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駱惠寧首次以中聯辦主任身份講話（圖片來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0年1月29日訊】香港中聯辦負責人換將，從王志民換成了駱惠寧。新官駱惠寧上任已大半個月，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而駱惠寧到任後卻風平浪靜，除了禮節性拜訪、記者見面會和新春酒會，並無大動作，國際媒體似乎對他也失去了跟蹤的興趣。其實，駱惠寧的任務可能重點在「水面」之下，即「挖掘不正常的官商關係」，「整肅與調整中聯辦」。
一、習近平欲整肅國務院港澳辦？
據法廣今年1月6日報導，法國《世界報》引用多倫多大學中共黨史專家佩耶特的看法：駱惠寧升遷與前任總書記江澤民以及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有很大關係。他認為，「選擇駱惠寧可以說是習近平與控制著香港和澳門事務的曾氏人馬的一個妥協」。
然而，中共官媒卻發出了截然不同的聲音：1月14日設在北京的《多維新聞網》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中聯辦換將：「救火隊長」駱惠寧非常任命折射習氏用人觀》。這篇文章認為：「駱的政治使命是破局，這個破局包含整肅與調整中聯辦，甚至自下而上挖掘弊案與業已形成的不正常的官商關係，而這種官商關係一定有別於國內的，帶有香港特色。」這一說法至少指出了一種可能性，那就是習近平或許要整肅國務院港澳辦。
談到中聯辦，就必然涉及到國務院港澳辦，因為香港中聯辦是國務院港澳辦的外派機構；而國務院港澳辦與「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實際上是中共港澳政策的總管。從2003年7月到2007年10月「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組長是曾慶紅。2007年10月曾慶紅即將卸任國家副主席的職位，因此從中共港澳事務大總管的位置上退出，繼任人是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習近平任總書記後，這個職務先後由張德江和韓正擔任。
佩耶特似乎認為，曾氏人馬一直控制著香港和澳門事務。這個判斷與許多分析中共高層官場的人的說法相似。曾慶紅和習近平同樣曾擔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為什麼曾慶紅卸任十幾年後還有如此控制力？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兩人涉入港澳事務的深度不同。曾慶紅當時分管的不僅僅是港澳工作，還包括涉外的其他公開和秘密部門，如國家安全部等；這樣的位置決定了他可以把北京在港澳活動的各部門統管起來，而當時正是紅二代大批轉移香港扎根，曾的地位可以為他們提供保護傘，同時也方便他們從事商業和金融活動，因此很容易彼此信任。而習近平擔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時處於總書記的備位接班人狀態，分管黨建、組工、港澳、北京奧運籌辦等工作，不僅行事低調，而且重點在黨務方面，因此對港澳事務似乎只是「等因奉此」地應付，並未設法拉班底、培植勢力。
二、國務院港澳辦面臨「地震」
中共的涉外系統不同部門自成天下，香港中聯辦算是國務院港澳辦的地盤，歷來少有外人插足。而這次被調降的原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就是國務院港澳辦培養的本系統接班人，他與該系統的關係可以回溯到新華社香港分社掌管中共香港事務的年代。
2000年以前香港新華社分為兩部分，在系統內部被稱為「小社」或「小新華」的，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總編室」，業務上受新華社總社領導，辦理新聞業務；另一部分內部俗稱「大社」或「大新華」，其真實身份是中共港澳工委，即中共在香港的黨組織總管。中共派駐香港的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人員大都被安排在新華社香港分社（港澳工委）的保安部；在港中資企業雖在國內各有業務主管部門，但在港幹部的任免亦由港澳工委批准。由於新華社香港分社這個組織名稱涉及法律豁免權問題，1999年12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自2000年1月18日起新華社香港分社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此後中聯辦就成為中共港澳工委對外使用的新名稱。
王志民1992年從福建省委被調入新華社香港分社，1994年任「大社」婦青工作部副部長；1998年調回廈門任市長助理（與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並無同地共事經歷）；2006年返任中聯辦，升為副秘書長兼青年工作部部長；2008年國務院港澳辦再拔擢其為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兼副秘書長；2015年4月升為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黨組副書記；2016年7月任澳門中聯辦主任，2017年9月出任香港中聯辦主任。他在國務院港澳辦系統內不僅一帆風順，風頭正健，似乎有望在該系統內再上一層樓，坐上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的位置。然而，去年以來在香港發生了一連串事件，王志民作為國務院港澳辦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直接在香港上傳下達，當然要承擔事件的後果。
但是，王志民被調降，並不只是他個人士途的中斷，也標誌著國務院港澳辦的骨幹人物折戟，進而牽連到這個系統對港政策的檢討乃至其他人事方面的地震。香港《明報》1月8日提到，王志民被匆匆免職，很多建制派人士都來不及話別；之後有消息傳出，他將從正部級降職為副部級閑差。《明報》此報導見報一週後，就有上面提到的整肅中聯辦的風聲見諸官媒，顯然，中聯辦以及國務院港澳辦不會因一個王志民去職就風過雨霽；上述官媒提到，可能在香港「自下而上挖掘弊案與業已形成的不正常的官商關係」，從這個角度去看，國務院港澳辦可能的「地震」或許會在香港商界也產生不小的餘波。
三、官商關係的香港特色
那麼，什麼是官媒所說的「帶有香港特色」的官商關係呢？香港長期以來和中國大陸有著千絲萬縷的商業往來，港英時代的老港商除了在本地與港英政府各部門建立種種關係之外，也隨著大陸的對外開放把觸角伸進大陸，不少人在大陸投資經商的同時也積極開拓政治關係，準備香港回歸後在港埠扮演「北京買辦」的角色。香港回歸之前，中共就為「港人治港」開展了統戰工作，具體「操盤手」就是新華社香港分社。香港回歸後，這些老港商當中，許多人成了特區政府的中堅力量，形成了香港特區由中聯辦主導的政商合作共治聯盟；在香港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工商界人士幾乎佔據半壁江山。這種官商關係的建立，自然包含中聯辦官員和老港商之間雙方的利益互相輸送。不過，在共管香港的旗幟下，對中聯辦官員的利益輸送得到了「穩定香港」這一政策的充分保護。
從80年代後期開始，中資機構的大舉進入，為香港送去了一批來自大陸的「新港商」，他們成了貨真價實的「內地買辦」，其中由國務院各部門外設的公司人事上受新華社香港分社（後稱中聯辦）管理。這種組織關係使得中聯辦、國務院港澳辦增加了大量官商勾結的機會，其中行賄舞弊之情事自然常見。由於中共的香港事務由國務院港澳辦一把統抓，紀委系統不便過問；因此，對這類中資機構來說，香港幾乎是這些中共經濟管理幹部們不受反腐浪潮衝擊的「天堂」。至於大量地方政府在香港開設的中資公司，以及民營企業在香港的上市公司，更是利用香港這個「自由港」，獲得了境內境外雙豐收的巨大空間，且少有管束。
如果說，上述兩類港商基本上還是希望香港局勢穩定，那麼，另一類港商的行為就很難說了，這就是由紅二代、紅三代、官二代、官三代及其「賬房」、跟班、公司「管家」組成的「京港商」。稱他們為「京港商」，是因為他們多半來自京城的權貴家庭或是為權貴家庭服務之人，90年代中期開始陸續進入香港，開設私營公司。與上述兩種經營實業的港商不同，他們多半是用在大陸撈的錢從事金融活動，肖建華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他們的錢財既然與權貴有關，自然就和腐敗直接關聯，而過去幾年的反腐敗浪潮對他們構成了巨大壓力，也激起了他們的強烈不滿甚至憤怒。去年港府提出的「送中」條例與中紀委的推動有關，而這個條例令這些人感到恐懼，因此他們有動機設法阻止。
四、駱惠寧與涉外系統反腐敗
國務院港澳辦是中共涉外系統「獨立王國」當中的重要一環，去年的香港事件把國務院港澳辦推到了被查辦的前列。駱惠寧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從半退休的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閑職，被派到了查辦涉外系統的前線。按官媒說法，駱惠寧被點將，是因為他「以往與港澳工作無交集，有助於避免被以往的治港框架與各種規則束縛」。由此可見，北京高層試圖部分擺脫中央港澳辦傳統勢力對香港政策和人事的控制，換人換章程。但老港澳系統根深蒂固，盤根錯節，清理起來並不容易。而官媒也表示：駱惠寧「是扮演中央和香港聯絡的角色，不是‘香港黨委書記’。中央和駱本身對此都有清醒認知……香港問題是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不指望問題只依靠一個人一蹴而就解決」。
上述外宣官媒1月12日在一篇題為《中國外交部遭中紀委點名：用人視野不寬》的文章中披露，中紀委去年已經把眼光投放到涉外系統各部門。此文稱，「中共十八大以後發起的大規模的反腐運動中，包括外交部在內的中國外事系統是其中被波及較少的一個」；不過，通過對外交部、中聯部等若干案件的辦理，「從涉及外事系統的幾個貪腐案例發現，外事系統並不是完全沒有貪腐的空間，中國外事系統的貪腐似乎主要集中在對外援助和投資、商務合作領域」；中共的「外交系統在國內沒有下行單位」（筆者注，指外交部在各省市沒有對口部門），「所以利益的輸送和利益關係比起其他部門來說較為簡單」。
與外交部系統的「利益輸送和利益關係比較簡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務院港澳辦系統在香港盤踞幾十年，人脈關係密佈，利益輸送的商務管道數不勝數；為保護其人馬及其既得利益，這個系統的老班底最擅長的就是「挾港自重」。駱惠寧要在香港「自下而上挖掘弊案與業已形成的不正常的官商關係」，當然要撼動國務院港澳辦系統的班底；而從反腐敗入手，也是王岐山過去多年嫻熟運用的方法，駱惠寧在山西應付過該省官場的「塌方式腐敗」，對這套路數不算陌生。他抵港赴任後，經常在深圳住，往廣州跑，或許就是為了避開中聯辦老人馬的包圍，從側面尋找突破口。
中港關係史上，這似乎是北京第一次派人從清查官商關係入手，來挖掘港澳事務老班底隱秘的嘗試。能否成功，似屬未定之天。駱惠寧新官初到，雖然低調，未曾「砍上三板斧」、「燒上三把火」，但這種「鴨子划水」式的悄悄摸底，可能使許多人更加心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