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於「無產階級革命」家庭的楊少西，也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圖為楊少西的伯父楊尚昆。（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歲末嚴寒，我正在書房寫一篇短文，忽然電話鈴響：原來是久未聯繫的我的右派難友楊少西問我的近況。於是打斷了我作文的思路，回想起五十年前我與他同為「右派」時，共同罹難的痛苦經歷。
那是上世紀1957年的最後一天，我被中共四川省財政廳黨組批准劃為「極右份子」開除公職、強制實行勞動教養。當我跨進成都新南門新村4號省勞改局收容轉運站的鐵門時，省級各機關送去的所謂極右份子、歷史反革命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大多精神頹傷，唉聲嘆氣。惟有一個風度翩翩，年齡與我差不多的青年，嘴裡正輕聲地哼著：「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那首當時流行的前蘇聯歌曲。這歌我也愛唱，這歌詞最能表達我們當時的心情，於是我倆成了相識恨晚的好朋友，其友誼延續至今。
楊少西一家在中共黨內地位顯赫：一個伯父叫楊尚述，字楊闇公公，是中共四川地下省委第一任書記，死於1927年重慶「三･三一」慘案；另一個伯父楊尚昆，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第4任主席；其叔父楊尚正，字白冰，上將軍銜，曾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兼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其生父楊尚倫，早年參加共產黨，在上海領導過學生運動，失敗後，奉命潛回四川，在軍閥部隊內做「統戰」工作。1949年底協同中共地下組織策動鄧錫侯、潘文華和劉文輝共同宣布起義，並作為三位起義將領的代表之一，與其他兩位代表乘車前往新都桂湖公園，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賀龍司令員、王維舟副司令員及張經武參謀長，匯報起義部隊情況和成都市區情況，歡迎解放軍早日進入成都，為「和平解放」成都做出了貢獻。成都「解放」後，楊尚倫被賀龍聘為成都軍事管制委員會高等顧問，四川與西康合省後又被任命為四川省民政廳副廳長。誰會想到出身於這樣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庭的楊少西，也會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呢？
1957年整風、反右時，楊少西是鐵道部第二工程局技術學校的教員。當我知道楊少西上述的家庭背景時，曾經問過他：你伯父、叔叔和你父親都是高官，為何沒有保你？為何不放你一馬？他說：我的右派言論是「重量級」的，誰都保不了我。後來我才知道楊少西勤奮好學，善於獨立思考，不隨風轉舵：比如說「土改」時，為配合宣傳，在全國上映《白毛女》電影，把農村的地主典型化為黃世仁那樣的人，楊少西頗有異議。他說：據我瞭解，地主剝削農民是事實。但地主投入資金買了土地該不該有收益？如收益的比例過高，當然可以叫作剝削；若收益比例恰當，就應算是合理。他還說農村的地主並不都像黃世仁那樣惡劣霸道，也有勤勞持家、樂善好施者。所以在「土改」時期殘酷鬥爭，甚至關、管、殺了一些地主是不應該的。
又比如「抗美援朝」時期，我們宣傳說：「美帝國主義發動朝鮮戰爭，是想把朝鮮當作跳板來侵略中國」，楊少西也有微詞：他說美國要侵略中國，何不在國共兩黨的內戰時期，而偏要在國民黨敗退臺灣、共產黨已奪得政權的時候？顯然是缺乏軍事常識的愚民之談。他還說美國即使要找跳板也只能是臺灣，而不是朝鮮；即使要援助朝鮮，也當之無愧是兵強馬壯的蘇聯老大哥，而不應該是剛剛結束內戰、正百廢待興的中國老二。
再比如，毛澤東發動反胡風，楊少西認為是無限上綱，把學術爭論和文藝理論界的派系紛爭，上升為階級鬥爭來對待是完全錯誤的。他認為歷史上的胡風是進步的、革命的，曾經為中共做過有益的事，是中共的朋友，而不是敵人。
更有甚者，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楊少西將上述那些觀點和對「肅反」運動、人民代表選舉走過場和中蘇友好協會組織，以及反對個人崇拜等問題的看法，寫成書面匯報上書到「八大」會務處，希望黨吸取教訓，總結經驗，闊步前進。
時過幾十年的今天來看，楊少西上述那些觀點和意見無疑都是正確的，甚至是遠見卓識；其用心也是善良的，是為中共著想的。然而1957年「打退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猖狂進攻」反右開始後，他給「八大」上書的材料被翻了出來，就成了他「噹」右派的鐵板釘釘的罪證。
1966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楊少西已經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勞動教養，「回到人民行列」，回到成都，在一家工廠做工。有一天，造反派在市體育場召開批判彭、羅、陸、楊大會，因為沒有活靶子，就把他這個並沒有受到楊尚昆包庇的侄兒弄去陪鬥。楊少西知道，去了那種場合，必然要遭受皮肉之苦，就在押送他的途中稱他要拉屎，已經憋不住了……造反派押送他的人沒有辦法，只好讓他到公共廁所去拉，但又不好跟著楊少西進廁所，於是楊少西趁機從廁所另一端遛進一家飯店的廚房逃脫了，給那麼「莊嚴」的全成都市批判走資派的大會開了個大玩笑。
俗話說「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後來楊少西在他做工的工廠仍然受到了批鬥。但身體受傷害的程度要比在全市批鬥大會上輕得多。因為同廠的都是天天要見面的工人弟兄，有些不忍心下手太狠。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楊少西的右派問題得到了「改正」，當上了四川省政協委員，但性格未改，仍然侃侃而談，樂觀大方。有一次省政協會議分組討論時，上面要他提個提案，他想了一陣說：人民南路廣場（現已改名為「天府廣場」），毛主席一個人站在那裡太孤寂了，我提議把朱德總司令和周恩來總理的塑像，立在他兩邊，陪他老人家。結果下一次省政協會議就再也沒有他了。回想起當年的右派經歷，特別是逃脫那次成都市「批鬥彭、羅、陸、楊大會」的事，他仍然刻骨銘心。他說：那年月，在那種情況下，如果不樂觀，早就投江自殺了；不機靈些，哪還有一個健全的身子活到今天。看來「革命家庭」也改變不了一個人的良知。建立民主法制，是中國有識之士共同追求的真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