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看中國2020年7月22日訊】（法廣RFI）針對歐洲國家的對華政策問題，近期發生的諸如北京實施香港國安法，及倫敦宣布禁用華為等事件，英國末代港督、歐盟委員會前對外關係委員彭定康（Chris Patten)近日接受了來自法國《解放報》、德國《世界報》、西班牙《國家報》和瑞士《新蘇黎世報》報等媒體的共同專訪。他在受訪中表示，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國家應停止在面對北京時自我低估其力量的作法。
在法國《世界報》的報導中，記者提問稱，「您在香港回歸中國大陸時，是否曾想像到我們會遇到現在的這種情況，北京對香港強行實施一個國家安全法律，及本應保護當地在半個世紀中能夠自治的‘一國兩制’的終結。」
對此，彭定康回答說，「1997年，當我們離開香港時，這個擁有高度自治和法治的領土的局勢會持續五十年。這就是聯合國提交《中英聯合聲明》的規定。那時，我仍然與英國外交部的中國專家意見不一致，他們告訴我：中國人言而有信。但是事情進展順利，除了有一兩個困難之外，例如在2003年，第一次嘗試實施國家安全法時，香港有五十萬人上街。」
彭定康說，「但是，自去年以來，中國政府要修訂《逃犯條約》以來，這種情況就惡化了。香港成為了強化後的共產主義政權的受害者（……）。隨著全球化、網際網路、國家城市化的發展，（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越來越感到，共產黨將失去維持對該國控制權的能力。自習近平上臺以來，持不同政見者受到了更嚴厲的對待，新疆的穆斯林受到了駭人聽聞的遭遇」。
彭定康續稱，「香港代表了自由民主的所有這些方面，中共認為這是對它霸權的威脅。如果說那裡發生的事件對世界其他地區如此重要，那是因為它們表明瞭對中國無法信任到了何種程度。這些事件還說明瞭自由民主與專制主義之間的這種衝突在21世紀正在進行。問題不在於你是否喜歡中國，而是你是否準備抵制中國共產黨的欺凌政策。對於歐洲人和英國人來說，應該只有一個答案。」
記者接著問道，「在香港頒布國安法後，歐盟的反應較弱，一些國家嚴重依賴中國的投資。歐盟是否應作出更為強硬的反應，尤其是德國？」
彭定康回答說，「作為英國人，即使我強烈支持英國留在歐盟，我也不能給歐洲人上一課。但是歐洲的價值觀在匈牙利和波蘭正在發生什麼？當（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先生在週一至週五負責譴責歐盟，卻在週六到週日接收來自歐盟的支票嗎？歐盟共同的外交政策不能僅基於你從中國借款的金額！」他還說，「北京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所作的就是將其借款和債務出口到其他國家。這種債務外交有可能對歐盟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這是她必須正視的根本性問題，即使其有可能引起歐盟內部的巨大緊張局勢」。
彭定康說，「如果默克爾認為她不知道生活在自由社會中意味著什麼，這則是不敬的。她在一個非自由的社會中長大，她知道一個警察國家與一個自由國家之間的區別。我可以肯定的是，她會聽取在中國有著深厚利益的德國企業家們的擔憂，但我不認為，說服中國消費者購買德國汽車的唯一方法是無視維吾爾人所遭受的種族滅絕，或對香港的侵略。」
記者提問，「英國退歐與倫敦相對於北京採取的堅定立場有關嗎？」
彭定康認為，「要明確的是，如果我們仍然是歐盟的成員國，（在這一情況下）採取明智的路線並與中國建立長期對話，英國將處於更好的位置。（但自脫歐後），我們現在正處於弱勢地位。我對我們已採取的堅定的行動感到滿意，但我希望我們能明白，如果我們與歐洲的夥伴們以及澳大利亞、加拿大、紐西蘭或美國合作的話，我們有更大的機會可以塑造一個更為安全和具有可持續性的世界」。
他說，「我們國家的幻想之一是基於這種例外論的觀念：我們的英國人將不同於其他的歐洲人，並會在歐盟以外具有更大的影響力。我們是世界第五或第六大經濟體，我們的高等教育，我們的文化，以及我們的軍事力量仍然是巨大的財富，但單獨的我們不能像自己想做的那樣多做。（2016年）英國脫歐運動的主要口號和謊言之一就是「奪回控制權」。在當今的疫情大流行世界中，重新獲得控制權意味著與他人合作。」
記者追問，「您希望包括英國人在內的歐洲人應採取何種行動來阻止中國的侵略性？
彭定康說，「我希望今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我們將有一位相信聯盟主張的美國總統。因為事實是，沒有美國地介入，歐洲很難就重大問題在歐盟建立連貫的戰略。如果我們不能共同努力，中國將分而治之針對一個個國家，如對澳大利亞、印度等。」他說，「我們不應該被如此嚇倒。如果我們共同行動，我們就可以面對一個有著更好行為的中國，這也符合我們和他們的利益。我們在面對北京時，低估了我們的力量。當劉曉波在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中共政權的立即反應是威脅挪威：我們不會再從你們那裡買任何東西。挪威主要向中國出售三文魚。你猜怎麼了？挪威三文魚隨後到越南的銷售量猛增，越南三文魚到中國的銷售量也猛增...」
記者問，「您是否認為面對西方的抵抗，中國官方可以採取一個更為溫和的外交政策？」
彭定康回答說，「這是一個難題。我不知道中國當局是否會明白他們的表現（通過疏遠眾多民主國家）有多糟糕，或者他們是否對人民有足夠的政治信譽來扭轉這一立場。我們已經看到了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與臺灣或印度發生摩擦時，正是這種民族主義情緒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也許當局自認為必須走這一條路，因為在處理新冠肺炎疫情危機中他們的信譽受到損害，及因為他知道中國的實際國民經濟狀況要比他希望承認的情況差得多？」
記者問，「英國是否應更進一步，就中國領導人對待維吾爾人或香港人的情況，對他們實施針對個人的制裁？」
彭定康說，「我們剛剛實施了我們自己的基於人權的制裁政策。但我更贊成等待和觀察中國人將如何使用他們植入香港的安全機制。那裡發生的事，正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漢學家林培瑞所形容的‘吊燈上的蟒蛇’，人們知道頭頂上有著一個可怕的東西，但從不知道它將何時落下，或向你扑來。這是依靠恐懼的統治而不是法治。總的來說，我不是制裁的支持者，但我支持捍衛法治。」
記者最後問道，「您是著名的牛津大學的校監。如果來自中國的學生減少，您是否不擔心該機構的收入受到損失？」
彭定康說，「的確，像澳大利亞和其他一些國家一樣，為資助高等教育，英國也非常依賴外國學生，尤其是中國的學生。我想（除了外交緊張之外）中國學生的人數會由於疫情和旅行的困難而減少。但是我希望牛津大學將繼續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與此同時，牛津大學必須在兩點上保持明確：它必須繼續反對一切形式的種族主義，一切形式的厭華心理。而它也必須非常堅定地捍衛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必須保持學校含義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