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澤東率團訪問蘇聯，和斯大林合影。（網絡圖片）
中國共產黨一貫標榜自己是怎樣的「愛民族」、「愛國家」，又是怎樣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澤東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反蘇反斯大林的大英雄。但是，謊言終究不能長久，狐狸尾巴總有露出來的一天。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四月出版的《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以下簡稱《文稿》），就露出許多馬腳來，把中共自己泡製的美麗謊言戳得個稀巴爛。其開卷的第一篇即寫於1949年6～8月秘密訪蘇期間的《代表中共中央給聯共（布）中央斯大林的報告》，就是中共一夥出賣民族利益和國家主權、甘當兒子黨的自供狀；是一篇賣國狀，也是一篇賣身契。《報告》從頭到尾充斥著無比熱烈的阿諛和奉承，洋溢著迫不及待的叛賣和投靠。
「我們中共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的決定」
劉少奇秘密訪蘇，是受中共中央委託向斯大林匯報「中國國內的情況」、請示今後的任務，以及外交方針；感謝「蘇聯給予三億美元貸款和派專家」並乞求更多的「支持和幫助」。（《毛澤東傳1949-1976》，p30，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北京）所以劉少奇的《報告》首先就要確定蘇中兩黨的關係：「毛澤東同志與中共中央是這樣認識的：即聯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則只是一個方面軍的司令部。根據局部利益服從世界利益，我們中共服從聯共的決定，即使沒有了共產國際的組織，中共也沒有參加歐洲共產黨情報局，如果中共與聯共發生爭論，我們中共在說明我們的意見後，準備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的決定。」（《文稿》p16）
其賣身投靠、其卑躬屈膝、其無恥下作，連與契丹「約為父子」的石敬塘、對金國「世修子禮」的劉豫也難望其項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劉少奇們如此婢奴其身、甘為犬馬的熱情，連斯大林都覺得難堪。斯大林在看了《報告》後教訓劉少奇：「你們在《報告》中說中共服從聯共決定，這使我們覺得奇怪，一個國家的黨服從另一個國家的黨，這是從來沒有過的，而且是不許可的。兩黨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負責，有問題互相商量，有困難互相幫助，談不上哪一個服從哪一個。」（《文稿》p34）斯大林或許言不由衷，但也不失冠冕堂皇。
當劉少奇把斯大林意見電告毛澤東後，毛澤東在7月14日的復電中仍然聲稱：「你們關於兩黨關係的那種提法，是因為現在兩黨間沒有共產國際及情報局一類組織，而現在又不適宜恢復或建立這類組織的情況下的一種實際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處置或態度，這種處置或態度，不要採取任何文字的決議或記錄，更不應當向黨內外宣布。因此，請你們和斯大林及馬（林科夫）兄商量，如果他們認為有必要的話，你們可以從書面報告中撤銷那種提法的文字，但我們實際上這樣做，以利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以上是否妥當，請斯大林及馬兄決定。」（《文稿》p22）仍然痴心不改！
「兩黨關係的提法不應當向黨內外宣布」
「這種處置或態度，不要採取任何文字的決議或記錄，更不應當向黨內外宣布」，這句話意味著毛澤東原來也還有點羞恥之心，他們知道這種遞表稱臣是不齒於中國人民的，是見不得陽光的；但是他們還是堅持「實際上這樣做」，做了又不敢記錄在案，也不敢向黨內外公布。由此可知他們為了能在蘇俄庇護下做兒皇帝，連最後的一點羞恥之心也拋棄了，成了一個純粹的無恥人，一個沒有中國人氣味的人，一個完全有益於蘇俄的人。
究竟中共一夥還有多少「不應當向黨內外宣布」的骯髒勾當呢？以《毛澤東文集》為例，在四十和五十年代，多是兩三年或三四年就編一本，而1959年起，十六年才編一本。《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66年之前一或兩年編一本，而1968年以後，八年才編一本。（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p556，利文出版社，2005年，香港）《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收集的是劉在1949年7月至1950年3月的文章，僅九個月，就有40餘萬字。考慮到毛實際地位、權力遠遠超過劉，要寫更多的批示、電報、文章，要做更多的講話。便知毛有太多見不得人的東西需要隱瞞了，例如這封7月14日的電報。
毛澤東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曾讓許多人為之熱淚盈眶。但是毛澤東卻愚弄了中國人民，因為站起來的只有中共一小撮，甚至只是毛澤東一個人；然而今天，毛劉們的《報告》、電報又告訴中國人民，原來毛澤東也只不過是站在斯大林的褲襠底下。正如魯迅所哀嘆，革命前我們是奴隸，革命後我們卻成了奴隸的奴隸！
毛澤東反對蘇俄從東北撤軍
其次，出賣主權以換取蘇俄的施捨和保護。關於國民政府和蘇聯政府在1945年8月所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俄的態度是明確的。為了拉住中共以對英美的需要，在1949年2月1日到訪西柏坡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就曾主動告訴中共中央，那個條約「是不平等條約」。2月5日，斯大林又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重申了米高揚的基本觀點：「中國共產黨人掌權後，形勢己根本改變，蘇聯政府已經通過了取消這個不平等條約的決議，準備一旦同日本簽訂和約，蘇聯就從旅順撤軍，自然美國也將從日本撤軍。當然，如果中國共產黨認為蘇聯軍隊以立即撤出旅順為好，蘇聯願意使中國共產黨如願以償。」
可是中國共產黨偏不領情，他們捨不得蘇軍「馬上從遼東撤出」，他們反對蘇俄「撤消旅順基地」。毛澤東說：「撤軍問題應該等到中國粉碎了反動勢力，把人民動員起來，沒收了外國資本，並在蘇聯的幫助下把國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時再來考慮。一句話，等我們強大起來時，到時候我們要簽訂類似蘇波條約那樣的互助條約。」（楊奎松：《毛澤東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268，三聯出版社，香港）為了坐上金鑾殿，毛澤東需要蘇俄軍事的保護，雖為傀儡也在所不惜。
為蘇俄侵略強盜行徑唱讚歌
第三，劉少奇的《報告》為「蘇聯方面由此獲得在中國的一些特殊利益」的《蘇中友好同盟條約》評功擺好，大唱讚歌。他寫道：「蘇中友好同盟條約，在過去已給予中國人民很大的幫助，在今後新的中國政府繼承這個條約，對於蘇中兩國人民，特別對於中國人民，將有更偉大的貢獻。我們完全願意繼承這個條約。」（《文稿》p15）汪精衛是公認的大漢奸，可是他敢向日本承諾「我們完全願意繼承《二十一條》嗎？可是劉少奇們就敢。他左一個「蘇中兩國人民」，右一個「中國人民」；其實他代表的不過是投靠蘇俄的一小撮無恥的漢奸。
以人民的名義出賣著民族利益、出賣著國家主權的毛澤東、劉少奇們，為了壓制廣大人民的不滿情緒，就不得不為虎作倀，不得不為蘇俄的野蠻侵略行徑作辯護士。《報告》稱，「在民主黨派及學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蘇聯在旅順駐軍、蒙古獨立及蘇聯搬運東北機噐的問題。我們曾向這些人解釋：當著我們自己還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的時候，如果不贊成蘇聯在旅順駐兵，那是對於帝國主義的幫助。關於蒙古人民共和國問題，我們說：蒙古人民要求獨立，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我們應該承認蒙古獨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國如果願意與中國聯合，我們自然歡迎。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權利決定這個問題。關於蘇聯搬運機器問題，我們說：這些機器是日本人的，蘇聯把這些東西當作勝利品搬走，去建設社會主義，免得落在反動派手中用來反對中國人民，是完全做得對的。以上這些說法，不知是否正確？」（《文稿》p15—16）
太正確了！親愛的「達瓦尼死」劉，您是偉大蘇聯的最忠實奴僕！您能不叫你「生身的父親斯大林大元帥」笑逐頻開、心花怒放嗎？斯大林所理想的世界共產主義，就是全世界都要歸蘇聯統治，而且全世界都得說俄語，用俄文。斯大林在戰後某天得意洋洋地對他的臣僚說：「俄國東邊的情況非常好，千島群島現在己歸我們了，薩哈林島（庫頁島—引者注）完全屬於我們所有了，你們看吧，這有多麼好！旅順港是我們的，大連也是我們的，中東鐵路也是我們的，中國、蒙古這都沒問題。」（費･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試想，如果沒有中共一小撮賣國賊充當內應，斯大林的宏圖偉業能實現得這麼圓滿無缺嗎？
毛共一夥和國民黨爭地盤時，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可是對蘇俄卻數百萬平方公里亦在所不惜。道理很簡單：只要有土地在其他黨派手中，中共就不能隨心所欲地搞專政獨裁；而半壁江山淪於強鄰，「兒皇帝」卻照樣有得做。就這麼一夥裡通外國的民族敗類，就這麼一夥喪權辱國的賣國賊，幾十年來卻被捧為什麼「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甚至自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真是厚顏無恥到了極點。
到處都是秘密黨員的恐怖世界
第四，便是出賣黨國最高機密。中共一夥雖然動輒把特務、間諜、裡通外國等罪名加在黨員和人民頭上；但中共一夥對蘇俄親人卻絕對坦白，是無事不可對蘇言。「其中臺灣，因為有國民黨軍隊作內應可能提早去佔領。」（《文稿》p6）「現在政協籌備會已組成，共有籌備委員一百卅四人，其中黨員四十三人，肯定跟我們前進的進步人士四十八人，中間人士四十三人，其中中間偏右者只有十六人，在進步人士中有十五個秘密黨員。共產黨對政協籌備會可保障絕對的領導。在籌備委員會中另組織常委會委員，委員二十一人，同樣可保障我黨領導。」「籌委會已決定將來參加新的政協會議的黨派十四個，代表一百四十二人。地區代表一百○二人，軍隊代表六十人，人民團體及少數民族與海外華僑代表二百○六人，總共四十五個單位，五百一十個代表。代表中黨員將佔多數。」（《文稿》p4-5）
不但在國民黨和國軍中有中共「秘密黨員」，就是被共產黨許為「肝膽相照、生死與共」的各民主黨派中也佈滿著中共「秘密黨員」。這些偽裝成「進步人士」的秘密黨員，也就是暗探、特務或秘密誓察，至今五十多年過去了，有的仍未現身。從而可以聯想到，現在曾蔭權身邊有多少「秘密黨員」，行政會議、立法會和街坊福利會，甚至xx幫裡到底有多少「秘密黨員」？國民黨、親民黨、民進黨裡有多少中共的「秘密黨員」？中國人幾十年來就生活在這個到處佈滿秘密黨員的人間地獄中，充分地享受著沒有不恐懼的自由。
有人說《蒙古秘史》的每一句話都是一篇博士論文的題目，也許是誇張。但中共《黨史》的每一個字都可以寫無數的考古文章，卻是肯定的，因為整部的中共的《黨史》只有三個字：假、大、空。
（2005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