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永遠的鄧麗君！（網絡圖片）
第一次聽到鄧麗君的歌聲、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還是在上高二的時候。那時班裡有一個同學在香港有親戚，親戚給他家捎來了一臺錄音機和幾盤磁帶，錄音機磚頭般大小，黑色的，我們叫它黑煤磚，而磁帶裡，全是鄧麗君的歌。
由於從小滿耳朵的樣板戲和「紅歌」，而「紅歌」大多是要吼的，所謂的「鏗鏘有力」，所以鄧麗君那柔美的歌聲乍一在耳邊響起，我的心一下子就醉了。那對我來說無異於天籟之音！有生以來，我第一次知道：歌還可以這樣唱，詞還可以這樣寫！那種美妙醉心的感覺，真是用語言無法形容。
我軟纏硬磨了幾天，終於把錄音機借到手。那天回家後，我坐立不安，吃完晚飯，就盼著父母早些休息。那時大陸以外的所有廣播，都是「敵臺」，鄧麗君這境外傳來的聲音，當然屬被禁之列。我親眼目睹了有的學生因為穿著「資產階級」的喇叭褲，被老師在校門口用剪子把喇叭褲剪成布條的慘狀，因此我絕不敢當著父母的面聽那些「靡靡之音」，怕他們把錄音機從樓上扔下去。
終於熬到父母做完家務進裡屋休息了。我連忙迫不及待地抱著錄音機鑽進被窩，用被子把自己完全蒙住，然後把錄音機的音量放到最小，開始如痴如醉地讓鄧麗君的歌聲把自己「腐蝕」、融化。
鄧麗君所「腐蝕」的，不只像我這樣「革命意志」不夠堅定的學生。在我躲進被窩裡「腐蝕」自己的同時，全國還有無數人在偷聽「敵臺」裡播放的鄧麗君的歌曲和翻錄她的磁帶。上世紀70年代末，文革的陰霾還如鉛一般厚重，鄧麗君用歌聲給這陰霾的天空開了一個天窗，清新的空氣從天而降，人們如飢似渴地大口呼吸著新鮮空氣，心為之醉，情為之狂。
然而，在陰霾裡待久的人，反而覺得新鮮空氣是一種污染，因此要堵住這天窗。
1980年，中國音協在北京召開會議，專門對鄧麗君的歌曲進行批判，指斥鄧麗君的歌曲是「大毒草」，是會使革命戰士失去鬥志、使革命群眾沾染資產階級思想的「靡靡之音，黃色歌曲」，甚至有人發文，言稱鄧麗君是「國民黨狗特務」。這一頂在現在看來可笑至極的「又反又黃」的大帽子扣在鄧麗君的頭上，致使直到2005年，鄧麗君的歌曲在官方層面還是禁區，一切含有「鄧麗君」名字的演唱會在報批時均被槍斃。在鄧麗君生前，央視沒有播放過一首鄧麗君的歌曲、沒有對這位享譽華人世界的歌手進行過任何報導。
1982年，一本名為《怎樣辨別黃色歌曲》的小冊子由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發行，鄧麗君是首要批判對象，她的那首《何日君再來》是首要批判歌曲。
一本名為《怎樣辨別黃色歌曲》的小冊子由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發行，鄧麗君是首要批判對象。（網絡圖片）
其中一篇文章寫道：「《何日君再來》不是漢奸歌曲，但它是黃色歌曲；不是一首愛情歌曲，而是一首情調歌曲；不是藝術歌曲，而是商業歌曲，是有錢的舞客和賣笑的舞女的關係，是舞場中舞女勸客人喝酒時唱的。……這是對血淚現實的掩蓋，是對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生活的歌頌，是以醉生夢死的態度來對待現實。」
然而，對於官方給鄧麗君潑的髒水，民間百姓選擇了用腳投票。尤其在把鄧麗君的歌曲定性為「黃反歌曲」之後，鄧式情歌反而越發紅透大江南北，人們對鄧麗君的追捧較那之前更為熾烈。
到1980年代中期，雙卡錄音機、短波收音機日益普及，收聽鄧麗君的歌曲幾乎沒有了技術障礙。細心的歌迷還總結出了經驗——港臺、日本等「敵臺」受大陸的技術干擾嚴重，聽起來雜音太大，而澳大利亞的電臺由於離政治漩渦較遠，受到的干擾較小，因此獲得的信號較為清晰。
這就形成了一個很搞笑很戲劇性的局面：官方的所有媒體禁談禁播鄧麗君，而在民間卻連老大媽都在傳唱鄧麗君。
不僅是歌迷，歌手們也紛紛效仿鄧麗君。樂評人金兆鈞回憶說：「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地摹仿鄧麗君，比如廣州的劉欣如，北京的田震、段品璋、趙莉、王菲……」
似乎有一條定律：凡是被「主流」專家貶斥的藝術作品，往往是大眾百姓的最愛。鄧麗君的歌曲是為一例，還有金庸的武俠小說，當年也被「正統」作家們痛批為不入流的庸俗的地攤貨，然而這些地攤貨的發行量卻令他們羨慕嫉妒得要死。
天窗既已打開，要想再封堵住，難，原因很簡單——百姓缺氧。百姓嚮往美好。百姓渴望自由地呼吸。
官方對鄧麗君的解禁，是在她去世整整10年之後。2005年，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遮擋天窗的大手才終於放下。
藝術沒有疆界，屬於全人類所共有，人為地製造障礙、扣帽棒殺，實在是荒謬荒唐荒誕。
毫無疑問，幾十年前鄧麗君用歌聲給我們開的那扇天窗，對開拓我們的眼界、擴展我的思維、啟迪我們的心智，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她的歌聲是吹進中國的第一縷現代文明之風。
懷念鄧麗君！懷念，永遠的鄧麗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