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十月，傅聰在英國（圖片來源：Watson/Daily Express/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1月5日訊】這個標題不是我們想出來的，這是諾曼．勒佈雷希特的標題。諾曼．勒佈雷希特是英國音樂和文化評論員，小說家，也是古典音樂博客作者。他曾經擔任《每日電訊報》專欄作家和《倫敦晚報》編輯。
就在華人世界率先傳出傅聰先生去世的消息之後，外國媒體也開始出現一些悼念的文章。昨天，諾曼．勒佈雷希特在他的古典音樂博客以這個有意思的標題回顧了傅聰（原文鏈接：How did we get from Fou Ts'ong to Lang Lang)。我們不確定，他是在向中國鋼琴界發問，還是在問全世界。
他說：「在他（傅聰）去世的消息傳出後，中國著名鋼琴家郎朗在他的微博上正式致哀。儘管郎朗的社交媒體上出現的任何東西都有別人來寫，但對這位當今的欺世盜名者（the present-day pretender）來說，向一位先驅、第一個被允許參加肖邦比賽的中國鋼琴家脫帽致意，被認為是很重要的。」
他還說：「從傅聰到郎朗，有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一個是精彫細琢、內省的詮釋者，另一個則是十足的表演家（showman愛出風頭的人）。一個過著極其謙遜的生活，另一個則完全活在外在的物質世界。一個是鋼琴家中的鋼琴家，另一個則是品牌之王（a brand king）。一個在中國政權下遭受了致命的折磨，另一個是它的海報男孩（poster boy）。」
他還介紹大家通過傑西卡．杜琴（Jessica Duchen）在傅聰60歲生日之際的訪談來瞭解傅聰（原文鏈接：Farewell to Fou Ts'ong)。傑西卡．杜琴從10歲到17歲跟傅聰的妻子卓一龍學習鋼琴。下面我們試譯二三：
「我總是一個初學者，我總是在學習...」
傅聰向傑西卡．杜琴講述了他在中國的童年和逃往西方的不平凡的故事。
這個世界完全不同了。「我的童年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同尋常的，」他開始說，「但在中國尤其如此，當時中國有4.5億人口，其中90%以上是農民，知識份子佔很小比例。」傅聰屬於這個最小的群體，他是一位中國著名學者傅雷的兒子。傅雷曾自由前往歐洲，在巴黎學習了五年，他對古典漢語和現代哲學都非常精通。他的作品包括羅曼．羅蘭的巨著《克利斯朵夫》和《巴爾扎克全集》的漢譯。（中國暢銷書《傅雷家書》，刊登了父子之間的書信和年輕音樂家鋼琴學習的進展）
「讓．克里斯托弗在中國有著巨大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在歐洲，」傅聰釋道。「我認為這是因為它代表了個人的解放。對於中國來說，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直到今天，它仍沒有得到解決。我父親是一個非凡的人，一個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這就是我成長的方式。我很小的時候，我父親親自教我文言文，這種古典教育即使在我們這一代人中也是非常罕見的。我父親在教我老子或孔子時，也會引用亞里士多德、柏拉圖、伯特蘭．羅素或伏爾泰的話。」
「那是中國非常瘋狂的年代，我們在1941-1945年被日本佔領——四年來，我父親從未走出家門。幾乎沒有食物，只有粗糧。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也是一個非常充滿希望的時期，因為整個中國都處在一個動盪的時期，每個人都覺得法西斯主義是邪惡的，邪惡和善良是非常明確的。我們很好，所以我們為事業而戰。」
傅聰家還擁有大量的古典音樂唱片。傅聰在阿爾弗雷德．科托特(Alfred Cortot)、埃德溫．費舍爾(Edwin Fischer)、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angler)、巴勃羅．卡薩爾斯(Pablo Casals)等藝術家的歌聲中長大。從很小的時候他就被音樂迷住了，但是直到17歲他才開始認真地把鋼琴作為他生活的重心。在他十歲時，他父親的一個學生給他上了鋼琴啟蒙課，這位年輕女子曾在上海師從一位俄羅斯鋼琴家。她充滿愛和鼓勵的方式給這個被嚴格撫養的孩子帶來了「我生命中最大的快樂」。他進展突飛猛進,但當他被派到和義大利鋼琴家和指揮家Paci（Mario Paci梅百器）那裡時——他曾在米蘭斯卡拉劇院擔任托斯卡尼尼的助理，也是上海市管弦樂團的創始人。由於對賭博的熱愛，托斯卡尼尼「被困」在了上海。他發現自己面臨著一個非常不同的方法，這種方式奪走了所有的快樂。除了一年的練習，他什麼也沒有得到，還得忍受在手背上保持一枚硬幣平衡的侮辱。
在全家搬到雲南省的昆明市後，傅聰成為了一個叛逆的少年，對共產主義革命的理念充滿熱情。他的父親是第一批認識到斯大林真相和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在俄羅斯的謊言的中國人之一，他扮演了「他那個時代的卡桑德拉」，並預言了災難。他的兒子不同意，最終家庭破裂。父親回了上海，傅聰獨自一人在雲南被學校一次次趕出校門，終於在15歲的時候，迫於無奈申請上了雲南大學。他報名學習英國文學，卻把時間花在「到處搞革命，總在談戀愛，和喝酒打橋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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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17歲的孩子用他艱難的兩個月孤獨旅程給父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父親同意幫助他繼續學習，以成為一名音樂會鋼琴家。由於傅聰所上的課很少，這些課程呈現出明顯的令人驚訝的傾向。一名鋼琴教師三個月後移居加拿大；接下來，他確實從一位小提琴家而非鋼琴家那裡學到了一些東西，那就是年邁的阿爾弗雷德．威登堡(Alfred Wittenburg)。他是納粹德國的難民，曾擔任柏林歌劇院(Berlin Opera)的音樂總監，也是阿圖爾．施納貝爾(Artur Schnabel)的室內樂夥伴。威登堡死後，我通過直覺、思考和閱讀來學習。我一個人自學，一年後首次登臺。在上海引起了如此大的轟動，以至於中央政府想派人出國參加選拔的時候，就來上海找我作為候選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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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偉大的偽造者，因為我設法通過我獨特的指法，通過我的想像，通過某種方式來隱藏我所有的麻煩。我總是想要實現我腦海裡的任何願景——以我不知道的方式，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找到了它。除非這個願景以一種不顯示其缺陷的方式呈現出來，否則我不會允許它展示出來。在某種程度上，是我自己墮落，因為我偽裝得太好了。在某些方面，這也是好的，因為我的方法是原創的。但這些年來我在鋼琴問題上的掙扎是難以置信的，即使到今天也是如此。我必須非常刻苦地練習。我羨慕那些技藝高超的鋼琴家，因為我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時間演奏更多的音樂。在音樂上我是非常貪婪的！」
傅聰希望儘可能地延長了在波蘭的逗留時間，因為那時回國對他來說已經很危險了，中國的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經開始了，並開始批判他和他的父親。「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他迫切地想去俄羅斯，那裡有一位新朋友和支持者正在盡力提供幫助:斯維亞托斯拉夫．裡赫特(Sviatoslav Richter)，他為一本名為《友誼》(Friendship)的共產主義雜誌寫了一篇關於傅聰的熱情文章，該雜誌在中俄聯合出版。裡赫特希望這樣能幫助傅聰正式來到俄羅斯，但這篇文章雖然出現在俄文版上，然而中國人從未刊登過。最後這個計畫毫無結果。傅聰直到許多年後才知道這件事。
他戲劇性地逃到英國是在一些更顯赫人物的幫助下才得以實現的：旺達．威爾科米斯卡，她幫助說服波蘭當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位熱愛音樂的富有的英國人，名叫奧伯倫．赫伯特，他幫忙安排了一張邀請傅聰去倫敦演出的請柬，並因此獲得了簽證；還有借給他飛機票的鋼琴家朱利葉斯．卡琴。為了甩掉中國當局的追蹤，一場「告別」音樂會在最後一刻宣布：傅聰將在12月23日星期六晚上演奏兩首協奏曲，莫扎特的C大調K503和肖邦的F小調(這兩首曲子他都是在一個星期內學會的)。另一場轉移注意力的活動——告別獨奏會——也宣布將在晚些時候舉行，儘管鋼琴家和組織者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第二天清晨——在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國家，這是週日和平安夜，在這一天，「即使是最頑固的憲兵也會變得有點鬆懈！」——傅聰乘坐英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前往倫敦。他自由了，在西方一下子成了名人。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傅聰的父母雙雙自殺。
今天，回顧這段不平凡的故事，以及從那時起他不斷變化的命運，傅聰對未來的年輕鋼琴家們有一些明智的建議。「首先，你必須有良好的自我意識，知道自己是由什麼構成的。如果你真的有天賦，不僅是天賦，還有真正的抱負，那就意味著你準備好了為之犧牲生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這幾乎比天賦更重要。即使有了這兩項，你也必須做好準備，在世俗的「成功」方面，你將一事無成。你一定知道你將面臨什麼！我不建議任何人為了錯誤的理由繼續下去。
「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雖然我不會認為我的事業那麼容易，部分是因為我有自己的不足，部分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的性格。我的妻子Patsy(鋼琴家兼教師卓一龍)對我說：「你不應該抱怨，因為命運是你自己創造的。」這是真的。今天我對自己說，感謝上帝，現在我真的開始理解音樂了。但我認為自己是初學者。我一直是個初學者，我一直在學習。我覺得我很幸運，因為我從來沒有如此成功，以至於被虛榮心矇蔽了雙眼。（生活）在音樂裡，你是很幸運的。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從波蘭寫信給我父親說我很悲傷和孤獨。他回信說：「你永遠不會孤獨。你不認為你一直和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靈魂生活在一起嗎？’這就是我一直以來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