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娥蒙冤，身死之後天降三尺飛雪。（視頻截圖）
今年端午節當天，北京京郊門頭溝再現「六月飛雪」。這一罕見的氣象從1999年開始至今，幾乎每年在中國不同地區都有發生，僅2007年就至少發生過三次（6月20日甘肅降大雪，7月30日北京三環降雪，8月6日北京海淀區降大雪）。2012年7月12日下午2點20分左右，北京東二環保利大廈附近居然下雪了，幾分鐘後又變成晴天。
難道六月飛雪只是氣候反常嗎？中國古人講「天人合一」，天降異象也不是沒有原因的。竇娥冤的故事，感天動地，家喻戶曉，但是，她的鄉親們為何跟著遭罪，承受三年大旱之苦呢？
「明知竇娥是冤的，卻不敢說句公道話，是謂不義」
十三世紀中葉的元朝，民女竇娥自幼喪母，其父竇天章是個窮秀才，因上京趕考沒有路費，借了寡婦蔡婆的高利貸，竇娥被迫成為蔡婆家中的童養媳，長大後嫁作蔡家媳婦。不到兩年，丈夫就死了。後因無賴張驢兒父子無意間救了蔡婆一命，於是趁機就住進蔡家，並要挾婆媳與他們父子成親。竇娥堅拒，張驢兒眼見無法得逞，便設計毒害病中的蔡婆，不料陰錯陽差毒死了張父。
張驢兒藉此要挾竇娥，竇娥不為所動，於是張氏告官誣陷竇娥。昏庸無能的官府不但不能洗清冤情，反而行刑迫害婆媳二人，竇娥雖受萬般凌虐堅不就範，卻不忍婆婆遭受酷刑，便含冤招認殺人。
行刑當日正值六月酷暑，臨刑前，竇娥要監斬官在旗槍上掛上一條白練並對天立誓：一若是我竇娥委實冤枉，刀過處頭落，一腔熱血休半點兒沾在地下，都飛在白練挂旗上；二若竇娥委實冤枉，身死之後，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竇娥屍首；三是我竇娥死得委實冤枉，從今以後亢旱三年。
那貪官撇嘴搖頭連說「愚昧，荒唐」。心想「這六月酷暑怎會下雪？人只見血往下流，我倒要看看血怎麼往上飛的？」於是命人拿來三尺白綾掛在高桿上。
劊子手手起刀落之際，竇娥的熱血奇蹟般地飛濺到懸在半空的白綾之上，竟然一滴也沒灑在地上。竇娥人頭落地之時，竟真的陰風起、大雪飄。片刻前人還汗流浹背，頃刻間，一個個抱膀縮肩跑回家去，連說怪事、怪事。竇娥死後果真是大旱三年，顆粒無收。當地百姓人人皆知是老天在為竇娥鳴不平。
多年後，竇娥的父親金榜得中，做了高官。回鄉省親時，重審竇娥一案，為竇娥洗清了冤屈。鄉親們紛紛來看望竇父，說：「我們早知道竇娥是冤枉的，怎奈畏懼貪官的權勢，而敢怒不敢言。可是我們又沒加害竇娥，為什麼要受這三年大旱之苦呢？」
竇父說：「你們明知竇娥是冤的，卻不敢說句公道話，是謂不義。更有人相信貪官，認為竇娥真的殺了人，而誣蔑忠良，是謂不仁。老天有眼，沒有無妄之災，天災人禍就是在懲治不仁不義之徒哪！」
故事啟迪後人，人在世間，一定要是非分明，堅持正義，抵制邪惡。很多時候人們認為事情和自己無關，可是那些事情出現時，你聽到、遇到時的反應，你在思想中的是非判斷，就是對善惡的選擇，就會對你產生影響。
百姓聽信朝廷謊言，認同迫害，犯下「共業」
諳熟中國歷史的梁啟超曾說過；「若夫以一身之言動、進退、生死，關係國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於古未始有之。有之，則袁督師其人也。」袁督師即晚明抗清英雄袁崇煥。
晚明時期，面對清軍，大明朝廷束手無策，為應付遼事糧餉，在袁崇煥就任知縣前一年向全國緊急加徵520萬兩白銀的「遼餉」，相當於全國總賦稅三分之一以上，百姓遭橫徵暴斂之苦。即便這樣，也無濟於事，努爾哈赤的大清軍隊銳不可當，覆沒了數十萬明軍。
京中人心惶惶，僅為兵部六品官員的袁崇煥挺身出列，勇擔危局，申請帶兵五千進駐在山海關北面兩百裡的寧遠。他率軍雷厲風行的筑城，城高牆厚，成為關外重鎮，把後金重兵擋在山海關外達21年之久。
迎擊努爾哈赤的圍城大軍，取得遼東戰場上的首次大捷，再戰皇太極大軍，取得寧錦大捷。正是袁崇煥的神勇與擔當，後人評價他與歷史上的岳飛、于謙等並列為名垂青史的愛國將領。
然而在遼東轉危為安之際，崇禎皇帝聽信了兩個從清軍逃回的太監密報，將抗清前線總指揮袁崇煥招回北京，下入大牢，罪名是，袁崇煥與清軍議和謀叛。對這項指控，朝內大多數大臣不相信，崇禎自己也不能自圓其說。
一場千古奇冤就這樣發生了。崇禎皇帝親自下令處死袁崇煥，而且要處以明朝最重的法外之刑——寸磔，被欽定凌遲碎剮3,600刀。凌遲就是把人綁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者沒刮到次數人就死了，行刑的人還要受處罰。
在行刑台上，袁崇煥念出遺言：「一生事業總成空，半世功名在夢中。死後不愁無勇將，忠魂依舊守遼東。」凌遲過程中，他未發出一聲「但求速死」，正氣凜然。
袁崇煥在刑場上，被他所保護的北京市民爭相咬噬，大約有近萬北京人搶到了袁崇煥之肉而生食之，並為此而炫耀。
冤殺袁崇煥，相當比例的官員、百姓，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大臣們順著崇禎皇帝的命令而斥責袁崇煥背叛，更有眾多的人不辨是非，不僅連句公道話沒有，甚至還去爭搶冤者被凌遲的肉身。
大明王朝277年間，共發生近百次流行性疫病，但這些瘟疫，大部分疫情只是侷限在州府、縣屬之地，傳染性、烈度都不嚴重。唯獨到了明末，瘟疫的範圍、程度在歷史上都屬於罕見。
古代君王深知君權神授，逢大的災變罪己自省，同時責令下屬官員修省。永樂九年（公元1411年）七月，陝西大疫。明成祖寫下《罪己詔》，誠懇反省為政的過失，並竭力救助災情。明朝前期、中期的災情中，民眾之間的互助事件非常多，官員的德行仁心，都在史書有所記載。
明朝末年的瘟疫逐漸增多，朝廷按照以往的慣例，同樣會問冤獄、請大臣諫直言，崇禎曾六次下「罪己詔」，但是走完形式之後，在現實中卻忠姦不分，冤獄不止。到袁崇煥被凌遲處死，失德不仁走到了極端。共業之下，必有共罪，這樣看來，明朝末年的大瘟疫是偶然嗎？難道不是上天對於世間失德的天譴嗎？
所謂福禍無門，唯人自招。崇禎十六年二月，鼠疫攻入北京城，「京師大疫，死者無算。」「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有的患者一兩天即死；有的早上得病，晚間就死了；有的直接當場「暴斃」。昔日的繁華京都儼然成為一座「死城」。
天不降無妄之災。天公有眼，人的起心動念都逃不過他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