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聲明退黨的文東海律師。（圖片來源：網路）
【看中國2020年1月21日訊】2019年12月29日晚上10點左右，我們正準備洗簌睡覺，文東海律師突然接到多個警訊電話和簡訊，說大抓捕開始了，要他趕快離開住所出去躲躲。文起初以為自己也沒幹什麼呀，應該沒有什麼事，猶豫了一會，就準備休息。但架不住友人多次好心警示，加上對現時中國政治環境的瞭解，文最後還是接受了友人的勸告，決定當晚不在家住。我當時感覺有點暈頭轉向，隱隱覺得這個家庭的生活可能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雖然對未來充滿了恐懼，我穩穩神後還是簡單給他收拾了幾件行囊。看著他出門消失在黑夜中，我卻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
那一夜過得很慢，我努力回憶著我陪同老公這幾年經歷的許多事情。文東海是個非常嚴謹不苟言笑的人，但他對自己的工作卻不曾懈怠。雖然他很少對我講他工作上的事情，我也明顯感覺到，自從2015年709事件發生後，他變得不再那麼從容，而當地派出所的警察似乎也開始對我們這個家庭有了特別的興趣。我曾經試圖阻止他做這些帶來危險的事情，但當我看到他堅毅、不容置疑的眼神，我到嘴邊的話又不自覺地吞回去了。後來他接的維權案件越來越多，直到2018年6月他的律師證被吊銷了。他是中共黨員，在吊銷律師證後不久，他又公開聲明退黨，不久後被開除黨籍。由於他2015年代理了709王宇案，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他就一直被中國政府限製出境至今。
值得慶幸的是，文東海並沒有因此消沉，而是開辦了一家法律服務公司，雖然比以前我們家庭經濟差了不少，但賴他這幾年結交的朋友們的關照，還可以維持我們這個要求並不算高的家庭生活。雖然文東海會時常因為他一些以前的律師朋友及很多無辜公民經常遭受各種無端打壓而憤憤不平，但我感覺為了兩個年幼的孩子，文東海少做了不少讓我感覺可能會惹麻煩的事情。我本以為我們這個家庭會相對地平靜下去，就像湖面上的一葉扁舟，只要沒有大風大浪，雖偶有顛簸但終究會屹立不倒。
我就這麼胡思亂想一夜未睡。第二天早上我突然接到文的電話，說是有重要事情要跟我商量，我的心一下子提起來了。但我同時又有點小高興，畢竟我知道他現在還是安全的。我們約好地方後見面，見面後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這次事情已經被人為搞複雜了，不會那麼快結束。浙江的黃志強律師原本是一個商業律師，做事也很溫和，但僅僅因為參加了一次聚會，就被拘留。文認為自己恐怕這次也有有危險，或許當局會要秋後算賬，而且公安抓人似乎不需要理由，所以他今天必須把我們送出去。
送出去，去哪裡？我當時腦子一片空白。我說不願意，可是他說你留在國內可能會更難過，你到了國外興許還會有一些朋友幫到你。現在國內人人自危的環境下，即便想幫怕也是有心無力。而且如果牽連到孩子也無法正常過生活的話，我們都會後悔一輩子。必須馬上決定，否則就來不及了。在經過一番心理上的掙扎後，我聽從了他的意見。到了傍晚一輛車送我們去上海機場。或許是老天在幫忙，隨後的事情都算順利，在一夜顛簸之後我們到了機場並順利過關到了日本。在這一過程中及我到達日本後，很多熱心的朋友給我提供了各種各樣的無私幫助，我唯有一一記在心裏，或許有一天我會把他們的故事說出來。
在逃亡過程中，文東海擔心警察會在機場布控抓捕，故在杭州就下車了。臨走的時候，他叫醒了在車後座熟睡的兩個孩子，對他們說：爸爸在國內還有一些事情需要處理，等他把事情處理完後就會去找他們，要他們聽媽媽的話。然後他一把抱住我在我耳邊說：兩個孩子就交給你了！我也趕緊抱緊他，多麼希望就這麼抱緊再不分開。但隨後他推開我，頭也不回再次消失在夜幕中。
我到了日本後，通過各種渠道瞭解了國內的情況。在我們離開家不久，就有數名警察（包括便衣警察）在我住宅小區蹲守，直到第二天文東海侄女去看望她奶奶，警察以為她就是我，於是跟隨進我家，對我媽和侄女盤問文的去向。因為在我家找不到文，下午他們又派了四名警察去文的公司向文的助手追問文的去向。隨後又找到送我去機場的朋友和司機進行查問，並要其中一位友人指認了我們從家出走的上車地點，調取該地段的監控，找到了送我去機場的司機，……，直到今天，他們對文東海的搜捕並未停止。後來又聽說，劉四仿的妻子在出境時被海關扣留並無端留置審查了好幾天，隨後又聽到多位律師被強制傳喚，辦公室被查抄，陝西常瑋平律師甚至被指定監視居住，……。
我不禁感到後怕，如果晚一步的話，不知道會發生什麼。自從杭州分手後，我無法主動聯繫到文東海，只能他找機會聯繫我。有時候好幾天都不見他聯繫，即便聯繫上了也是匆匆忙忙幾句問候即結束。我不知道他現在的情況怎樣。我唯有祈求上天保佑，保佑他的平安！
我雖然帶著兩個孩子僥倖逃出了中國，卻不知道我下一步該逃往哪裡？
周友芳（文東海律師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