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30日，印尼屠殺華僑事件。（網絡圖片）
印尼事變與華人（2）清共
在挫敗了印尼共黨的政變後，印尼人民對共產黨的憤恨，集體爆發了。他們團結一致，自發清剿印尼共黨。印尼共黨處於全國民眾的搜捕之中，黨組織頓時土崩瓦解。10月8日，在雅加達召開50萬民眾的大集會，宣布印尼共黨為非法組織，浩浩蕩蕩的民眾焚燒了印尼共黨總部，該總部裡所有的人，包括黨主席艾地已不知去向，從這天起印尼共黨永遠消失了。世界史上空前的「清共」運動隨之拉開序幕。蘇哈托以「恢復治安行動最高司令官」名義，命令首先從政府各機關和軍隊中清除共黨分子。蘇哈托在總結「9･30政變」事件時指出：「印尼共黨在1948年瑪利芬（Madiun）暴動時全黨幾乎覆沒的情況下，能在短短的十年內再次成為龐大的禍害勢力，主要原因是政府在瑪利芬事件後沒有大規模地連根拔除共黨和它的同路人。漏網的、輕判的、未得到改造而被釋放的共黨分子太多了，使共黨很快復生，能夠在1965年又來一次『政變』，這是未徹底剷除共黨的錯誤政策所引起的。印尼這次必須吸取教訓，不能重犯錯誤，一定要徹底、不留情地全面剷除共產黨。」由此，印尼人民開始了全國「清共」運動。
據印尼方面的粗略統計，從1965年底到1966年中期，約50萬人被捕，25萬共黨分子被殺，包括艾地在內的印尼共黨領導人全部被捕獲殺掉。而國際上估計的數字要大得多，流傳的最高數字是《倫敦經濟報》採取印尼大學生的估算，說被殺達100萬人之多，即爪哇80萬人，蘇門答臘及其它島嶼各10萬人。這次印尼的「清共」被稱為世界上最嚴重的大屠殺之一。被殺者除了共黨份子，還有一些共黨家屬和追隨者，這些人的「革命活動」早已被印尼民眾冷眼記在心中。印尼政府要求美國使館大量提供印尼共黨分子的詳細名單，但美國只是謹慎地提供了一份共黨骨幹分子的名單。在很久之後的2001年夏，美國國務院根據解密文件出版了《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報告，其中引述原美國駐印尼使館政務官員馬騰斯（Robert J。Martens）的證詞：他的確向印尼政府提供了印尼共黨分子的名單，這些名單上的人都是在印尼共黨機關報公開刊登的印尼共黨領導人，第一份名單78人，第二份名單18人，第三份名單80人，第四份名單39人，總計215人。這個事實說明，美國支持印尼「清共」，但美國並不鼓勵對印尼共黨的大屠殺。殺掉共黨分子，是印尼民眾和軍隊的自發行為，而當時的印尼政權允許民眾和軍隊發現多少共黨分子就捕殺多少。因此印尼各地民眾，尤其是民間社團和回教（Islam）組織以很高的積極性自行「清共」（註：伊斯蘭教與共產主義勢不兩立），以致稍後政府不得不對共黨分子予以分類，限制濫殺。但是在萬眾一心、切齒痛恨的情況下，印尼共黨遭到全面圍剿的局面無可避免。一些印尼人，包括納蘇蒂安將軍，以親身經歷在回憶錄中談到：
「在中爪哇（Central Java），很多平民自行捕殺共黨分子，但陸軍大致上還控制著屠殺不使過分。在東爪哇，捕殺共黨絕大部分由平民施實，主要是回教的安梭（Ansor）青年團。他們認為殺共黨和左翼分子是伊斯蘭宗教對共產主義的一場殲滅戰，殺共黨很有自豪感。」一位印尼軍官描述說：「東爪哇約有三千個小村落，每個村落都有共黨分子或外圍分子，民眾會殺掉10～15個人。這樣計算東爪哇的全部村落就有3萬到4萬共黨被殺。」克地利（Kcdiri）區是殺共黨最多的地區之一，有上千名共黨份子被殺，因為那裡是被共黨政變所殺害的6位將領之一蘇多佐（Soetojo）的家鄉。當地的回教毛拉公開說：「他們（共黨）罪有應得是完全合理的。」克地利附近的班蘭達司河（Brantas）裡漂著一堆堆屍體，為了防止浮屍從河裡流入稻田的灌溉渠，村民在渠口打下竹筒樁讓水流過但不讓浮屍流入。河的下游浮屍太多，河兩岸的村民都不敢吃魚，因為魚肚裡有人的手指或者腐爛的人肉。不少村落向當局投訴河裡的浮屍太多已經威脅到村子的衛生環境。
峇厘島（Bali）是旅遊區，有人口200多萬，居民信奉印度佛教而不是回教，然而居民同樣憤恨共黨。蘇哈托下令部隊進入峇厘島恢復秩序。有軍人說：「在峇厘島我們要壓制人民，使他們不要越限（殺共黨）。」峇厘島的整個鄉村都在自發清洗村內的共黨分子。鄉民們把共黨份子集中起來，用木棍打死或用刀刺死。每個村莊都有殺村裡共黨份子的事跡。一個村長說：「在我們村裡，村民都以殺共黨為光榮。一個鄉村如果沒有殺死過共黨，大家就會覺得恥辱。」峇厘島經過兩個星期的「清共」，約有8萬個共黨分子的屍體被丟入坑裡。峇厘島傳統風俗對下葬儀式是很重視的，但死這麼多人根本沒有時間舉行儀式，一部分屍體就被扔到海裡。
蘇門答臘的「清共」在軍官克馬依德利斯（Kemal ldris）的領導下進行得很堅決。「9･30政變」時他聽到7位將軍被綁架殺害，就認定是印尼共黨在起事。他聯絡軍部，但聯繫不上，就率十幾人乘三輛吉普車急駛到棉蘭（Medan）。起程前，為了防止共黨有所行動，他命令部下戒備，四處巡邏，把圖謀不軌的「疑犯」和親共的人先抓起來。他自述道：「我吩咐部下抓共黨，最初是叫他們在駐地5公里的範圍內肅清共黨。過後我聯繫了蘇哈托，他批准我可用我指揮的部隊去肅清整個地區的共黨」；「我下令抓捕所有的共黨分子，立即執行清洗。軍隊內部也有不少共黨分子，清洗工作連續三日三夜才完成。」因他清除共黨最為賣力，蘇哈托調他到首都讓他指揮「清共」。禍首蘇加諾在1965年12月18日黯然說：「印尼共青年團員，印尼農民協會的人，印尼共黨員，到處都被殺，屍體留在路兩旁的樹底下或被丟入河裡漂流，無人過問。」
大量證據表明中共不僅策動印尼的赤化，還直接涉及了「9･30政變」陰謀。「由於中國明顯地與這次事件有嚴重牽連，也由於死亡人數太多，北京的聲譽馬上遭到極其嚴重的損害。中國在印尼的革命政策徹底失敗了。」而為中共效力的印尼親共華人，原先「每到10月1號（中共建政日）華人家家戶戶都插上五星紅旗（慶賀中共政權）」的他們，現在輪到付出代價了。印尼各地自發掀起了清除華人社區親共勢力的高潮。印尼人民認定親共華人是印尼共黨的幫凶和中國部署在印尼的「內奸」，嚴重危害著印尼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安危。所以，印尼的民眾、回教組織都恨透了平日裡「鬧革命」跳得歡的那部分華人，這就是印尼人民「排華」的真實背景。民眾在「清共」中剷除親共華人，也是在印尼被殺人數大增的重要因素。僅有少數的中共地下黨人經過默認渠道逃回中國大陸，大量的「愛國華人」卻沒有渠道逃離印尼，他們極其恐懼又無路可逃，印尼民眾蜂擁而至，破門拿人，搗毀住宅，將那些親共華人刀砍棍打，橫死街頭。親共的華人社團被焚燒，訂「愛國公約」、唱「革命」歌曲、看「革命」書報的華校逐個被砸爛，牽連到許多的安分守己的華人商鋪也被劫掠。一時間華人社區哀聲遍地，慘不忍睹。華人們經歷幾代辛勞在印尼建立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地位被摧毀了。印尼新興的民族工商業階層支持「排華」風潮並取代了華商在城市和小鎮的經濟地位。一份採訪報告說，普通的印尼人對此的看法是：「這是我們的土地，為什麼讓華人來剝削我們。」在「清共」中，華人被殺數目估計有10萬。儘管各種數字有出入，但印尼華人大量被殺，華人群體遭到巨大傷害，事實無可置疑。那位在雅加達中國使館和艾地之間聯絡的張華，及時逃入中國使館才躲過死亡，中國使館在混亂中設法把這位知情人轉運到中國大陸。直到那段歷史塵封35年之後，他才向親友透露他當年的聯絡員身份並講述印尼「清共」之事，他說：「聽了毛主席的話，在印尼一下子就死了十幾萬華人華僑。」
在印尼，許多並不是共黨分子但與共黨活動有關聯的華人，也被趕出家園，流落於山地叢林。直到幾年後印尼人民牴觸華人的情緒逐漸減低，這些華人才被允許回歸社會。2001年印尼華文《千島日報》報導了加里曼丹（Kalimantan Island，也譯作婆羅洲Borneo）山中一群華人的生活：1965年印尼「清共」，該地的華人社團曾為印尼共黨游擊隊提供後勤和掩護，被印尼人認為是共黨的支持者。當地人說：「用毛澤東的話，共黨游擊隊和這些華人是魚和水的關係，現在我們把水掏乾，看游擊隊還能不能活。」本來當地人和華人的關係良好，當地人信奉的印度教也與華人信奉的佛教同宗同源，但因為政治因素，這些華人被趕到深山裡。如今他們在那裡已經生活了40年，他們的窘況讓人感到震驚和悲哀：那地方是路途難走的沼澤地帶，很潮濕；他們的草屋破爛，下雨時只能找沒有漏水的牆角蹲著過夜。地點偏僻，只有一條6公里小路通到那裡，有個人走進去就會引起附近山民的注意。曾有位華人去那裡拜訪他的親戚，當地山民以為他是帶錢給山裡的親戚，這個親戚被山民殺死，但山民並未找到任何錢。
印尼事變與華人（3）後果
現在，可以清楚看到：印尼華人所說的「中國造出了原子彈，我們華人才可以揚眉吐氣，印尼人看我們的眼光一下子就變了」，事實上只是一個幻覺，印尼人民並不懼怕有原子彈的「中國」，華人沒有揚眉吐氣反而是身陷絕境，他們自掘墓而製造了一場相當可恥的悲劇——印尼華人的祖先信譽和族群命運全都被這群奇怪的「愛國華人」所葬送。儘管印尼「排華」激烈，但那些安分守己、從不參與親共活動的華人很少被傷害，這是幾百萬華人至今定居印尼而不願回中國的主要原因。
中共那樣「輸出革命」，符合它的歷史角色。但海外華人並無歷史角色而沒有必要涉入政治活動。
在印尼共黨被全面剷除之後，為遏止中共繼續利用華人「輸出革命」，印尼政府取締了所有的華文學校、華文報刊及華人社團。迄今，絕大部分華人子弟已不會說華語。印尼政府先後頒發了限制華人文化及宗教生活的法規，內容包括華人改用印尼姓名，禁止舞龍舞獅等中國式的文化活動，像嚴防毒品一樣禁止中國大陸的書報進入印尼。華人在辦理子女入學或官方申請時也必須出示公民身份，使得當年受中共挑唆而拒絕印尼國籍的那些華人失去了社會權利。華人終於弄懂了中共政權不能依靠，他們一窩蜂地拋棄中國而加入印尼國籍，趕忙撇清自己與中共的關係。1967年印尼成立「處理華人事務特別小組」，負責推行同化政策。1968年在一些臺灣人的出頭交涉和推動下，印尼始准許華人在政府監管下開辦小型的華文學堂。
中國方面絕口不提印尼「清共」的起因，而指責印尼「排華」，把所謂的「中華民族」扯進來當作擋箭牌。觀察幾百年來華人移民印尼的歷史，可知現今的印尼「排華」風潮正是印尼人民的反共情緒和牴觸中國情緒的混合物。印尼人民並不排斥臺灣華人或新加坡華人、馬來西亞華人，而專門排斥中國大陸華人，此中的緣故很清晰。
1965年印尼人民發起「救國」運動，徹底摧毀了印尼共黨，印尼也從東南亞最親共的國家一舉變為全球最堅定的圍堵共產主義擴張的強硬堡壘。而印尼對抗共產主義的方式過於血腥，也遭到民主陣營的廣泛責備。印尼政局穩定後，政府很快把重心轉向經濟建設，蘇加諾的「社會主義」弊端被全部切除，政府把許多當年被蘇加諾政權強行「國有化」的民間企業歸還，大力促進自由經濟的發展，鼓勵大米生產和能源及其他資源的開發，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引進先進技術。以美國為首的「援助印尼國際財團」提供了大量援助。1969年印尼經濟進入良性循環，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一直在7％～10％之間，遠遠超越了蘇加諾時代的經濟停滯。
一份未經證實的資料說：「1965年印尼發生政變前夕，中國駐印尼大使緊急回到北京匯報情況。李某（中共在東南亞顛覆活動的負責人）以使館一秘身份成為『李代辦』，暫管使館業務。1967年，中國使館受到印尼示威群眾的包圍，印尼政府宣布『李代辦』為『不受歡迎的人』。李某從送到使館來的華人護照中，挑選了一份，換上自己的照片，然後上了飛往泰國曼谷的飛機，逃出印尼。泰國監視著與中國有關的往來人員，李某一到泰國就被認了出來。而印尼的中國使館人員正在惶惶不安的時候，發現『李代辦』已不知去向。使館的三秘姚登山出頭組織館員護館，成了紅色外交『勇士』。李某落入泰國警方之手，中共方面也知道了他的下落，便通過特殊管道與緬甸聯繫，要把他弄回中國。當時中國與緬甸的關係微妙，既維持著表面關係，又扶植「緬共」的武裝顛覆活動。緬甸方面提出交換條件，中共只好答應了降低對「緬共」的支持程度。緬甸與泰國有著盟友渠道，終使泰國把李某驅逐到緬甸，再被緬甸送給中國。然後李某被置於中國湖南某地審查，評估他對東南亞的中共地下黨網路造成了多大程度的破壞。」
在印尼華人華僑無處可逃、嗷嗷求救的時候，那先前一直在策動華人「鬧革命」的中共，現在又是怎樣援助急需救命的同胞的呢？
中共的立場是立即冷漠拋棄。當印尼「清共」屠殺蔓延到華人時，中國有理由去保護僑民，但中共不敢負起責任，加上實力達不到國土之外，致使中國像個局外人一樣地退縮了，只採用表面抗議而實際無所作為。中國最後派船僅僅接回四千名印尼華人，拋棄數百萬印尼華人任由他們在血雨腥風中掙扎。1966年印尼的「排華」活動達到高潮，中共依然軟弱被動，不予回應。這似乎在向世界宣告：東南亞華人是一群無主認領的海外賤民。
此後有臺灣媒體對一位印尼華人的訪談，展示了印尼華人的普遍困惑，「他嘆口氣答道：『1965年的9･30革命政變失敗後，印尼人民要抓共產黨，因為中國大陸方面是印尼共黨的後臺，所以很多大陸華人被殺，華校被關閉。我的侄子侄女當時參加一個（親共）華人團體，很多成員都被抓，我們趕緊設法將（侄子侄女）他們送回中國大陸。』隔了半晌，他又嘆氣道：『他們回中國大陸後也不得好，文化大革命時被戴高帽遊街鬥爭，說華僑都是反動華人，在國外活不下去才回來的！』」
這些生活於中國陰影下的華人，印尼人民將他們視為內奸和反賊，而中國大陸人民又將他們當作「海外敵人」，這世界究竟有什麼地方可以容納這些「輸出革命」的施害者兼受害者？
中國在印尼失敗得很徹底。1962～1965年之間中國拉攏發展中國家以推動「革命」的政策，也同樣失敗了。毛澤東認為自己雖然無望擔當國際共運領袖，但還可以擔當「第三世界」的領袖。這得到中共「務實派」的支持，因為他們希望毛澤東致力於「輸出革命」而不再折騰內部。中國不斷給「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組織」提供武器金錢和顛覆訓練；另一方面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多次分別遊走亞洲非洲國家，假扮「親善」。結果是，除了很少數國家對中國做出表面稱讚之外，絕大多數國家更加警惕中國，使中國在「第三世界」的形象迅速破產。
歷史的教訓是，中共的意識輸出禍害了海外華人。在今日，如果海外華人繼續被中共利用，不僅會導致印尼再次排華，也會導致將來的全球各國都排斥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