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圖片來源：公用領域國立故宮博物院）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與正妻唆魯禾帖尼所生的嫡次子。忽必烈長大後，「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撫下」。
忽必烈年少有大志、重視漢地的治理，早在1244年，年輕的忽必烈便蒐集網羅了各方的文人、儒生、舊臣等，形成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幕僚團。
1266年忽必烈向高麗人提出的或許是最苛煩的要求：協助他與日本建立聯繫。在長達4個世紀的歷史時期內，日本島國的大部分地區在很大程度上處於與中國完全隔絕的狀態。
忽必烈向高麗人提出的這個最苛煩的要求起源自蒙元與日本的戰爭。
蒙元與日本戰爭是元朝皇帝忽必烈與屬國高麗在1274年和1281年兩次派軍攻打日本而引發的戰爭；這兩次侵略在日本合稱「元寇」或「蒙古襲來」。
依當時的日本年號稱抵禦元軍第一次進攻的戰事為「文永之役」，第二次為「弘安之役」。
鐮倉、室町時代呼稱「蒙古襲來、異賊襲來、蒙古合戰、異國合戰」亦有用凶徒稱呼之，江戶時代大日本史稱為元寇。這兩次入侵也以北九州為主要戰場。
由於元日戰爭在阻止蒙古帝國和元朝擴張上所發揮的作用，使得它們在很多小說中都被提及，並且「神風」這個詞也是由此而生的。
元王朝曾兩次東征日本，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為什麼忽必烈要兩次派兵去攻打遠在海外的小國，這樣一個問題在傳世史料中並沒有得到解答。
但實際上，眾多因素都會影響到忽必烈的判斷，列如：外交方面的挫折，同時忽必烈想消耗南宋新附軍，
1266年的秋天，忽必烈派遣使節向日本人通報了新朝在中國建立的消息，並請他們向新皇帝進貢。高麗人負責幫助使團橫渡海峽。
負責接待忽必烈使團的高麗人試圖勸阻他們執行使命，並警告他們說，日本列島附近的海面風急浪高，氣候惡劣，異常危險。
事實上，高麗人根本不想被捲入蒙古和日本的關係之中。高麗人的恫嚇終於奏效，蒙古使者對充滿危險的赴日旅程感到氣餒，於是匆匆返回中國。他們的報告激怒了忽必烈，他也認為高麗人不值得信賴。
在1267年的夏天，忽必烈給高麗王廷寫了一封措詞嚴厲的信，斥責他的「屬民」不僅不協助他的使節，反而阻撓他們前往日本。他決心排除高麗人的干擾，再做嘗試。
1268年，忽必烈再次派遣使團前往日本，這一次高麗人比較合作。特使中包括一位禮部官員和一位兵部官員。忽必烈指示他們向日本人通告他已經登基的消息，並向他們表明，日本應該向他稱臣納貢。
日本人並不歡迎蒙古使團，他們的行動正好為在政策上一意孤行的忽必烈提供了進攻日本的藉口。位於京都的日本皇室實際上非常軟弱無力，真正的權力掌握在鐮倉幕府手中。
幕府裡，幕府執權北條時宗是最終的決策者，而他並不打算順服蒙古。自恃擁有驍勇善戰的武士階層，憑藉偏居大洋、易守難攻的日本列島，他和他的前任執權北條政村一樣，斷然拒絕了蒙古使者的建議。
忽必烈在信函中寫到，上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
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
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峰鏑，即令罷兵，還其強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而歡若父子。
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佈告朕志。
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至用兵，夫執所好。王其圖之，不宣。
至元三年八月日，該信被在元朝生活多年的日本僧人親自翻譯，並寫一份有關元朝的詳細報告附後，將這些製作成二份，一份呈送其皇帝，一份自己留下。
僧人留下的那份現存在古老的歷史名城奈良市東大寺內。
日本初步討論了應該如何回覆忽必烈這封信之後，幕府決定乾脆直接把蒙古使者遣送回國，連隻言片語也不回覆。雖然朝廷官員已經起草了一封和解信並抄寄了一份給幕府請求批准，但幕府執權沒有批准寄出公函。
忽必烈並不為日本政府的反應所動，在1271年初再次派遣使團帶著同樣的信息赴日。負責護送蒙古使節的高麗人秘密的警告日本人，他們將面臨蒙古人的軍事威脅。
可是日本人再次拒絕蒙古使節進入王廷。在返國途中，蒙古使節抓住了兩個日本漁民，把他們帶回中國。忽必烈熱情款待了日本漁民，命令他們請求他們的統治者對中國皇帝和蒙古大汗表示適當的尊敬，盡快派遣使者前來進貢。
然後他派人護送他們經高麗返國。可是，日本方面對忽必烈釋放被扣留的日本漁民沒有任何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