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義油畫《雷加米埃夫人像》，畫家為雅克-路易．大衛，174 cm×224 cm，作於1800年。（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談起巴黎公社，很多人都會想到1871年經由血腥屠殺所奪取的短暫政權。但研究過歷史的人都知道，法國史上其實出現過兩次「巴黎公社」（Commune de Paris）。在人們所熟知的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時期就已經出現過第一次巴黎公社了，而1871年的巴黎公社實際上是繼承了大革命時期巴黎公社的名稱，並延伸了其組織結構與暴力手段。
現有的大量史料和各類研究都表明，在兩次巴黎公社的背後都出現過秘密教派組織光明會（Illuminati，也譯作「光照幫」）與共濟會（Freemasonry）的影子；同時，1792年巴黎公社和1871年巴黎公社無論從組織名稱、行動綱領到具體採用的血腥手段都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可見，兩者雖然相隔了數十年，但完全可以視作是相似性質的群體所做的相似類型的事情。
現有的一些共產理論習慣於把法國大革命定性為「資產階級革命」，其實所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劃分本身就是共產邪靈為搞對立殺人而編造出的一個牽強附會的政治口號罷了。今天那一個個富可敵國的中共權貴裡又有誰是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邪靈把人群強行劃分為各類所謂相互對立的「階級」，又鼓吹「階級鬥爭」欺騙一個群體去打殺另一個群體，美其名曰「大革命」，以便於從中牟利。要知道「革命」的意思可以理解為「革除性命」，換個通俗的說法就是「殺人」，那麼「大革命」換個詞就是「大屠殺」，從歷史上看這也是一個事實。
法國大革命時期，藝術正好處於新古典主義（Néo-classicisme）風起雲湧的浪潮之下，邪靈惡鬼與諸多內外因素的介入也讓這一藝術流派處於一種複雜的狀態。我在《警惕邪黨風格的繪畫》等文章裡談到過1871年巴黎公社畫家們推崇的現實主義畫派（Réalisme）以及其後共產蘇聯所承襲的那一套東西從風格技巧到表現內容都充斥著邪靈因素，是需要摒棄的糟粕。而本文所講的新古典主義由於其本身並非專門為邪靈而產生的，只是在發展過程中被邪靈影響、利用了一段時期，所以還不能與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之類純粹的共產主義藝術流派同等對待。但正因為如此，為避免在研究、學習這類新古典主義藝術中被邪靈所污染，搞清楚其中的具體問題就顯得極其重要了。雖然談起來各類因素錯綜複雜，但歷史就是這樣，史上的藝術流派與藝術家們並不是非黑即白的，很多事情都需要一步步理清脈絡。
簡述新古典主義風格產生的藝術背景
十六世紀後期，為了制約當時愈演愈烈的宗教改革，天主教會鼓勵藝術家們在描繪宗教題材時應在作品中表達出神聖的感情，從而激起信眾對天堂的憧憬和嚮往，因此促成了十七世紀巴洛克風格（Baroque）的誕生與發展。從一些教堂的天頂畫或者表現神世界大自在的美術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充滿動勢的活躍構圖、輝煌壯闊的神聖場景、雍容華貴的精妙裝飾、深具感染力的光影色彩等諸多藝術元素旨在向人們展現壯麗、偉大的天國世界，表達的是人對神的頌歌。
當然，藝術表現的風格、主題是多元的。尤其在人世間，平和理性乃是常態，這一點更多出現在美術史上與巴洛克並行的古典主義風格（Classicisme）中。古典主義是以古希臘、古羅馬藝術為典範所體現的美學觀，崇尚理性，遵循規範，在典雅、和諧的藝術中尋求真理。
然而啟蒙運動（Lumières）的出現以實證科學的發展和各類啟蒙思想、無神論、唯物論的推廣來削弱人對神的信仰，讓受其影響的人越來越遠離神，注重現實。到十八世紀承襲巴洛克風格的洛可可（Rococo）時期，藝術作品體現出向兩方面發展。
在宗教藝術中，藝術家們一如既往地表達天國的神聖與輝煌，在藝術形式上除了繼承此前巴洛克風格的活躍動勢、恢宏風貌外，還注重技藝手法的輕鬆靈巧與裝飾元素的豐富纖細等創新因素。
而世俗藝術中更多描繪的則是人世的浮華與情感的細膩浪漫。相較於前人，此時的世俗主題多表現上流社會快樂生活、追求情愛等內容，或以神話題材來做隱喻，表達生活的樂趣。由於符合當時社會的審美口味，在一向以古典主義傳統著稱的法蘭西王家繪畫與雕塑學院（Académie royale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裡，也曾有數任院長和大量教師是從事洛可可風格創作的藝術家，包括這一風格的代表畫家布歇（François Boucher）都在1765年到1768年間擔任過院長。
對於一種藝術風格，有人喜歡，那麼自然就有人不喜歡。部分口味更為古典的藝術界人士逐漸對洛可可風格繁雜瑣碎的裝飾與奢華享樂的風潮感到厭倦，而尋求發展原先的古典主義風格。同時在啟蒙運動大力宣揚理性主義思想的普及下，這種趨勢漸漸開始影響到更多的人。以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普魯士考古學家兼藝術史家）為代表的專業人士對龐貝（Pompeii）和赫庫蘭尼姆（Herculaneum）這些古城遺蹟的實地考察再次激起了人們對古希臘、古羅馬藝術的熱情。隨著法國的維安（Joseph-Marie Vien）、義大利的巴托尼（Pompeo Batoni）等著名畫家的具體實踐，新古典主義畫風逐步成型。
溫克爾曼希望以一種理想式的文化來重建古希臘文化藝術。但他和其他一些考古學家所看到的古代雕塑和建築文物其實是經過漫長的歷史與時間的磨礪後所留下來的狀態。今天經過現代科技研究發現，古希臘無論是建築還是雕塑其實都會被當時的人塗上豐富的色彩，然而在兩千多年裡，由於色料被慢慢侵蝕、風化，基本上都失去了顏色。所以這種因為時間而導致的和諧、簡潔、單一的無色風格並不是原本色彩斑斕的古希臘藝術真正的面貌。但誤解了這一點的溫克爾曼提出新古典主義藝術的理想應該是「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Edle Einfalt und stille Größe）。從其後很多這一流派的藝術作品所表現出的樸素、明晰、莊重等特點中，就能體會到這種藝術理想在實踐上帶給人的直觀感受。
藝術與政治
當邪靈沒有明目張膽地入侵、控制人類藝術時，我們都能夠抱著一種寬容的態度來看待藝術發展中出現的各大流派及分支，其中也包含藝術風格多元化的體現。然而，一旦邪惡因素開始系統地接管人類藝術、宣傳殺人革命，那麼這些事情的性質就不能再和正常的藝術同日而語了。在紛亂的局勢中，不論是藝術家還是各行各業的人都可能會做出一些瘋狂的舉動來，實質上就是從思想上被邪靈操縱、控制了。
本文所要講述的內容集中在法國大革命這一狂亂的歷史時期，因此而列舉的一些作品和史料不可避免地帶有這一時期的特點。但這裡需要強調的是，我們並不認為被邪惡操縱思想的人就是惡魔，很多情況下其實只是人被邪惡利用了。因為人活在迷中都不容易，在社會的潮流與動盪中，很多時候是難以自主、身不由己的，很容易就被邪靈利用。所以，往往是邪靈利用著被迷惑的人做壞事，而人的本質卻不一定壞。同時，這一時期的藝術也不代表整個新古典主義藝術。因為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和之後，以及同一時期的法國與世界各地，同樣有眾多立意深刻的新古典主義作品沒有被邪靈影響，也是值得借鑒和學習的。
具體說來，這一時期最著名的新古典主義畫家就是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了。談起大衛，很多不懂美術的中國人都可能知道——就是中國學生美術課本裡那個畫《馬拉之死》（La Mort de Marat）的畫家。因為大衛在作品裡把馬拉這個鼓吹暴力、殺人如麻的屠夫美化成了一個仁慈而又勇敢的英雄，中共政權為了宣揚「革命鬥爭」而宣傳了這幅畫，讓每個中國學生都去學習它，用來搞紅色洗腦。
大衛是在十八、十九世紀交替之際對歐洲影響最大的畫家之一。史上對他的爭議也比較大，其中有對他優秀繪畫技巧的讚賞，也有對藝術被淪為暴力革命宣傳工具的悲哀。
藝術從最開始就是為表現神而出現在神殿裡的，因此以讚頌神明、維護道德為己任的藝術家們所處的基點一直都很高。在美術史上也能看到，早期著名的藝術家總是與教宗、主教、帝王、貴族們打交道，可見藝術家們的社會地位與視野也都是不低的。早期藝術表達的題材基本全是宗教題材，其後有關於世俗王權題材的，也是建立在「君權神授」理論基礎之上的，歸根結底還是與神有關。
在普通民眾中，優秀的藝術家也備受尊崇。拿繪畫來說，早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就一直覺得繪畫是不可思議的行業：畫家能把一張白紙或一塊木板變成映入自然景觀或真人樣貌的鏡子。尤其當畫得很像時，當時的人會認為畫家的技法其實是神賜予的法術。所以技藝高超的畫家會被認為是得到神關照的人，歷來受到人們的尊敬和信任，並且創作自由度相對較高。
也就是說，藝術家們有著自己的驕傲，在美術理論定型的框架內不會輕易受政治、權力因素的影響而在藝術上讓步。舉個雕塑家的例子：拿破崙（Napoléon Ier）掌權後，找雕塑家卡諾瓦（Antonio Canova）為他塑像，卡諾瓦按照希臘化時期雕塑風格把雕像塑成裸體形象的。拿破崙不希望人們看到他的雕像一絲不掛的樣子，於是建議雕塑家給雕像雕刻出衣服，但卡諾瓦不高興地回答道：「同詩人一樣，我們有自己的語言。如果一位詩人把社會下層民眾所慣用的語句和方言引入到一部悲劇中，他將會理所當然地受到人們的譴責。同樣，我們雕塑家不可能讓我們的雕像穿上現代的服裝而不遭到相同的譴責。」最終，在戰場上所向披靡的拿破崙也只能被迫接受他的雕像是裸體的現實。
大衛一直為人所詬病的地方就在於他在大革命時期公開宣揚藝術為革命政治服務，而這是大多數藝術家都不欣賞的事情。藝術史家們評述大衛的時候，經常提到一些藝術之外的內容——就是他有很強的政治敏感性與時機意識。大衛在路易十六（Louis XVI）還有實權的時候通過接受其官方委託發展起來，還被選入王家繪畫與雕塑學院。而當政治風頭轉向革命者一端時，大衛又在合適的時機倒向了革命那邊，獲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在巴黎公社，他成了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的摯友，也是其雅各賓派（Jacobins）成員之一，當選為國民議會的議員。由於政治需要，大衛投票贊成處死路易十六，並且關閉了王家繪畫與雕塑學院。在巴黎公社的「恐怖統治」時期（Terreur，1793年～1794年，中共則美其名曰「雅各賓派專政」），大衛擔任恐怖統治機構「公共安全委員會」（Comitéde salut public）的委員之一，負責宣傳暴力革命。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