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從朝鮮回來後，中共高層在處理學潮問題上出現兩種不同方針的鬥爭。（JOHN GIANNINI/AFP/Getty Images）
按：上一次談到了我去朝鮮以後，處理學潮的方針被改變了。下面著重講我從朝鮮回來後，在處理學潮問題上兩種不同方針的鬥爭。在我訪問朝鮮期間，還發生了一起……
三、兩種處理學潮方針尖銳對立
上一次談到了我去朝鮮以後，處理學潮的方針被李鵬他們在家裡改變了。下面著重講我從朝鮮回來後，在處理學潮問題上兩種不同方針的鬥爭。
4･26社論的發表，造成了學生大遊行，機關、團體、學校、民主黨派對李鵬及北京市的領導人一片埋怨和責怪之聲。而李鵬決定4月25和26日在北京及各地大範圍地傳達鄧4月25日講話，也引起了對鄧的不少議論和批評。鄧和他的家人對這件事很有意見。鄧家人說，李鵬等人一下子把鄧拋到了第一線，自己去做好人。前面我也說過，一直到5月17日政治局常委會上討論對學潮處理、最後決定實行戒嚴的那次會議，鄧當面就這件事批評了李鵬。
在這種情況下，因4･26社論造成了4･27大遊行，造成了整個社會上各方面對4･26社論的不滿意。李鵬不得不讓鮑彤又寫了4･29社論，並要袁木、何東昌與學生對話。在對話中肯定了學生提出的許多要求，說學生的許多要求同黨和政府是一致的，社論不是針對廣大學生的，甚至說學生中99.9％都是好的，搞「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的只是極少數人，這樣來緩和學生的情緒。同時他們又十分害怕4･26社論被否定，特別是怕我回國後不支持他們這種做法。李鵬會向閻明復說過（閻明復在我從朝鮮回來後告訴我），如果趙回來不支持4･26社論，他只有下臺。李鵬和姚依林商定一定要我回國後表態支持。所以後來他們一再要我在紀念「五四」的講話中加上明確反對動亂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詞句，在把紀念「五四」講話稿送給他們看的時候，李鵬、姚依林統統要求加上反對自由化的內容。當時因為廣泛傳達了鄧的講話，鄧感到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受傷害，鄧榕通過鮑彤轉告我，在「五四」講話中一定要加上鄧歷來關心青年、愛護青年的內容。我在「五四」講話中加的這一段話，專門講了鄧如何愛護青年，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加上的。
我4月30日上午從朝鮮回來，李鵬迫不及待地當天就找我，要我召開會議聽取北京市委的匯報，目的是逼我對他們前段的搞法表示支持。在5月1日的常委碰頭會上，雖然我一回國就聽到各方面對4･26社論的強烈反映，但因剛剛回國，畢竟情況瞭解不多，同時也避免彎子轉得太陡，因此我不能不一般地對我出國期間李鵬主持的工作表示了一些肯定。但我著重指出，關鍵是爭取大多數，一定要把大多數人和極少數人區分開，不要把大多數人放到對立面，不要使大多數人感到受壓抑。不管原因何在，必須冷靜地承認一個嚴峻的事實，那就是廣大人民，尤其是學生、知識份子、民主黨派同我們的認識即4･26社論的調子，有很遠的距離。所以我指出要廣泛對話，既對學生，也對老師、工人聽取意見。對學生關心的定性問題，我當時強調要按照4･29社論的口徑作新的解釋。「反黨反社會主義」搞動亂的只是極少數人，我希望這樣實際上就把4･26社論的調子降下來。另外我還指出，要抓復課這個旗幟，因為這也是家長、教師、社會上多數人的要求。同時，只要復課了，情緒就冷靜了，局勢就穩定了，其他問題也就好解決了。
我從朝鮮回來後，首先從各方面進一步瞭解情況，先調看了4･27遊行的實況錄像。5月2日我應民主黨派負責人費孝通、孫起孟、雷潔瓊的要求，與他們座談學潮問題。5月5日上午約北大校長丁石孫、北師大副校長許嘉璐談話，請他們介紹兩校學潮的情況及他們的看法。當天下午，我又自行決定參加了民盟中央召開的北京地區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師盟員座談會，聽取他們對學潮的意見。通過瞭解情況，我更加感到這次學潮是得到社會各方面的廣泛同情的，4･26社論以及前一段中央對付學潮的方針是不得人心的。如果不以適當方式對4･26社論鬆一下口，學生對定性心有餘悸，怕秋後算賬，矛盾是緩和不下來的。我還感到，如果這次學潮以對話、疏導的方式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平息，可能進一步推動中國的改革事業，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反之，如果以暴力鎮壓下去，接著肯定是一場更大規模的反自由化運動，保守勢力將乘機抬頭，改革事業將停止、倒退，中國歷史很可能出現一個時期的曲折。所以這兩種方針將會導致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
但是，問題的關鍵在鄧身上。當時我想，只要他能夠稍微鬆一下口，譬如說這麼一句話，「4月25日聽李鵬匯報，看來當時把情況看得重了一些，遊行也沒有出什麼了不起的問題嘛！」他能有這麼一句話，我就可以把局勢轉變過來，也不會把責任搞到鄧的頭上。我和政治局常委可以把責任擔起來。如果鄧一點不改口，那我也就沒辦法讓李鵬、姚依林這兩個死硬派分子改變態度。而他們不改變態度，常委就難以貫徹疏導、對話的方針。我也深深知道，鄧歷來在這樣問題上的態度比較強硬，加上聽了李鵬先入為主的匯報，要他改變是很難很難的。我當時急著想直接見鄧談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認可。我便打電話給王瑞林約鄧談話，王說鄧最近身體很不好，很擔心到時候見不了戈爾巴喬夫，那問題就大了。所以現在什麼事都不要報給他，以免分心。我當時以至今天，都認為他講的當時鄧的情況是真實的！當時鄧的身體確實很不好。
5月2日，我曾將我的這些想法告訴了閻明復，請他通過楊尚昆和鄧周圍的人，把我的想法轉告鄧。
5月3日，我到了楊尚昆家裡。楊告訴我，他已向王瑞林及鄧的子女談過，他們認為現在修改4･26社論有困難，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轉這個彎子。他們還說，如果現在找鄧談，鄧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難了。你們在前線，慢慢去轉這個彎子。尚昆當時還表示，他可以分頭做其他幾位常委的工作。就在這一天，閻明復到我家告訴我說：王瑞林和鄧的子女都表示，對學潮問題，由中央負責同志根據情況處理好了。如果現在找鄧，萬一鄧不同意，反而更難辦。在這以後的幾天內，也就是按照這個淡化、慢慢轉彎子的辦法行事。
我5月4日在亞行的講話，也是這個調子，既與4･26社論調子不同，也沒有直接違背的詞句。5月4日亞行講話以後，楊尚昆又告訴我他同各常委談話的結果。胡啟立、喬石贊成新的方針，李鵬、姚依林反對。萬里我直接找他談過，他完全同意新的方針。這樣，常委和列席常委的同志，贊成我意見的佔了多數。楊還告訴我，他同彭真談過，彭完全支持我的意見。當時彭還對楊說，如果將來鄧怪罪下來，不能怪紫陽一個人，還有你我，你算一個，我也算一個。意思是表示和我站在一起。
在我回國前，北京曾在常委碰頭會上提出過實行戒嚴的問題，當時受到楊尚昆的嚴厲批評，說首都戒嚴，如何向全世界交代？我感覺到在鄧決定實行戒嚴以前，楊對學潮的態度是比較溫和的。5月4日我接見亞行代表時就學潮問題發表了一篇講話。這篇講話稿是根據我的意思，由鮑彤起草的。我在這篇講話中指出，學潮問題要在冷靜、理智、克制、秩序的氣氛中，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指出這次學生對黨和政府是既滿意又不滿意，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我還說，這麼大的學潮，難免有人企圖利用，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
這篇講話發表後，得到國內外廣泛的讚揚。5月5日以後的幾天內，北京各大學陸續復了課。當時在北京的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給我寫了一個條子，說他5月4日見到了楊尚昆，楊對我的講話極為贊同。當時在廣泛的讚揚下，李鵬4日晚來我家，也不得不說我的講話很好，他隨後會見亞行會議代表講話時，也要呼應一下。但後來當我說到4･26社論有問題時，他表示反對。
這就是我從朝鮮回來到5月初這一段，我經過瞭解情況，感到4･26社論不得人心，不適當改變一下，學潮很難緩和下去，同時在沒法見鄧的情況下，我和以上同志共同商量採取慢慢轉彎子的辦法，實際上在慢慢改變。
當時這樣一個方針，這種做法雖然各方面情況在緩和，大部分學生復了課，但是他們要看下文，《「五四」講話》如何兌現。當時我想乘緩和時積極採取對話，各方面對話，對學生關心的問題作些解釋，把學生中合理的意見吸收過來，對話、疏導、採取具體的行動。
但是，一方面是我和常委幾個人和列席常委會的幾位同志，採取這一方針積極轉彎子，而李鵬等人卻極力阻撓、拖延，甚至破壞。所以《「五四」講話》中對話、疏導的方針都無法貫徹。學生當時雖然復課，但對《「五四」講話》的方針半信半疑，要看我們的行動。
我當時一方面主張廣泛對話，一方面對學生提出的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如廉政問題、透明度問題、民主與法制的問題以及輿論監督等等，要積極採取措施。建議人大建立一個有權威的廉政委員會，獨立接受對高幹子女違法行為的舉報及調查，加強輿論監督，加強透明度，加快新聞法、遊行法的制定。採用世界多數國家通用的做法，通過具體立法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我還提出，專門召開一次人大常委會，聽取對幾大公司以及社會認為「官倒」嚴重的幾個大公司的審計情況，由人大進一步審查，或由人大直接組織審查。因為在人們心目中，人大的透明度比黨和政府還是要大一些。我當時總的想法，就是通過對一些社會上關心的熱點問題的改革，一方面來緩解社會上和學生中間的一些不滿，把學潮緩和下來，平息下去。並以此為契機啟動政治體制改革，通過這些問題使人大真正能發揮最高權力機構的作用，引導學生把注意力轉移到如何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來。
5月13日，我和楊尚昆一起到鄧家裡談有關戈爾巴喬夫來訪問題，也向他談了學潮的近況，並談了我的主張。主張對話、抓廉政、抓透明度。他當時原則上表示贊成我的想法，說要抓住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增加透明度他也講了。當時社會上有很多高幹子女搞「官倒」的流言，對我的孩子的流言也很多。所以5月1日下午我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來，請政治局責成中紀委、監察部專門對我的孩子進行調查，後來我又正式給政治局寫了一封信，請求政治局支持我的這個要求。當時學生要求解決另一個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是新聞自由問題，我在5月6日找胡啟立、芮杏文專門討論了新聞改革的問題，提出制訂新的新聞法著眼點應當是適當放寬新聞報導和言論的尺度。
5月3日我到萬里家，同他談了我對學潮的看法，還談到現在一些領導人中，對學潮提出的問題所以反應過度，主要是長期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影響下形成的思維方式，一種老的思維方式。現在時代變了，順應民主與法制的潮流，應當改變這種思維方式。他對我的意見完全贊同。他還說，天津、北京的領導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對學潮的態度太軟了。看來這是受了舊的思維方式影響，他主張要解決這些問題。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或是5月1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記不清了），他講了一篇很好的意見，內容是要順應世界民主潮流，正確對待學潮中學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開的人大委員長會議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張，確定近期要召開人大常委會議，要把這些問題列入人大常委會議程。5月9日他又到我家，說他要出訪加拿大和美國，本來出國前他要找鄧直接談一談，但時間來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國後，幾次談到北京的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萬里在學潮問題上所採取的態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張開放民主，支持政治體制改革。1987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就不贊成。他曾對決策民主化問題做過專題講話。在中央領導人中間，他是堅定支持改革的人物。
李鵬、姚依林和北京市的李錫銘他們這些人，對我的上述主張極力加以阻撓、抵制和拖延。他們對我「五四」亞行講話，開始幾天不公開反對，甚至還讚揚幾句，但實際上是極力加以曲解、歪曲，說我的講話同4･26社論是一致的，是不同的側面。接著讓何東昌在國務院召開的幾個大學黨委書記會議上散佈說，趙的講話只代表個人意見，不能代表中央。這個消息很快傳到學生中。對於和學生對話，他們更是多方抵制和拖延。本來對話就是要同示威遊行的學生對話，但是他們不僅不讓學生在學潮中建立的組織選派代表，也不允許由學生自己選派代表，一定要由學生會作為代表來對話，根本不能代表遊行示威的學生。這樣的對話不是等於完全拒絕對話嗎？而且他們在對話時不是以誠懇的態度聽取意見，討論問題，而是想方設法應付學生，像記者招待會上對付外國記者那樣，爭取在鏡頭上出現有利於自己的形象，撈取資本，這使學生感到政府說要同他們對話，完全沒有誠意。我對這些一再批評，但他們一直置之不理。至於對廉政問題，透明度問題，他們的態度更是消極，連召開人大常委會把這些問題列入議程也遭到李鵬的反對，他為此專門給我打電話，不同意把這些問題列入人大議程。
正因為這樣，學生復課後，過了好多天，根本看不到政府有什麼行動，對話是應付他們，更沒有什麼要改革的實際行動，所以他們對我的《「五四」講話》根本上發生了懷疑。一場更為激烈的衝突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所以現在要回答一個問題：學潮長期不能平息究竟是什麼原因？他們講是《「五四」講話》暴露了中央的分歧，所謂兩種聲音。不對！根本原因是我從朝鮮回國後確定的方針（疏導、對話，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從熱點問題做起搞政治體制改革），受到李鵬等人阻撓、抵制、破壞造成的。在戈爾巴喬夫來訪之前，李鵬有一天對我說：你不是主張用軟的辦法平息學潮嗎？已經這麼多天了，沒有什麼作用吧！他的這句話，完全暴露了他包藏的禍心。他之所以抵制、破壞，使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學潮問題遭到失效，其目的是為以暴力鎮壓學潮尋找藉口。
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加劇了矛盾，「六四」後，江澤民把這件事作為趙紫陽支持學潮的一個罪狀。（網絡圖片）
在我訪問朝鮮期間，還發生了一起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起因是導報登了一篇悼念耀邦活動的報導，上海市委認為內容不妥，責令導報撤掉這篇報導，導報沒有執行，上海市委便決定導報停刊整頓，並停了總編輯欽本立的職，據說江澤民曾打電話請示過鄧的辦公室。當時正處在學潮鬧得熱鬧的時候，他們這樣做，不僅導報工作人員不服，而且遭到北京、上海及全國各地新聞單位工作人員的普遍反對，紛紛上街聲援導報，要求上海市委撤消對導報的決定。他們的行動與當時的學潮相互配合，起了壯大聲勢推波助瀾的作用。我回國後感到上海市委對此事處理生硬簡單，而且時機不當。但事情已經發生也不再說什麼了，既不好批評指責上海市委，也不好支持新聞媒體，只好採取中央不介入，由上海自己解決的態度。5月2日，我與民主黨派座談，閻明復告訴我，上海市委統戰部來人告訴他，上海市有意下台階，希望中央統戰部幫助做些工作。我說，上海市委既然有此要求，你可以幫助想想辦法。5月10日，江澤民來京向我談了他們緩解矛盾的想法，我表示由上海自己解決，中央不干預，以免外界猜測說上海是在中央的壓力下才這樣做的。江澤民對此不滿意，「六四」後，江把這件事作為我支持學潮的一個罪狀。
這些是我從朝鮮回來以後，瞭解到4･26社論引起學潮升級，各界上街遊行；我為了平息學潮採取了上述方針。而由於李鵬等人怕因此否定了4･26社論，甚至怕因此追究他們的責任，因此拚命予以阻撓、破壞，以致學潮拖延下來。這就是學潮長達一個月左右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