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開說，巴中縣大概餓死了一萬多人。這顯然是一個過分保守的數字。（網絡圖片）
周永開說，巴中縣大概餓死了一萬多人。這顯然是一個過分保守的數字。從各種信息看，那時貧富差距小，但官員貪腐是個普遍的現實——雖然數額不大，卻關乎民眾生死。面對飢荒，他們過於冷漠，缺乏同情心，甚至上綱上線迫害百姓，在這個意義上，官員脫離群眾是普遍現象。
殘酷的案例，可以信手拈來。譬如1961年下半年的一份官方調查報告揭露，達縣專區鄰水縣九龍區，在半年多時間內，共有329名幹部和204名社員違法亂紀，遭到非法捆綁的群眾達206名，其中13人被打死，12人被逼死，還有7人致殘。950戶人家被搜家、罰款，罰款金額高達15000餘元，最多的一人罰了400多元——這在當時可不是小數字。
值得強調的是，在鄰水縣的被害者中，除了一個階級成分不好的「地主分子」和一個「慣偷」外，其餘都是基本群眾，大部分是青壯年。也就是說，迫害者施加迫害，主要不是基於階級標籤的意識形態立場。這無關任何理想，已是純粹的劫掠。
1984年，文史工作者朱全森去四川省達縣高家溝村做有關民國時期的文史調查，令他遺憾的是，想要找尋的人大多都在1960年前後餓死了。
「他們說那一階段餓死了40多人，我不相信，認為是造謠。那個村的公共食堂總共百來人。」朱全森對我說，2001年他參與編寫《達州市志》時親自去這裡調查大躍進期間食堂情況，約來原食堂負責人高思仁，「一家一家清理查核，發現餓死了26人。」雖比40餘人少，但比例也是相當驚人。這是朱全森所知達縣縣城附近大躍進期間餓死人最多的食堂之一。
據《達縣志》，1959年至1962年，達縣人口出現罕見的明顯減少。1958年，達縣人口總數為931944人，到1962年，降為879300人，共減少52644人。平均每年減少約13000人，而在1958年之前，平均每年的人口總數大概增加2萬餘人（1955年人口總數為875745，1956年人口896012，1957年為918512）。
在四川東部的大巴山區，達縣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況並不特殊。附近的巴中縣、通江縣、宣漢縣等地，也存在大面積的餓死人現象。其中，又以宣漢縣為最多。
那是中共建政後歷史上的一段特殊時期。大躍進導致大飢荒。劉少奇曾用「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為悲劇定性。
一朱全森生於1933年，1949年中共建政後，家庭成分被定為佃中農（階級成分經過多次變更，1964年「四清」時，他父親被定性為地主，後又改為富農）。佃中農這樣的階級成分使他得以參加1950年達縣第一區農民代表會，次年又成為所在鄉教育委員會委員，1952年成為公辦教師。
1958年「大躍進」開始時，朱全森在達縣碑廟公社中心校任教。「大躍進」給他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超負荷的工作。「1958年到1960年，幾乎每晚都要夜戰一兩個小時，有時甚至幹通宵。」他記得1960年4月間，碑廟中學幾個「壞傢伙」在一座寺廟中住下來，成立了一個「青年突擊隊」，定下的目標是畝產萬斤。
這是那個時代的普遍現象，浮誇風盛行。「吹得非常凶，達縣吹得最厲害的是幺塘公社。」朱全森說。《達縣志》稱，「『大辦鋼鐵』調走農村大批精壯勞力後，推行『少種、高產、多收』。口號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要求小麥畝產上千斤，水稻畝產破萬斤。辦法是『土地深挖數尺，下肥10萬（斤/畝），高度密植』。1959年，南外、河市等地並禾密栽示範田，將10多畝快抽穗水稻移栽到1畝田內，全部霉爛，顆粒無收。『共產風』、『瞎指揮』嚴重挫傷農民生產積極性，糧食產量連續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