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香港聯盟的民主抗議者在中國駐香港聯絡處外抗議（圖片來源：ISAAC LAWRENCE/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0年2月22日訊】瘟疫隨著反送中抗爭而來，在防疫中，有市民擔心社會焦點轉移，使人們忘記過去的壯烈抗爭，許多手足犧牲，和五大訴求未實現。前天，全身黑衣打扮的年輕人，冒寒風當街跪地展示大紙牌，上寫：「致在生和死去的手足：真香港人沒有忘記，我們都牢牢記住，大家所付出的」。許多留言反覆說我們不會忘記，請手足保重，不要「冷親」。
不會忘記，是因為瘟疫的蔓延並非源於自然，而是暴政下的人禍。無論在中國，還是在香港。
法國諾貝爾獎作家卡繆，曾以他創作的經典小說《鼠疫》，比喻納粹德國在歐洲的施虐。1942年納粹佔領法國，橫掃歐洲，卡繆在日記中，把橫行無忌的德軍比為「像老鼠一樣」，「人民在忍受著一種處於絕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這是《鼠疫》的創作背景。
瘟疫散播死亡，暴政也散播死亡。瘟疫使所有人生活在恐懼中，法西斯軍警也讓所有人生活在恐懼中。在瘟疫中，人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死神光臨；在暴政下，人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被軍警抓捕。瘟疫中一個個人無緣無故突然倒地而死，暴政下也有一具具屍體從高樓墜下，或被棄屍大海。瘟疫無差別地向人們肆虐，暴政也無差別地向人暴打、虐殺。瘟疫下人們害怕被傳染而與人隔離，但又渴望他人的溫暖；暴政下人們害怕被出賣而與人疏遠，但又渴望相互取暖。瘟疫中被封鎖的人想逃離，暴政下許多人也想逃往他處。
瘟疫中，生存的不確定，使許多人荒唐地度日，不顧價值地消費，虛擲生命；暴政中也有許多人過著一味追求官能享受的生活。在小說《鼠疫》中，主人翁說：「既然我們在這無路可走的處境，面對集體命運，與其坐以待斃，我們不如抗爭。」在暴政下，在用了種種方式抗爭而仍然失敗，於是也決志「攬炒」，拚死抗爭。不是因為有希望，而是沒有希望也要對抗，無論是對抗瘟疫還是對抗暴政。
瘟疫使人絕望，強大無比的暴政也使人絕望。絕望是不幸，但卡繆說：「習慣於絕望比絕望本身更加不幸。」習慣，就是徹底放棄，而不習慣，就是不放棄，就是繼續抗爭。儘管我們對於抗爭可以實現真正自由已經絕望，但只有在抗爭過程中我們才有自由。因此不能習慣於絕望。
在美國以英文寫小說並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和福克納獎的中國出生的作家哈金，最近在接受臺灣一個讀書網站的訪問時，被問到目前中共肺炎(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正影響全世界，從過去的瘟疫文學中，他是否可以找到哪本著作與當下的瘟疫連結。哈金說：說實話，那些作品都沒有當下中共肺炎可怕，因為它們中沒有一個霸道野蠻的政府愚弄並欺詐公民。眼前的現實更富有悲劇色彩，更複雜，更讓人痛心。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作家的想像是乏力的。
不錯，過去的瘟疫文學，以瘟疫比喻極權，但瘟疫與極權畢竟不是同時存在的罪惡體。但中共肺炎，卻同時存在霸道野蠻的政府和散播病毒的瘟疫。這是過去所有的作家想像不到的。
自1985年離開中國後，哈金就沒有再回去。被問到在他的情懷裡，何處可稱為家鄉。他說：我沒有鄉愁，並認為鄉愁是廉價的。我很喜歡波士頓，也喜歡加州，但並不以任何地方為家鄉。家鄉是祖先的地方，不是我的。
（文章由作者授權《看中國》轉載自《蘋果日報》。原文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