抗議上海的五卅慘案，香港工人匯同廣州工人舉行罷工，稱為省港大罷工，其實以時間和規模而言也可以叫港省大罷工。這次罷工是由廣州國民黨左翼與共產黨策動的，雖然當時在香港的共產黨員只有10名及青年團員30名。
全港725000人口中，約有250000人參加罷工，比例驚人。
上海五卅慘案後的罷工不到四個月結束，但香港的罷工堅持了16個月。
當時，連一些在洋人家打工的女佣也參加罷工，以至住在港島山頂洋房的洋人要自己在花園挖坑埋糞，因為沒人來替他們取走糞便。
罷工工人除了表現民族主義立場外，亦大量採用當時世界上方興未艾的工人運動及國際主義話語，更向殖民地政府提出六項要求：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選舉，四、勞動立法，五、減少房租，六、居住自由。除第五條是經濟訴求外，其它都是本土性的政治訴求，有的到今天尚未在香港實現。
香港的民主運動、公民權訴求都可以溯源到省港大罷工，也是香港社會運動、反殖反帝運動的一個里程碑，但不是社會運動、反殖反帝行為的第一遭，因為在19世紀中至1925年前香港已出現過多次社會運動及反殖反帝行為。
到40年代，中國出現第三條道路的討論，既反對法西斯主義，也反對共產主義，政治上傾向自由主義民主憲政，社會經濟上則接近後來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但當年也有思想家嚮往蘇式計畫經濟。他們的討論，到今天還有參考價值，是當代中國沒有機會去走的一條路。
這些知識份子被稱為第三勢力。其中一個主要黨派民主同盟1941年成立，第一份機關報是同年在香港出版的《光明報》，社長為梁漱溟。1947年國民政府將民盟定為非法組織後，許多民盟要員特別是民盟的左翼份子遷到香港並於翌年1月在港召開一屆三中全會。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民盟主要成員回到內地，短暫受到禮遇，被譽為共和國的催生者，賦予新生的共和國很大的正當性。
但是也有第三勢力的成員在香港留下，他們在50年代初辦出多份刊物如《自由人》、《自由陣線》、《中國之聲》、《獨立論壇》等以及58年出版的《展望》。這個傳統--非國民黨也非共產黨的民間人士在香港出版政論和思想性刊物--一直維持到今天。
49年後，國學及人文學科在大陸都受到高高在上的唯物史觀所遮蔽，歷史學家錢穆、哲學史家勞思光、哲學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等名學人，都曾長時間借住殖民地，或圖振興國學，或嘗試結合儒學與歐陸哲學，想像著挽狂瀾於既倒。
一百四十多年前的王韜模式一再重現：不容於大陸而避居香港，在殖民地著書立說發出聲音，回頭再影響大陸。
香港是當代中國思想在某些時期的孵化器，在另一些時刻的推動器，甚至曾在萬馬齊喑的日子成為海內外孤存的一盞明燈。
從王韜模式到省港大罷工，我們更可以看到香港思想除了現代化及國族訴求之外還有兩條常被忽略的脈絡，一是響應世界潮流如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及自由主義，二是針對本土狀況的改良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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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頭一百年，香港是廣東人的城市。但是在大陸特別是廣東地區沒有太大動盪的情況下，就算可以自由往返大陸與香港之間，廣東也不見得有很多人想到香港定居。
殖民地成立後，早年人口增長不算快，1847年才23000多人。1854年太平天國逼近廣州，香港人口才跳躍，到1860年為90000人，1856年九龍半島被英國人佔據後納入了當地的120000人，而到了1901年連新界在內人口才只有281000人。
不過從1901年到1921年，香港人口倍增至610000，大概是跟那20年間大陸特別是廣東地區一再出現不穩定局面有關。
當時廣東以外地區的華人似還沒有考慮大規模移居香港。1931年有一個數據，說當時在香港的上海人只有3768人。
1934年殖民地自由港首次實行入境管制，各國人士都要有簽證才能入境，但是華人依然可以免簽自由進出香港與大陸。
到1937年，香港已是個一百萬人的廣東人移民城市。香港的工業從19世紀起步，到1930年代已頗具規模，而本土粵語創意產業也相當興旺，粵劇團自稱省港劇團，港產粵語及潮州語電影還出口至廣東和南洋、北美僑社。這裡要強調的是，到1949年前，香港與廣東在文化上是一體的，所謂省港一家。
就在這時候，1937年，大陸出現了比前30年更大的動盪，就是抗日戰爭爆發，廣東地區淪陷，由1937年至1941年四年間，香港人口增至一百六十多萬人。
香港的吸引力在全國範圍內大增。作家薩空了寫道：上海人到港十幾萬。
香港第一次有這麼多廣東以外的「外省人」。這也是張愛玲小說‘傾城之戀’裡，徐太太對住在上海租界孤島的白家所說：「這兩年，上海人在香港，真可以說是人才濟濟」。
當時在香港的作家穆時英宣稱，香港是「全國惟一的、最安全的現代城市」。
有一點可以肯定，當時的香港，應是與上海孤島、大後方的重慶、昆明、淪陷區的北平和被稱為革命聖地的延安，同是中國的文化中心。這大概是香港第一次成為全國級的文化中心城市，雖然在37年前它已經跟廣州一起是廣東文化的兩大中心。
薩空了甚至說：「今後中國文化的中心，至少將有一個時期要屬於香港」。他特別看好香港的文化：「這個文化中心，應更較上海為輝煌，因為它將是上海舊有文化和華南文化的合流，兩種文化的合流，照例一定會濺出奇異的浪花」。
可惜這次合流的時間太短，到1941年12月就戛然而止。下文我們會談到下一代人如何再度掀起奇異的文化新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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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香港再次被英國人佔領。1841年英人未經中國政府同意佔領港島，1856年未經中國政府同意佔領九龍半島，1898年租借了新界和離島但用了10個月才佔領。1941年日本人從英國人手中搶佔香港，到1945年英國人可以說又是未經中國政府同意佔領香港。
香港的中文媒體一般稱日治的結束為香港的「重光」，這真是對英國殖民者的恭維，因為大家都認為英國殖民者比日本軍國主義者好。
不過那時候差一點香港就已經回歸中國了——這點對香港之後的幾十年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
根據1941年英國與美國簽署的大西洋憲章的反帝國主義原則，美國羅斯福總統在1942年曾取得英國丘吉爾首相的同意，戰後將香港交還給中國。蔣介石知道後，在日記上寫：總理孫中山革命畢生奮鬥最大的目標，現竟得由我親手達成。
但是丘吉爾很快就反悔。在1943年的開羅會議上，蔣介石與丘吉爾為此鬧得不愉快。開羅會議在香港問題上沒有定論，但中英雙方的意圖卻明確了。後來丘吉爾還說了重話：想把香港從大英帝國分離出去，得在我的屍體上踩過去。
日本宣布投降後，尚在香港集中營的英人很自覺，立即向日治當局要求接收香港，而在菲律賓的英國太平洋艦隊也在日本投降當日派海軍特遣艦全速開往香港，完全不顧盟軍的協定，即中國戰區的日方，要向蔣介石為首的中國政府投降。
當時，蔣介石裝備精良的新一軍，及第二方面軍的第13軍，也到了廣東的寶安縣﹝現深圳市﹞。如果國軍比英軍更早登陸香港島，歷史大概要改寫。
可是，最支持中國收回香港的羅斯福總統已去世，杜魯門總統改為支持英軍佔領香港，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還告訴蔣介石，英軍是不惜一戰的。蔣介石終於不敢收回香港，可能因為是形勢比人強，而他要顧慮的事情太多，包括比香港大很多的東北被蘇聯軍隊所佔領這種影響中國大局的事。
那個時候，中國共產黨是什麼態度？
1937年前，殖民地政府對中國共產黨人是不友善的，曾發生多次迫害或遞解出境事件。抗戰開始，國共合作，英人態度也有變。38年，中共得到殖民地政府同意，在香港建立以廖承志為代表的八路軍駐港辦事處。
當時共產黨尚未成為整個中國的合法政府，夾在英軍與國軍之間，中共就算從日方手中接收了香港也還是要再交出去。當時，中共選擇了跟英方談判。
根據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共黨史資料》，當時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南方局廣東區委，派譚天度為代表，與港督代表進行談判，作了九點協議，包括英方承認中共在港的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開的各種機構，允許中共人員在港居住、往來、募捐、出版報刊、成立電臺，條件是中共武裝要撤出香港。這等於說接受英國在香港重建殖民地。
大概是有了這個默契後，毛澤東1946年在延安對英國記者說中共現在不打算立即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到48年中共在大陸已勝利在望的時候，香港新華社的喬冠華再次告訴殖民地政府，中共不會收回香港。可以看到，中共這個決定，的確並不是因為後來朝鮮戰爭爆發才訂下的。
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英國是最早承認中國新政權的西方國家。
在49年至51年，中共領導人還要多次向港共人員解釋為什麼不收回香港，並轉達周恩來的戰略想法，中國必須分解英美，抓住英國人的一條辮子。香港就是這條辮子。
英國在二戰後的國策仍是很堅定的要重佔殖民地，蔣介石想收回香港但是不敢，而中共則沒有急著要消除殖民地，這才成就了45年至97年的香港，真正體現了長期居港的新聞工作者理察·休斯1968年的名句：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