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打擊排除黨內異己，斯大林將難聽的「告密」合法化。（網絡圖片）
提要：在蘇聯共產黨的歷史上一直存在告密的問題，即向組織密告周圍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告密者往往成為安全機關的密探。這些人的動機不一，有的是為了邀功請賞向上爬，有的是為了打倒對手，有的是為自保。「告密」一詞太露骨，實在不好聽。為打擊排除黨內異己，斯大林將難聽的「告密」合法化。
蘇聯共產黨的歷史上一直存在告密的問題。告密有兩種，一種是十月革命前被招募潛伏黨內的沙皇政府密探。另一種告密是十月革命勝利後出現的新現象，即向組織密告周圍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在安全機關介入黨內鬥爭，當權者用格伯烏（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方式解決黨內意見分歧時，告密者往往成為安全機關的密探。這些人的動機不一，有的是為了邀功請賞向上爬，有的是為了打倒對手，有的是為自保。
上世紀20年代，黨內鬥爭逐漸激化。得到列寧支持的托洛茨基，與「三駕馬車」（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間在一系列問題上出現分歧。1923年秋，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引發銷售危機，國內出現工潮。黨內對解決經濟問題以至黨內民主問題等發生不同意見。
十月革命後不久，即成立了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它很快獲得了非常權力，即逮捕和不經法庭審判直接處死的生殺大權。這種情況一直延至實施新經濟政策的初期。
1922年初契卡改組為國家政治保衛局（格伯烏），屬內務人民委員部管轄，任務是鎮壓公開的反革命暴亂，從事反間諜工作，保衛鐵路和水路交通線，保衛國家邊界等。它有搜查逮捕權，但已無處決權，案件必須移交法院審理判刑。這是把蘇維埃國家納入法制軌道的一項重要措施。
但是這一次，格伯烏首腦捷爾任斯基卻要求把對敵鬥爭的方法用於黨內鬥爭，要求在黨內建立告密制度，這引發托洛茨基的強烈抗議，他堅決反對安全機關介入黨內生活。不久，布哈林在10月11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也反對這種做法，他說：「這只會帶來害處。這會被理解為變本加厲的警察制度。我們必須急速轉向黨內民主。」
然而屬斯大林多數派的許多大會代表都支持告密行為。中央監委主席團委員施基里亞托夫認為，就某個黨員想成立什麼集團向黨的高級機關告密，這是「每一個黨員的義務」。中央監委主席古比雪夫完全支持這種說法。而中央監委主席團委員古謝夫走得更遠，他聲明：「每一位黨員都應當告密。如果我們有什麼毛病的話，那不是因為告密，而是因為不告密……可以是很好的朋友，但一旦出現政策分歧，我們不僅不得不中斷我們的友誼，而且還要走得更遠——去『告密』。」
「告密」一詞太露骨，實在不好聽，它使人想起沙皇時期專事告密的奸細。聰明的中央監委主席古比雪夫建議把「告密」改為「報告」。這場爭論的結果是通過「報告」的形式把「告密」行為合法化！國家安全部門被用於黨內鬥爭，共產黨員用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敵人的鬥爭方式，變成了黨員之間相互告密的行為。
1927年底出現糧食和工業品嚴重短缺，商店排長隊，工人舉行集會和群眾大會要求改善糧食供應。與此同時也出現糧食收購危機，有一億多普特糧食收不上來，斯大林採取了「非常措施」，動用刑法對待有糧不交的農民。「非常措施」是一種掠奪農民的手段，使農民同蘇維埃政權的關係惡化。
圍繞是否把「非常措施」常態化，黨內再次出現嚴重分歧。以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書記、《真理報》主編布哈林，人民委員會主席李可夫和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托姆斯基為一方，以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為另一方，雙方展開激烈的爭論和鬥爭。
《真理報》是控制輿論的重要工具，1928年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一個經濟學家的札記》，表面上批判托洛茨基派，實際上是同斯大林爭論。
這引起斯大林的警惕，他也緊緊盯住《真理報》不放。恰好《真理報》編輯部的一名叫Ｂ.Ｃ波波夫－杜博夫斯基的人給莫洛托夫寫了封告密信。這封告密信就成了撤換《真理報》編委會和編輯部中布哈林擁護者的根據。
在新任命的副主編的支持下，一批新的編輯人員使得仍任主編的布哈林不再能決定報紙的方針了。這是斯大林在黨內鬥爭中利用告密取得成功的一個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