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反修例示威衝突中，以生命捍衛真相（圖片來源：李智智/自由亞洲電臺）
【看中國2020年5月20日訊】香港觸發反修例運動至今十個月以來，記者採訪時經常被警方稱為「黑記」、遭受暴力對待、侵犯私隱、阻礙採訪、甚至被捕，導致記者採訪受威脅的風險愈來愈高，但有關投訴至今未有一宗成立。記者以生命捍衛真相，換來的是否只能夠啞忍暴力？香港的第四權和新聞自由，是否已經走上末路呢？
警察：我為什麼要協助你（記者）採訪？你給我薪水呀？你支薪給我嗎？
警察：你（記者）以為你真的有第四權呀？「黑記」！
無國界記者組織（RSF）2020年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及排名，香港在全球排名較去年下跌7級，跌至歷來最低第80位，原因是記者在去年的反修例運動中成為警暴目標，中催淚彈、胡椒噴劑、被警棍襲擊等多不勝數，更至少有10名記者因採訪而涉嫌阻差辦公或暴動等罪名被捕。
人稱「升哥」的《立場新聞》記者陳朗升就是當中例子之一，他於過去十個月在示威現場，多次因為採訪問題與警察衝突，不僅遭受辱罵驅趕、中胡椒噴劑受傷；去年12月26日，他在大埔超級城直播示威活動期間被警員截查，隨後該名警員將他的身份證和記者證在其直播鏡頭前展示，有侵犯他的私隱之嫌。
警員：再不合作我一定拘捕你，最後一次警告你。
陳朗升：我怎樣不合作呢？
警員：你不要再挑釁！
陳朗升：你叫我做什麼我都照做了
警員：你是否記者呀？
陳朗升：我是記者呀
警員：這是你的記者證呀？
陳朗升：你不要再在鏡頭展示（記者證）啦！
升哥接受本臺訪問時表示，根據《警察通例》，警方是必須盡量滿足傳媒的採訪要求，或者設立採訪區讓記者拍攝，但過去十個月至今，很明顯看到警方並無做到相關要求，甚至有警員犯錯，警隊高層都未有對下屬作出懲處，反而很多時指責記者阻礙執法，甚至煽動或意圖製造混亂。
陳朗升說：當見到（警察）明顯犯錯，取去別人的身份證放在鏡頭前面之後，一哥（警務處處長鄧炳強）的說法是同事太投入工作，我相信都已明白警察高層會如何幫你解畫。警察使用一個對付黑社會，或者犯罪份子的方法去對付記者，這是很錯的，我們不是為了個人利益而站在這裡，我們是為了職責，我們的鏡頭是記錄真相或者歷史的一部分，並非你用警棍、胡椒噴霧，或者來罵我們幾句，很大聲呼喝我們，我們便會走，是不會的。
「升哥」稱，其實很多記者行家都沒有特別政治立場，大家都只是想盡快完成採訪工作，故記者一向會配合警方安排，而現場警員亦會讓記者「行個方便」，會互相合作和體諒，但這場反修例運動將警察與傳媒建立的良好關係和互信，一剎那全然斬斷，升哥坦言至今仍然覺得很可惜。
他舉例說，去年5月，即觸發反修例運動之前，他曾與一班記者行家與當時的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等人踢足球和燒烤，關係融洽，但由6.12開始，大家已再沒刻意聯絡。而他以往甚少擔心採訪風險，現在卻像在大陸採訪一樣，被人遮擋鏡頭、被打、撞，甚至要有心理準備被捕。
陳朗升說：由6月9日至12日，見到有警察蓄意用胡椒噴劑射記者，有「記你老母」，已無法回頭了。我是已經要告訴所有家人，如果警察來搜屋會怎樣？我被人拘捕了會怎樣？你不知道會在一個什麼情景下，會觸碰到哪條線而他們會拘捕你。
警暴無休止，記者亦追究無門，警察與傳媒的關係愈拗愈僵，回歸以來首次出現「警媒冷戰」。在此僵局下，警方與傳媒合作的情況愈來愈少，甚至在示威現場自己做直播。
根據香港警察的臉書專頁，由去年12月開始，警方在示威現場共進行了約20次直播，並由警察公共關係科警司劉肇邦和督察鄒昊亨，仿效記者在現場作出即時評述。記者翻看過該些警察直播片段，很多畫面都是近距離拍攝記者、市民和受查人士，但沒有拍攝到警察行使武力的情形，而警察作評述時，都經常把「暴徒」兩個字掛在嘴邊。
警察直播：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臉書直播，我是公共關係科督察鄒昊亨，今日（1月19日）較早前，有暴徒將我身後、即鏡頭前面拍攝到的這些垃圾桶推出彌敦道堵路，過程中有人跟他們爭執，之後這些暴徒襲擊了市民……
「升哥」認為，警察自己做現場直播評述示威情況，反映警方不信任傳媒，連建制派媒體都不相信，要用自己人做傳媒才會相信。他又提醒市民，新聞自由與公眾知情權，並非只靠記者捍衛，當失去新聞資訊自由，涉及的不只限於政治問題，對整個社會都會岌岌可危。
陳朗升說：新聞自由並非只由記者去爭取，不能夠靠我們在前面中胡椒噴劑、被警察推，不怕被警察拘捕、檢控便爭取到，當然我們有我們的角色，但是市民和輿論都要提醒警察，有些事情不要做得太過份，如果香港新聞自由的情況一直惡劣下去的話，那些（對香港的）評級，那些信貸評級，那些自由指數一直下跌，其實你會看見不是沒有可能對整個社會的影響。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亦表示，文明開放的社會，都會認同新聞機構、傳媒是第四權、監察者的角色，但近年記者採訪的空間愈來愈窄，特別是在反修例運動中，明顯看到記者因為監察政府和警暴行為，遭到政府以至整個警隊敵視，甚至遇襲和被捕。該協會曾就記者遭到警暴問題，向監警會作出27宗正式投訴，但至今連一宗都未獲得成立，而協會其後再收到30多宗個案投訴，現已記錄在案。
楊健興說：我們相信警隊中是很憤怒，認為很不公平，傳媒什麼都拍攝，對他們相當不利，到了去年反修例運動更明顯，現時較2014年（佔領運動）多了很多各式各樣媒體，有很多直播、公民記者、學生記者、網媒，更加將現場情況、警方濫權、違規違法的情況直接播出。在這情況下，（警方）更會覺得傳媒對他們不利，亦會認為傳媒偏幫示威者，有所謂「黃媒」、「黑記」，針對記者、媒體和個別媒體愈來愈嚴重。在這情況下，可看到採訪環境、新聞自由環境，愈來愈差，亦看不到政府有任何人，特首以至其班子有決心和意願約制警隊。
近日香港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突然被當局抽秤，其創辦的《蘋果日報》亦因為廣告封殺而宣佈告急，引來各界關注香港傳媒遭到更多方面的打壓。
楊健興指出，自2012年國家主席習近平上臺後，對香港的收緊程度和速度都加大了，之後前特首梁振英亦將港獨問題無限擴大，令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傳媒是首當其衝，導致香港的媒體被中共滲透，或被中聯辦在背後干預報導，情況比比皆是，甚至已不介意公開他們的干預做法。
楊健興說：我們在報導和處理新聞報導上會看到一些痕跡，可謂「西環干預」、「指示」、「提示」如何處理，港臺（被干預）的情況是很清楚，我相信他們（中聯辦）都會這樣對其他媒體。未來的空間會否再收細已很難說，如果完全滅聲，香港都會變成不一樣的地方，香港最特別之處在於有不同聲音，說什麼都可以，但已經有很多人不敢發聲。
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亦認為，今場反修例運動的採訪，跟在大陸採訪無異，令人覺得很可悲，記者只能在整個地雷陣中小心走位和隱藏，繼續謹守崗位，他相信北京和特區政府會繼續用各種方式打壓傳媒。
呂秉權說：種種的（警暴）情況就是不容許你採訪，見記者便拘捕，當你是敵人般對待，可悲的是這裡是香港，但是變成了大陸，我們要用大陸走難、被拘捕的方法在香港行事，這是很可悲。
呂秉權又質疑警方作為執法者去評述示威活動，可能會造成未審先判。
呂秉權說：（警方）在輿論處於下風的情況下，希望可以用多點方式搶回民意，包括自己進行直播，以及有時會利用多些獨家的說法等等，但我覺得這些都是無補於事。其實由於你是一個執法工具，亦都是可以提出檢控的部門，你這些舉動會否妨礙司法公正？有否機會是未審先判？
過去在反修例示威衝突中，記者採訪時經常被警察驅趕。（李智智攝於中環/2019年11月11日）
過去在反修例示威衝突中，記者採訪時經常被警察驅趕。（李智智攝於中環/2019年11月11日）
法政匯思成員、大律師蘇俊文亦向本臺指出，警方即時在臉書直播示威片段的做法值得商榷，最令人憂慮是這些片段會否被用作呈堂證供，而且警察的評述，會否影響陪審團的決定，可能對被告人造成不公平審訊。
蘇俊文說：一個人就算犯法，他有沒有犯法，最後由法庭判決，而判決前必須要有一個公平審訊程序，但如果你將片段即時放上公眾平臺，而警方加插了很多他們的個人意見，例如他們（警方）評語和評述一定稱這些人是「暴徒」，「現在警方已經拘捕了這些暴徒了」，在這情況下，這個人有沒有罪，已等於未審先判。
蘇俊文續強調，警察雖然有言論自由，但作為有公權力的執法者，必須要保持中立，但在直播中作出那麼多評論的話，明顯已失去了中立性。
本臺曾追問警方的直播片段，會否被用作檢控等，警察公共關係科未有正面回應。至於反修例運動期間傳媒投訴警察的數字，警察公共關係科亦指沒有相關類別的記錄，整體而言，由2019年6月1日至今年3月31日，投訴警察課共收到2,957宗投訴警察個案，當中的指控包括「行為不當」、「疏忽職守」及「不禮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