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環境必然滋生畸形的怪物（圖片來源：Pixabay）
【看中國2020年6月22日訊】現在全世界的大部分人民都有一種活膩歪了的感覺，在極度飽和又極度空虛中你推我搡走向瘋狂和無序，沒有浪漫，也沒有理性。不知道是疫情鬧的，還是人類歷史就該走到這一步。
放眼望去，最冷靜最平和的當然是我們中華兒女，一個連離婚都要強製冷靜的民族，還能激動什麼。
兩會上有不少跟我切身相關的提案，比如編劇應該評職稱，電子煙應該禁賣。但我一點不關心，我一心跟著主流媒體，只想痛斥美國暴力執法。黑人兄弟都這麼慘了，你好意思關心自己的工作和前途？關心前途只能帶脫髮、抑鬱和怨恨，上面是為我們著想，不想把我們推向絕路，讓我們用別人的悲慘消化自我的悲慘，用別人的混亂忘記自己的不堪。
不得不說，有效。我身邊僅存的一些既沒有轉行也沒有賣貨的編劇朋友，尤其是我，近期狀態已遁入禪境，進入快樂瘋魔，不再憤怒，也不再低落，不會努力，因為努力沒用，也不會去死，因為死是需要極度看重人格尊嚴的。
我們的尊嚴早就跟馬桶刷一樣耐磨好用了，賴活著也是我們自古的優良傳統。
昨天看到馬斯克的載人飛船上天，越發感到難過，我們的年輕人沒有錢，正常，全世界年輕人都如此，但我們的年輕人不被鼓勵甚至不被允許有理想。只是一日三餐活下去已經用盡全部力氣。說理想可能太空泛太矯情，那就說最基本的底線，對於搞創作的年輕人，是不是可以有創作自由？
總有人愛說，電影做不好不應該怪審查，伊朗審查更嚴但佳作頻出。首先說這話的人肯定不瞭解現在審查到什麼地步，也沒有真的打過幾次交道。其次，把不正常的東西合理化本來就是他媽的壞。
這邏輯就是，你好好一個人，現在無端被砍掉雙手，還被要求自我反省。你看人家只有腳的人還可以寫字做飯打籃球，你怎麼就不行？
葉大鷹都說，他拍個片子審了一年了，現在還沒輪到總局審呢。他從影40年，認為在中國電影創作是世上最複雜最折磨人的過程。如果他年輕的時候知道要吃這份苦，打死都不會幹這個行當。紅三代的處境都如此，我們這種吃土三代的人有什麼資格搞藝術。
文藝界的胡錫進，汪海林老師也一樣面臨這個困境。
電視節目上充斥被屏蔽和篡改的關鍵詞，網路上容不下一個模仿老師的小學生。
最近在看賈樟柯的書，有很多過去的訪談，對照當今現實，更有一番滋味。比如06年正逢他的三峽好人和黃金甲對決，他在和徐百柯在《中國青年報冰點》的對談裡說，「有些大導演，因為商業上的成功，於是他們的功名心也膨脹到了無限大。可問題在於，當他們進行商業操作的時候，並不是真正意義上市場的成功，從一開始他們就跟行政資源完全結合在了一起。如果沒有行政資源的幫忙，我相信，他們不可能形成這樣大的壟斷，而使中國銀幕單調，到了我覺得跟」文革「差不多。」文革「還有8個樣板戲，還有一些小文工團的演出，而現在一年只剩下兩三部大片了。這種集中資源，集中地獲得利益，給中國電影的生態造成了嚴重破壞，大量年輕導演的影片根本無法進入影院。」
記：即使進了影院，實際效果也並不理想。我看到王超的《江城夏日》在南京的全部票房只有402元。
賈：「難道這就是事實嗎？因為他們控制和掌握了所有的資源，然後回過頭來說，哦，你看你們賺不了錢。這裡面有很多過往的事例我們可以去看，比如說《英雄》上片的時候，有關部門規定，任何一部好萊塢電影都不能在同一檔期上映。這是赤裸裸的行政權力幫忙。」
記：相當於說，院線還是「公家的」，行政權力可以直接干預院線的商業安排？
賈：「對，他們的利益是一體的嘛！所謂利益一體，就是導演要實現他的商業價值，製片人要收回他的成本要盈利，有關部門要創造票房數字，影院要有實惠。所以，他們的目標空前一致，空前團結。」
現在看來，國師又能怎樣？
對年輕創作者，賈樟柯也有談，「很多導演攔在了電影工業之外，他們沒有機會進入中國電影的這個系統裡面，只能永遠被邊緣化。這種情況的存在，我們呼籲了很久，但得不到任何回應。而很多在電影行業裡有影響力和發言權的名導演，卻沒人站出來說話，眼睜睜看著那麼多年輕導演得不到任何空間，不得不走影展路線，然後反過來他們又罵年輕導演拍電影只是為走影展。」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公平的。我感到痛心的是，許多比我有話語權的導演，從來不做這種事情。中國電影的分級制度為什麼還出臺不了？所謂技術審查的弊端，為什麼就沒人在更大的場合講出來？那些大導演比我有發言權多了，也有影響力多了，他們有政協委員之類的頭銜，有發言渠道，卻從來不推動這些事情。我之前還一直幻想著，覺得應該有更有能力的人來擔負起這個責任，但我很失望。我並沒有把自己當成一個什麼人物，或有多大影響力。所以我的方法就是亂嚷嚷一氣。」
如今，賈樟柯當人大代表已經三年，今年的提案是著作權保護和數字化不能忽視老年人需求。
可以理解，我們都在一個豬圈裡，只是吃肉和啃骨頭的區別。都不好活。
去年我寫了《北電畢業生在幹什麼》提到被山影坑慘的師哥，文章火了之後，他依然得不到任何應該得到的回應，更別說報酬，只得到他曾經上級領導的拉黑，這怪我。領導該拉黑的是我，好在他沒怪我。原來我一直想不通，既然環境這麼惡劣，不是應該抱團取暖嗎？我也想不通，這些吃肉的人願意花上千萬上億去砸明星，但不願意給啃骨頭的編劇幾萬塊和一個署名，省下這點錢，他們不會發財不會牛逼不會被人尊重，但他們依然會這麼幹。
現在我想通了，畸形的環境必然滋生這種畸形的怪物，我們只是沒有錢，他們徹底不是人。
我還是小學生的時候，就看新聞上說謝飛導演提案建議用電影分級制取代審查制，如今我已經成了一個失敗的中年人，這個提案依舊每年呈上，馮遠征今年提案藝術工作者要評職稱，效率高多了，徵求意見稿已經出來。
朋友們常勸我不要總傳遞負能量，尤其對自身發展不好，人家會覺得我很難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