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在逆境中泰然處之，從文學創作中自尋樂趣。（手繪插畫：Winnie Wang）
蘇東坡名蘇軾，他和父親蘇洵、弟弟蘇轍合稱為三蘇，在唐宋八大家中就佔了三家。他從小聰明絕頂，弱冠即有文名。二十二歲應考時，主考官看了他的卷子〈刑賞忠厚之至論〉，十分驚喜，推薦給皇帝。宋仁宗初讀蘇軾及其弟蘇轍兩人的卷子，「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
「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蘇軾如此高才，名聲又如此之大，先後驚動了兩位皇帝，為什麼一生不受重用，而且屢受打擊？這有兩個原因，一是主觀原因，他做人太天真了，太直率了。他年輕的時候，一直處於順境之中，所以說話做事，略無顧忌，想說就說，當做就做，心胸坦蕩，以誠待人。他認為「作文當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嘻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他作文是這樣，做人也是這樣，嘻笑怒罵，出乎真情。對人說真話，訴真情，情真意切，毫無保留，完全不知道人情險惡。
「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
《東坡事類》一書中說：蘇東坡對什麼人都願意交往，曾經說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街頭叫化子。他的弟弟蘇轍勸他擇人而交，他說從我看來，天下沒有一個不好的人！請看這是何等樂觀，何等真誠！他在抒懷言志的時候，說自己，認為幫助皇帝把國家治好是一件不在話下的事情，既不害怕別人說他吹牛，也不擔心別人對他忌刻。他認為天下無壞人，對人從不設防，因此遇到飛來橫禍的時候，毫無思想準備，束手無策。以後他在逆境中泰然處之，從文學創作中自尋樂趣，寫出許多發自真情、橫絕千古的詩文。他到死都是一個十分天真的人。
還有一個原因是客觀原因，那就是他遇上了北宋這一場變法運動。按照俗人的說法，他的受打擊是自找的。當時雖有新黨舊黨之爭，雙方都並不以他為對象。他如果世故一點，利用兩者之間的矛盾，對雙方討好，那就不僅不會倒楣，還能做到位極人臣，終生富貴，因為他本來就具備這樣的條件。當然，如果他肯這樣做，他就不是蘇東坡了。他當時用全部精力去探討變法的得失。不管新法舊法，凡於國於民不利的他就毫不客氣地指責。新黨上臺的時候，他指出某些新法過猶不反，於民不利；舊黨上臺的時候，他又反對全廢新法，主張擇善而從。
這樣，兩邊的人都對他不滿，他成了耗子鑽風箱兩頭受氣的大傻瓜。他成天所想的，是如何有利於國，有利於民，想到了就要說，如鯁在喉，不吐不快，說了得罪人也在所不惜。他就是沒有想到如何有利於自己，更沒有想到這樣做下去自己早晚會倒楣。他的聰明在於能夠看出變法的種種利弊，如果他沒有這個聰明，看不出問題，就是想說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他看出來了，說出來了，問題也來了。問題就是公元一O七九年的「烏臺詩案」(烏臺是御史臺的別稱，烏臺詩案就是由御史臺處理的詩案)，也就是新黨中的一些小人在蘇東坡所寫的詩句中雞蛋裡找骨頭，然後策動御史台上表彈劾，說他「攻擊朝政」。
無中生有 小人構陷文字獄
對於在別人的文字中抓辮子、戴帽子、打棍子這一套手法，我們都見識過，並不覺得生疏。原來抓辮子這門技術還是宋代新黨中的小人發明的。
蘇軾有詩「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他們就說，這是反對「農田水利法」，譏刺興修水利之難以成功。
蘇軾有詩「豈是聞韶解忘味，而來三月食無鹽」，他們就說，這是譏刺「鹽法」行之太急，過猶不及。
總之，他們把蘇軾的詩揣摩過來，揣摩過去，不在其中找出毛病來，絕不甘休。最後，蘇軾的詩幾乎成了「諷刺新法」、「攻擊朝廷」的大毒草。還有更厲害的一手，是一口咬定蘇東坡〈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一詩中的兩句話「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是在攻擊「當今皇上」。他們上書給神宗說：「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曾經稱讚過蘇軾為「天下奇才」的宋神宗對於這樣的誣陷也不耐煩了，就反駁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吟檜，何預朕事！」足見神宗並不糊塗。他這樣的反駁，實際上已經是對誣陷的一種申斥。誣陷者如果臉皮嫩一點，覺得誣陷不成，反而露了馬腳，也就從此收手，不再興風作浪了。但是小人畢竟是小人，還是一股勁兒進行彈劾，不把蘇軾告倒絕不罷手。神宗耳根不得清淨，於是下令御史臺進行查問，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小人們拿了雞毛當令箭，就把蘇軾從湖州太守的任上拘捕進京，鋃鐺入獄，大肆拷問。這個案子極為簡單，不就是蘇軾寫了幾首詩麼，不就是無事找事在幾句詩上做文章麼！審問的結果，無法定罪。
鳥臺詩案發生以後，因為主角的名氣太大，朝廷內外都十分關注。除了新黨中的一些小人還在呶呶不休繼續誣陷，一心要把蘇軾往死裡整之外，舊黨人士與新黨中的一些君子都站出來為蘇軾說話了。新黨領袖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向神宗說：「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就是已經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本人也向神宗上書，希望對蘇軾從寬處理。曹太后聽說此事，要求神宗親自過問。杭州、湖州一帶的老百姓雖然無法上書朝廷，卻家家求神拜佛，在蘇軾入獄期間不停地做道場，祈求上天保佑，讓蘇軾早日脫離災難。在朝野上下一片呼聲中，神宗只好親自處理，淡化此事，以貶官結案，並未判罪。蘇軾被關了一百多天之後，從湖州太守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成為一個謫臣。
當詩人必須天真，否則寫不出激動人心的偉大詩篇
這次烏臺詩案對蘇軾的打擊，說起來也並不十分嚴重，只不過是拘留了一百多天，降級降職而已。但是這次冤案卻讓他在人生的道路上來了個急轉彎。他當時不過四十多歲，正在壯年，時時都想說動皇帝，被招進京，大展宏圖，「致君堯舜」，做個治國的能臣。這場牢獄之災，使他大開眼界，使他看穿了小人的險惡，看透了官場的黑暗。他不屑於與那些小人較量，更不願意與他們為伍，於是就萌生了退出官場改行做個文人的想法。這一轉變，就使得現實社會中少了一個救時宰相，天下後世卻多了一個千古不朽的大詩人。
人的性格與他所從事的職業有很大的關係。當「官人」必須世故，否則你就對付不了那些人事糾葛；當詩人必須天真，否則你就寫不出真情實意、激動人心的偉大詩篇。蘇軾是一個從小到老都極為天真的人。他一生所遇到的三位夫人都是他的紅顏知己，能夠先後為他承擔起家庭的重任，長期保護了他的天真，使他能夠安心地創作出雄視百代、光照千秋的詩文來。
蘇軾一世坎坷，貶官之後生活貧困。他在生活困難之時能夠不為家事操心、潛心創作，完全得力於前後三位夫人的支持。可以說，蘇軾流傳千古的名篇巨製，無不包含這三位夫人的心血。
他的第一位夫人王弗是他的四川同鄉，比他小三歲，十六歲出嫁，二十七歲病故，只和他相處了十一年。這位年輕的夫人對觀察人的心理變化很有一套本領，比蘇軾老練，對蘇軾的幫助不小。她在臨終之時對蘇軾諄諄告誡，極有見識，讓蘇軾銘心刻骨，永誌不忘。她的英年早逝，使蘇軾極為悲痛。在她逝世十年之後，有一夜，蘇軾夢見了她，醒來寫下了一首〈江城子〉：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崗。
蘇軾的第二位夫人名叫王閏之，是王弗的堂妹，因為兄弟姊妹很多，按排行稱為二十七娘。她和王弗不是一種類型，王弗是才女型，她卻是賢妻良母型，為人賢淑，善於理家。她和蘇軾相伴的二十五年中，不僅遭到烏臺詩案的橫禍，而且經歷了不少顛沛流離的流放生活。在蘇軾處於極為失意的時期，她全力支撐這個貧困的家，使蘇軾得以一心從事創作。蘇軾一生中最偉大的最有生命力的作品，例如前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等等，都完成於這一段時期。公元一O八六年，宋神宗死，子哲宗繼位，反對新法的司馬光為相，蘇軾受到重用，調到京師擔任知制誥兼侍讀、翰林學士、禮部尚書等職。這第二位夫人只過了幾年舒心的日子，卻在四十六歲的中年辭世。蘇軾極為傷感。
蘇軾第三位夫人王朝雲，是杭州人。她十二歲到蘇家當侍女，十八歲成為如夫人。她比蘇軾小二十七歲，但很聰明、早熟，很理解蘇軾懷才不遇、憤世嫉俗的心情。後來，蘇軾因反對司馬光盡廢新法又被舊黨中的小人排擠出京出任杭州太守，心中悶悶不樂。有一天，蘇軾袒腹歇涼，露出一個大肚皮，他帶著開玩笑的態度問家裡的人：「你們看我這大肚皮裡裝的是什麼東西？」有人說是滿腹文章，有人說是滿腹經綸，他都認為沒有說準。只有朝雲笑著說：「我看你是一肚皮的不合時宜！」蘇軾捧腹大笑，覺得朝雲才是深深理解自己的知己。
公元一O九四年，蘇軾已經年近花甲，仍被新上臺的新黨貶到當時的蠻荒之地──廣東惠州。這時王閏之已經去世，家裡的下人都不敢跟去，只有朝雲堅決追隨他南下，和他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只可惜她不服水土，一年多以後，病逝惠州，亡年只有三十四歲。蘇軾無限傷感，在悼亡詩中把她比為散花天女。朝雲逝後，蘇軾又被流放到海南的儋州。等到朝廷下了大赦令，准許流放者回到大陸，他已六十五歲。次年，他在江蘇常州去世。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在蘇軾的一生中有一個最明顯的轉折點，那就是烏臺詩案。在此之前，這位被皇帝稱為「天下奇才」的蘇學士曾經滿懷信心，一再向朝廷上書，出謀劃策；希望得到重用，以便使出渾身解數，做下一番驚人的大事業。在此之後，他大徹大悟，知道仕途艱險，立功不易；而且認識到自己過於天真，過於單純，對付不了官場上極其複雜的人事鬥爭。他寧肯不做「官人」，只做詩人，從此只以文學創作為終身事業。這並不是一種消極的想法，而是一種明智的選擇。後來事實證明：那些始終在官場上全力拚搏的人們，也無論是新黨、舊黨，也無論是君子、小人，一個個紛紛落馬；倒是他這位埋頭從事文學創作的謫臣，卻捧出了一篇篇驚天動地的詩文，萬古流傳。他的人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對於蘇軾的一生功業，與其讓後人妄加評論，倒不如讓他「夫子自道」，看他自己是怎麼說的？
在他的晚年，從海南遇赦回到大陸之時，他對自己的一生功業作了一個最簡潔的總結：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繫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
黃州惠州儋州。
既然說明自己的功業是從烏臺詩案以後貶到黃州之時算起，所指的當然是文學創作而不是做官。東坡這個地名在黃州，東坡先生這個外號也是他自己叫出來的。東坡這個地方真是一塊神奇的地方。在來到此地之前，他是「官人」蘇軾；來到此地之後，他卻搖身一變，成了曠代文人蘇東坡。那些陷害他的小人原想逼他走進死胡同，置他於死地；想不到這一逼，竟然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鑽出來的時候，豁然開朗，居然走進了文學創作這一片無限廣闊的新天地。他建功立業的地方，不再侷限於險像環生的小小官場，而是進入千家萬戶，廣大民間；他從此不再介意一時的是非得失，因為他的名篇傑作必將跨越時空，流傳千古。他來自大自然，現在又回到大自然，與魚蝦麋鹿為友；他來自民間，現在又回到民間，與村夫野老為鄰。快哉！快哉！
湖北黃州，是他「平生功業」的第一站。以後東坡在其所作的〈書韓魏公黃州詩話〉中說：「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樸而不陋。雖陋巷小民，知尊愛賢者。」他謫居此地時，既對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江上清風、山間明月流連忘返，又「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如他弟弟蘇轍所說的「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他創作的激情，如波濤洶湧而至，真是擋也擋不住，日後流傳的千古名篇，大都完成於黃州。
廣東惠州，是他「平生功業」的第二站。當時遠貶嶺南，大都生無還望，本是令人十分傷感的事。但是惠州父老的熱情歡迎，嶺南氣候的四時皆春，使他十分高興。《宋史．蘇軾傳》中說他在惠州「居三年，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他為惠州地方做了不少好事，還天真地寫詩說：
羅浮山下四時春，
盧橘黃梅吹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顆，
不辭長作嶺南人。
海南儋州，是他「平生功業」的第三站。他到海南，已經垂垂老矣。當時海南的環境是「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屋，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爾」。朝雲已在惠州病逝，他孤苦伶仃地來到蠻荒之地，其心情可想而知。但他並不氣餒，在海南努力從事兩件事情，一是著書：二是辦學。他的大部分學術著作，都是在儋州完成；大量詩詞，也已輯錄成冊。這樣一位天下奇才能到海南來收徒講學，遠近轟動。許多學子都前來追隨，照顧他的生活，親如子弟。在海南生活三年，遇赦北還，他覺得依依不捨，作〈別海南黎民〉詩曰：
我本海南人，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
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
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
他雖然被貶到天涯海角，歷盡艱辛，但是在所到之處，都盡力為地方上做好事，受到老百姓的熱情歡迎與無比尊重。他也把黃州、惠州、儋州看作自己的故鄉，視老百姓為親人。從公元一九九三年起，我在海南生活了八年，瞭解海南的老百姓對歷史上帝王將相全無興趣，卻以能夠擁有「我們的蘇東坡」而自豪。他在當時能夠得到老百姓的如此愛戴，身後永享盛名，這恐怕是陷害他的小人們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結語
北宋中期，從宋仁宗親政到宋神宗病逝這五十多年的時間，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為光輝燦爛的時代。這時候，在皇帝中間出了幾個知識份子，他們懂得重視知識，並與知識份子共同商量謀求國家富強的方法，能夠一再出現人才濟濟君子滿朝的盛況，如范仲淹、歐陽修、包拯、司馬光、王安石、蘇軾都是在這個時代湧現出來的代表人物。只可惜在大變法的過程中，操作失誤，在知識份子群體中出現了大分裂。最後，隨著新舊黨爭的犧牲品─蘇軾的離世，宣告君子時代的結束。此後，宋徽宗與蔡京等小人粉墨登場，貪財縱欲，肆無忌憚，使得鬼蜮橫行，人間成為小人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