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國感」的「悼亡」對象，不是任何一國，而是民主。（圖：臺灣自由廣場/pixabay）
【看中国2019年11月17日讯】「亡國感」，目前為止我們對它所知不多。它起於PTT，如果去查Google Trend，會發現「亡國感」首次在搜索引擎裡占有一席之地，是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這一週。三月二十四日發生的大事，是高雄市長韓國瑜進中聯辦。這個人在一片紅色疑慮之中贏得選舉，當選之夜即高調宣布支持九二共識。九二共識是什麼呢？二〇一九年一月二日之後，已無疑義：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講話，將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緊緊縫合，要把臺灣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韓國瑜上任未及三月，立即出訪香港，這個一國兩制的示範地；並且走進了中聯辦，「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的一國兩制指揮中心。他事前沒有向陸委會報備，事後拒絕透露與中聯辦的聯繫經過與會商內容。就在這一串新聞事件裡，「亡國感」出現了。
流行語大抵如此：一聽就懂，心領神會，拿來就用；很快的，大家都琅琅上口了。在這個喜歡玩弄同音異字、以訛傳訛的大遊戲年代，「亡國感」又異變為更加俏皮的「芒果乾」。這樣的「亡國感」當然不可能有什麼定於一尊的標準定義，而反映了一種集體情緒。
潛規則：我們要看對岸的臉色
二〇一九年初當我決定開設「臺灣前途與中國因素」這門課時，驅動的力量也來自一種當時還無以名之的焦慮。這原不是我的守備範圍，但我感覺到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民主生活，已經面臨毀壞的危機。對政治略有參與的公民應當早已習慣，民主經常是警鈴大作的。可是，中國的攻勢從「九二共識」到「一國兩制」，已經又逼近了一步，半島電視臺臥底採訪所揭露的中國滲透手法與深入程度，更是觸目驚心。我不禁自問，這是不是臺灣民主的最後一個警訊？
第一堂課，我放導演鄭有傑二〇一一年的短片，《潛規則》。一組人準備拍電影，外景選在一個學校操場的司令臺。但是導演看起來又愁又怒，原來司令臺的背景是好大一面國旗。美術說，「我避不掉。」導演說，「到時候片子賣不進去怎麼辦？」最後，最資淺的工作人員拿來鐵撬，大家合力將那塊國旗背板撬下，在國旗歌聲中，工作人員歡喜大喊：「要——倒——了——！」
當那個國家象徵轟然倒下，只見導演兩眼發直，面部肌肉不自主抽搐，好像快要中風。背板後的牆面久未經日照，顯得有點蒼白。那裡畫著一面巨幅秋海棠，上面寫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我問：「『潛規則』到底是什麼？明白地用語言把它說出來。」毫不扭捏的，第一個答案就直指核心：「我們要看對岸臉色。」
對。就這麼簡單。
「潛規則是誰訂的？」
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比較糊了，有人說是自願的，有人說是歷史與市場造成的，有人說也可以不要遵守啊。其實這注定是一個模糊的回答，因為根本就沒人知道誰制訂的。
我再問：「潛規則與法律或政策有何不同？」
「法律的話，感覺遵守法律跟制訂法律的人仍然是平等的。可是潛規則感覺是下對上的，要一直去猜測那個規則，想要討好在上位的人。」一個學生說，法律非遵守不可，潛規則卻有選擇的空間。另一個說：法律寫在那裡，可以去鑽它的漏洞，但是潛規則卻逃不開，因為不知道究竟是什麼。第三個人自動出面整合了雙方的論點：「法律之所以能鑽漏洞，是因為它很明確地寫在那裡，邊界很清楚，所以知道從哪裡鑽過去。潛規則逃不開，是因為它很模糊，也沒人把它講清楚，所以就算一個人選擇要服從潛規則，也可能逃不開。」我說：「對啊，就像小熊維尼，他本來是個卡通人物，結果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他變敏感了。」
如此討論一輪，潛規則漸漸現形：它不經民主程序、冤無頭債無主，因此無法修正、無法討價還價，卻有著貨真價實的影響力。短片裡說得很明白，不避掉國旗的話，電影就進不了中國市場。電影這麼燒錢的產業，要不顧慮市場，實在挺難的。拍了背景有國旗的戲並不會被抓去關，但是會血本無歸，這使他們決定趨吉避凶，遵守潛規則。
這部短片，距今八年。那時候，「不能出現國旗」還是低調、委婉、檯面下的原則，業界人士知道，但心照不宣。近年的潛規則已經不再低調了，要周子瑜、戴立忍公開道歉，都是刻意張揚的霸凌，目的是殺一儆百，唯恐你不知道！潛規則就是對於中華民國的各種政治象徵全面獵殺，是中國對臺灣的政治審查。
如果你參與某個活動，被警察抓走，然後從高處墜落，或者從海裡浮起，但一律以「無他殺嫌疑」迅速結案；我們知道這是政治。這裡面有國家動用的公權力，有壓迫者、有受害者。潛規則看起來卻不是這樣，它看起像「個人選擇」、「市場機制」、「你自己願意的」；「不爽不要做啊，不爽不要來啊！」潛規則用的是經濟手段，國家公權力僅隱身其後，讓事情看起來不是「壓迫者欺負受害者」，而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也就是用經濟手段來掩護其政治本質。
《潛規則》為「中國因素」下了一個很好的注腳。所謂「中國因素」就是：臺灣的許多事情，是被中國「決定」的。其「決定」的方式，不一定是用政治影響，也可能是用經濟。
但是，為什麼？臺灣的事情，不是應該用民主的方式決定嗎？
「亡國感」這個集體情緒，它的核心就是這一句提問。臺灣的事情，為什麼不是用民主的方式決定？為什麼是由一個我們從未授權也無法影響的政權來決定？那民主算什麼？我們算什麼？
什麼是我們不可或缺的民主食材
我在「臺灣前途與中國因素」的課堂用了一款簡易遊戲「Democracy Cake」，由挪威的人權組織RAFTO（Rafto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設計研發、中原大學徐偉群教授引進，他很有創意地將這遊戲譯為「民主雞蛋糕」。每一組發一個蛋糕盤，然後提供二十幾種民主的「食材」，例如「言論自由」、「資訊公開透明」、「多元媒體」、「司法機關」、「立法機關」、「自由公平的選舉」、「公民投票」、「反歧視的法律」、「社會福利」、「正當程序」、「宗教與信仰自由」、「隱私權」等等。學生的任務就是用這些東西來建立自己的「民主雞蛋糕」。
一桌子食材，看起來都像好東西，但是蛋糕盤只放得下六片蛋糕。協商與爭辯自不可少，但他們考慮的因素是什麼？一位學生寫道：「在選擇良心食材時不論哪一項都非常難以取捨，突然有個念頭覺得我們過得其實很幸福，這些食材其實圍繞著我們四周，或許臺灣民主仍然有其進步、改善空間，但大抵來說我們過的很自由，自由到這些食材像是理所當然就該存在的，像是天賦的，捨棄哪一塊都怪彆扭的。」
另一位學生說：「這些良心食材，每一個現在看起來都好簡單，在我們的生活中其實就像呼吸一般自然；可是真要選六個來堅守，又尤其一想到我們很有可能將在之後失去這些權利，就更要選得戰戰兢兢。」
真的戰戰兢兢，我看著他們把一片片蛋糕放上盤子，又拿下來。「每一個食材在被丟棄的同時，總是會有人提出在臺灣過往經驗中遇到缺乏此食材的恐怖情況，最後食材又會被順利救回。其實我很慶幸大家對於臺灣歷史的認識較深，讓討論變得更加有意義，但也覺得很困擾，因為這樣每個食材都變得非常重要，就無法選出最重要的六個食材。」綜合討論時，有一組幽幽地說：「我們想要做一個三層的蛋糕！」
這是在桌遊與手遊中長大的世代，在高解析度影像中長大的世代。一款珍珠板貼上彩色紙的陽春遊戲，卻讓他們認真到產生選擇障礙，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這些東西「之後可能會失去」。
可以想見，「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言論自由」、「自由與公平的選舉」等等，是很受歡迎的食材。但有一組出人意表地選了「社會福利」。據說那是蛋糕盤上的最後一個空位，一位組員唸出「社會福利」卡片背面的定義：「政府應促成全面的支持系統，以確保人民能擁有健康、接受教育、經濟穩定」，真誠地看著大家說：「我覺得這就是民主制度的初衷。我認為有社會福利，才會成為一個有愛的國家。」那想必是莊嚴的一刻，全組的人都感動了。一位組員寫道：「原本還在爭論效益或結構的組員都同時安靜下來，神情從冷靜理性轉為溫柔，最後大家一致通過，將社福列入食材。」另一位組員瀟灑地總結：「社會福利是討論後決定釋出的立場，即便在層級上是較後期的目標。但理想是不必害羞的。」
建立民主雞蛋糕只是第一階段。遊戲卡裡也有幾十個對民主的攻擊，我稱為「黑心食材」，例如「政府監控」、「言論審查」、「選舉詐欺」、「歧視」等等。第二階段的玩法是請同學運用他的民主雞蛋糕裡的六個成分，來抵擋這些「黑心食材」。這個民主遊戲來自北歐，難免有隔靴搔癢之處，因此我根據臺灣處境的特殊性，另外加了三個臺灣版的「黑心食材」：「以商逼政」、「資訊戰」與「非官方談判締約」。太過切身了，同學說看到這三項，「腦袋抽痛了一下」。
面對攻擊，無力與挫折全部都跑出來了。「訊息戰、以商逼政、非官方締約一出現，瞬間就擊潰我們所有的良心食材，除了立法和司法，我們別無他法，而且還遠不及打壓這些早已滲透到民間的黑心食材，玩到最後大家都想放棄民主了。有一組說『用所有的黑心食材都可以對付這些東西』，我覺得好衝擊，確實這些大家這麼用力抵抗的不民主的『惡勢力』不斷逼近，為什麼我們還要堅守民主？常常自己在思考的時候也會這麼質疑。」
「我們拿著良心食材想要拼湊出防禦姿態，但卻發現這該怎麼擋？怎麼擋都有漏洞……我們拿著良心食材去對抗這些邪惡，突然感覺像是天安門事件那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一幕：『肉身抵擋坦克』。」
有一位同學想起了我在課堂上放的紀錄片，李惠仁導演的《蘋果的滋味》。「記得那時看完中嘉併購案的片段後感受到的是一股很重的無力感，即便我們獲得了資訊卻無能為力，在面對這三個中國因素的問題時我也感受到了一樣的無力。我開始回想紀錄片裡的中嘉併購案，當時有一群人發起了抗爭活動，雖然並沒有受到大媒體的關注，但那股力量是由人民的憤怒而起的，而那也正是我們最能夠直接參與的，也就是集會自由。」
「把所有良心食材一併加進來之後，好像還是遠不及抵禦黑心食材的進攻，真的令人非常絕望。可是，其實上這堂課的同學都是盟友吧？自己想不出辦法，那就大家一起想，總會有辦法……雖然亡國感並沒有減少一絲，但是對於自己所捍衛的價值有了更深的認識，我知道我想說話、想當好國好民、想在政府底下擁有人權，所以即使我堅信的民主力量遠小於獨裁，我們還是得團結一致對抗。」
向內擠壓的委屈中蓄積著向外爆發的能量
這是我對於「亡國感」的體察。在他們臉上，我讀到對民主的珍惜：每一塊「蛋糕」都不想放棄，因為認識到每一塊都重要。我讀到對於民主的深刻思考：我請他們說說各組的雞蛋糕成分有何異同，其中一組解釋，他們沒有選「社會福利」、「隱私權」、「受教權」，因為「我們盼望良善的立法、司法體制，和言論自由能帶給公民的民主素養，自然會發展出這些項目」。在有限的蛋糕盤裡，他們沒有選擇某一些，是因為那些可以從更為基本的元素推導而得；這些食材在他們眼中不是獨立存在的原料而已，他們已經想到了彼此之間的連動關係。他們對民主的認識，不只是知道氯是什麼、鈉是什麼，而且知道氯加上鈉會變成一種讓食物好吃的調味料，如果將氫、氧和鈉加在一起，則可以用來做肥皂或通水管。
我也讀到擔憂、挫折、無力、絕望……與不甘願。還不願意投降或放棄的那種不甘願。這些情緒看似矛盾：擔憂、挫折、無力、絕望都是坐以待斃，不甘願卻是起身反抗。但如同前述兩段引文所示，這相反方向的兩種情緒，可以共存於同一個人的同一段表述。「亡國感」似乎不是一個單一向度的感受，它不僅是字面上看起來的被動、放棄、不作為而已；在向內擠壓的委屈之中，向外爆發的憤怒在蓄積。作用力產生反作用力，「亡國感」的內裡，有一個想要「逆襲」的驅力。
亡國感真正悼亡的對象為何
值得追問的是，「亡國感」的悼亡對象為何？有人說，醒醒吧，你沒有國家，哪來亡國感？這是所謂臺獨。有人說，容納我們民主生活的，是中華民國臺灣，不管它叫什麼名字，它就是我的國家。這是所謂華獨。「亡國感」是哪一種？
在同學的作業裡，「國」的問題鮮少被提起。兩千年左右出生的這一世代，成長於全球化的年代，國界已不似先前那樣銅牆鐵壁，他們對國族的情感與看法，恐怕很難用黑白分明的「非此即彼」來劃分。有的人幼年在中國長大，因為父母是臺商，中國和臺灣都是他的故鄉。有的人曾經在中國就學，有的人固定往返中國，因為父母之一是中國人。有的人擁有臺灣以外的其他國籍。有的人是新移民之子。有的人認真在評估，畢業後要不要去中國找工作。一位同學表達得很好：「對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來說，『國』是一個太難解的概念。臺灣史獨立成冊了，但我們的國名裡沒有這兩個字。」他們拒絕中國因素，並不是因為對中國有敵意，也不是因為對中國欠缺瞭解，而是因為臺灣有民主，中國沒有，他們從自己的經驗知道，臺灣的生活才是有尊嚴的人的生活。
國族主義最需警戒的，不外乎兩點，其一是身分的排他性，其二是它經常召喚個體為國家犧牲。「亡國感」雖然有這個「國」字，卻很難被界定為一種國族主義的情感動員，因為「亡國感」的話題總是環繞著「民主」這個概念，而非「國族」；有亡國感的人總說著民主機制的毀壞，以及如何可以重建、強化。他們並不想像一個圍牆高聳的國族共同體，要入會得經過嚴格的血統審查——他們自己原不是血統純正的人。民主的原則是盡可能讓大家都享有公民權利（inclusive citizenship），而非排除他人；民主的政府採取三權分立，從人民的立場來避免國家侵犯基本人權。「亡國感」是朝向民主前去的，而國族主義（的最糟形式），在它的反方向。
有解嚴前生活經驗的人，應該都還記得那種「亡國感」：「今日不做自由的鬥士，明日就成海上的難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退一步即無死所」；那些國慶閱兵、晚會、排字、大會操、軍歌比賽，講究「數大便是美」、「整齊畫一」、「一個口令一個動作」，那些「萬眾一心」、「我愛中華」一遍又一遍的呼喊……是的，那些活動就是國族主義（的最糟形式），要你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要你為自己做為一個小螺絲釘而感動，要你團結，要你愛國，要你支持政府。那種亡國感絕對不容許你談多黨政治、民主制衡、基本人權；甚至你只是要求國會全面改選，他都說這樣會亡國。是的，那種亡國感就是賣弄國族主義的威權統治手法。
今日的「亡國感」是那種手法的反方向。君不見，「亡國感很重」的年輕人總是好想突破同溫層，好想跟長輩溝通，為了自己在乎的議題狂寫臉書，去捷運站之類的熱鬧地方當小蜜蜂，收集連署，製作短片丟上網，用無窮無盡的公民參與去實踐民主。
「亡國感」的「悼亡」對象，不是任何一國，而是民主。「亡國感」只是一個現成的詞語，方便溝通。他總不能說：「啊，我最近『亡民主感』好重！」這樣誰聽得懂？說「亡國感」，雖不精確，卻一聽就懂。遂成流行。
「亡國感」甚至不是一種悼亡。不是一種現在式或者過去式的哀嘆：「我們已經亡國了，好慘啊！」而是未來式，一種警世明言：「再這樣下去我們的民主會完蛋的！所以我們現在——」。「亡國感」不是句點，而是起手勢，重點總在於，為了不要讓現在還享有的可愛的自由消失，我們現在趕快來做點什麼？
這是藝術大學裡的一堂通識課，學生的主修是電影、戲劇、動畫、美術、音樂、傳統音樂、劇場設計、新媒體藝術，他們本來不是對政治特別有興趣的人。但是，對民主的珍惜與體會，在這個歷史時刻變得巨大而急切，因為他們感到，「以後可能會失去」。所謂「這個歷史時刻」，就是中國積極向外輸出專制影響力的這一段時間，就是中國因素滲入臺灣骨髓的時刻。
亡國感是真實的集體情緒，這件事情在選舉中成為影響因素之一，本是民意政治的正常狀態。（上報/攝影：蔣銀珊）
有人擔心，亡國感是政治操作，或者將在總統大選中成為政治操作的議題。其實民意政治的基本原理極為簡單，就是民眾把自己擔心的事情大聲說出來，而候選人想辦法說服民眾：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你投給我別擔心。亡國感是真實的集體情緒，源自民主於近年因中國因素持續惡化的事實；這件事情在選舉中成為影響因素之一，本是民意政治的正常狀態。所有重要議題，都應該是選舉的影響因素啊。誰積極反對九二共識、反對一國兩制、反對和平協議，誰就會獲得「亡國感」一族的青睞。背離民心者在選舉中落敗，本是選舉制度的設計初心。
「有錢就有自由」，只有在民主國家才會是天理
課堂上也有另一種意見，是不打算捍衛民主的。有一位同學寫道：「我認為臺灣的兩黨惡鬥，不太會像是民主的在進步，而是在濫用，那要民主有什麼用？我個人會覺得專制體制會更讓我們的經濟往上升起，讓我們的國家成為世界強國，那我在想的是保持著民主有什麼用呢？我個人會覺得有了麵包才能夠談這些之後的生活限制，那你有錢了不喜歡極權專制，那移民就好了啊！何必因為為了保持民主，而讓我們全國人民都快餓死，那維持民主功效在哪？」
他的意思是先拚經濟，有錢了就有自由，因為有錢就可以移民，可以任意選擇要當哪一國人。這推論裡有幾個關乎事實的環節，值得拆解檢視。其一是他認為只有專制才能拚經濟，民主不能；其二是他認為臺灣的經濟現況是大家都快要餓死；其三是他認為專制並不危及人民移民的自由。這也就是常見的「民主不能當飯吃」的說法。他很禮貌地寫說希望聽聽老師的看法，所以我在課堂上仔細提出事實的說明，不過，那堂課他並沒有出席，此後也沒有再見到他。
這位同學理所當然地覺得「有錢了就有自由」，好像那是天理。那恰好是因為他在民主的制度裡長大，習慣了這種民主框架裡的資本邏輯。在專制國家，那才不是天理。專制國家的人都知道，自由是國家的恩賜特許，而不是權利。他可能不知道，他恰好選擇了一個他最不能接受的制度。小魚也覺得用鰓呼吸是天理，你既是一條小魚，為什麼要跳上岸來呢？
世界原不存在一個寫定的未來
以上是我從「臺灣前途與中國因素」的課堂上，捕捉到的「亡國感」的面貌：在中國因素影響下，因為感受到可能會失去民主自由，而產生的一種既無力又亟欲奮力一搏的集體情緒；「亡國感」本身就蘊含了「逆襲」的能量。
這門課到六月時接近尾聲，那卻是香港抗議「逃犯條例」的開端。我清楚記得當時，各界一致認為「逃犯條例」一定會過，包括上街抗爭的人。大家平心靜氣地「知道」香港立法會的生態就是那樣，平心靜氣地「知道」不可能贏；香港人上街只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我們課程結束放暑假了，香港人卻在街頭上一天一天地創造奇蹟，那麼多的人從各處冒出來，終於擋下了不可能擋下的，令歷史為他們轉彎。如鍾耀華所寫：「歷史從來都是在創造不確定性，稍稍挪移其彈道。香港的反抗走到此刻，中共未贏我們未輸，是大家的努力。」
人們六月的時候不能預測香港，現在又何能以失敗主義論定臺灣？世界原不存在一個已經寫定了的未來。臺灣的前途仍然在於，珍惜民主的人們能夠發揮多少能量，對中國因素的作用力展開逆襲。民主自由是臺灣的理想，我們的百年追求；而理想，是不必害羞的。
（本文為《上報》獨家授權《看中國》，請勿任意轉載、抄襲。原文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