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件爆發後，國軍士兵跑出宛平城奔向戰鬥崗位。（圖片來源：Wikipedia）
近代史愛好者需要擦亮眼睛：大凡中國近代史上的反帝愛國運動，尤其是一些捕殺外國僑民、放冷槍、放鞭炮的事兒，基本上都是有內幕的。本文舉例談三件事：大川飯店事件、北海事件和盧溝橋事件。
一、大川飯店事件
1936年8月，國民政府批准日本在成都設置領事館。當時治理四川的，是四川省主席劉湘。劉湘是軍閥出身，向來不服蔣介石，他決心藉此事與蔣介石唱唱對臺戲、給蔣介石以難堪。（參《中華文史資料文庫》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卷第251頁）
在這種情況下，蘇俄代理組織地下黨人張曙時，瞅緊了機會、策劃反日運動、意圖促使蔣介石盡早和日本開戰，以緩解某軍隊的軍事壓力。於是，張曙時乘機開展了對劉湘以及其部下的工作、策劃了一場反日示威遊行運動。
1936年8月24日，在地下黨人張曙時的策劃之下，成都人民舉行了「反對日本在成都設置領事館」的示威遊行活動。劉湘指示軍警：「對這個愛國運動，只准維持，不得干涉。」在遊行示威活動中，成都的愛國市民衝進成都市一家日本旅館（大川飯店），當場打死日本記者渡邊洸三郎、深川經二。
解放後，地下黨人張曙時撰文供認：1936年打死兩名日本記者的「大川飯店事件」，是他策劃的。（參張曙時《我在四川是怎樣進行統戰工作的》載《四川現代革命史研究資料》1981年第12期）
「大川飯店事件」這個案例表明：表面上看起來風光威武的愛國運動，有時候本質上卻是國內逐鹿政治勢力相互拆臺、相互角力、相互製造麻煩的權謀術。而不明真相的廣大人民群眾，無疑扮演了被利用的角色。
二、北海事件
1936年9月3日，日本藥商中野順三，在廣西北海自己開辦的藥房裡面，被「愛國青年」當場刺殺身亡。這件事，一直被看作廣西人民的愛國壯舉。刺殺地點現在也被建成一個「國家安全教育館」。但是，多年之後，國民黨還是獲知了此事的真相：當時1936年，正是蔣介石與兩廣地方軍事勢力（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等人）對抗的「兩廣事變」的時候，那個被誤解為「愛國青年」的刺客，其實只是兩廣軍事勢力的麾下人員，兩廣勢力意圖殺死一個日本僑民，給蔣介石製造中、日兩國之間的外交糾紛，以緩解蔣介石對兩廣勢力所施加的軍事和政治壓力。
蔣介石的終生摯友張群回憶：1936年當年，正是兩廣勢力的「反蔣年」，兩廣勢力策劃殺死一個日本人，是故意給蔣介石製造外交麻煩的。（參《張群先生話往事》）
當時（1936年）的兩廣勢力，根本不是真心抗日的。我舉個例子：1936年6月，正值反蔣的「兩廣事變」。「愛國將領」陳濟棠、白崇禧等人（兩廣勢力），邀請了日本陸軍軍官100人來到廣州、駐紮在沙面租界。兩廣反蔣軍事勢力，準備起用這些日本軍閥鬼子，指揮兩廣的部隊、進攻蔣介石的國軍。（參《廣州文史資料第44輯：廣州租界史大事記》）
三、盧溝橋事件
眾所周知，1937年7月7日晚上，在盧溝橋有不明身份的人，在黑暗中向演習的日軍開槍射擊，這個開槍的人，至今仍身份不明，日本人、國軍人士、蘇俄代理勢力，都有嫌疑。
7月22日，中日聯合調查隊在盧溝橋和八寳山的中間地帶，發現了一群男女學生在野地上放鞭炮、偽裝槍聲。當時聯合調查隊穿的是便衣，那群青年學生以為調查隊只是平民，他們對調查隊說：「我們是受命於北方局來幹的，你們別搗亂！」（參上海譯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憶錄》第44頁）
眾所周知，「北方局」，就是蘇俄代理勢力。
為什麼放鞭炮、偽裝槍聲？因為有人要引發中、日兩軍（國軍第29軍vs日本中國駐屯軍）更大的軍事衝突。
目前還不能肯定盧溝橋七七當晚的冷槍是蘇俄代理人放的，但是，蘇俄代理人常常幹同等的事，這一點，依據眾多的第一手史料，已經毫無疑問。
時任國民革命軍第29軍副參謀長的張克俠，在晚年有如下的回憶：「……我在1929年就入了地下黨。1937年4月，肖明同志給我發了一個指示文件：對日本，要積極開展作戰，以攻為守，爭取主動，將駐紮在華北地區的兩萬多名日本兵、一股氣趕出去……解放後，組織的上級領導同志讓王世英找我，要我交還這個指示文件的原件……」這則史料，出自《北京文史資料選編》第9輯第105頁張克俠《在西北軍中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經歷》。
為何要收回這份指示文件的原件？因為心虛、害怕後世人得知真相。為什麼心虛呢？因為在1937年4月的時候，蔣介石仍然在做對日本全面大戰的軍事準備，準備工作尚未完成，蘇俄代理組織接受蘇俄的指示，不顧一切、製造一切事端，迫使國民黨軍隊和日本軍隊盡量早日爆發大戰，這樣，一來可以緩解蘇俄東面的軍事壓力，二來它的代理組織，可以從此獲得休養生息、漁翁得利的機會。
在國難當頭的時候，國內各種逐鹿勢力狗咬狗，並不惜咬傷外人、栽贓國內政治對手，甚至引發中外大戰，這些政客都在所不辭。這是某一些所謂「愛國運動」的歷史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