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贛南興國縣瀲江書院牆壁上的標語「打倒勾結軍閥進攻革命的AB團……」（圖片來源：免費圖片）
【看中國2021年4月18日訊】有「國共歷史見證人」之稱的司馬璐先生3月28日在紐約逝世。司馬璐於1919年出生，享年102歲。
司馬璐早年父母雙亡，之後在各地流浪求學做工。他於1935年16歲時被共產黨外圍組織吸收，後因個人能力出眾，並經受了所謂鬥爭考驗，於1937年被中共正式吸收，成為黨員，並於1937年底到達延安。
1941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後，身處重慶的司馬璐被董必武派往蘇浙地區進行共產黨地下工作。
1943年初，司馬璐在屢次遭到黨內鬥爭打壓，逐漸看清中共的殘酷、卑鄙和黑暗之後，他當初用青春奉獻於黨的理想終於幻滅。司馬璐決定「招回自己的靈魂」，於是找準機會逃回重慶，從此徹底和黨分道揚鑣。
1949年大陸淪陷後，司馬璐從上海逃到香港。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自傳《鬥爭十八年》，回憶自己從1935年參加中共工作開始，之後整整18年在中國政治生活中鬥爭的經歷。因為書中寫的都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因此一紙風行。
在這本書中，司馬璐講到了一位50歲左右的中共地下黨的地委書記，他是司馬璐1941年到蘇浙時的上級，他告訴司馬璐的名字是江耀祖，但司馬璐並不確定這是否是真名，司馬璐在書中用老頭子稱呼他。
老頭子教育司馬璐黨內敵人比黨外敵人更危險，並曾經得意自述他當初是如何從江西蘇區清洗AB團的慘烈屠殺中，死裡逃生的故事。
1930年，周恩來與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為了爭取紅軍的控制權反覆交鋒。相互指對方為AB團，紅軍屠殺紅軍，死者無數，史稱「AB團事件」。
1931年11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合影，依次為顧作霖、任弼時、朱德、鄧發、項英、毛澤東、王稼祥。（圖片來源：公用領域）
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時，江西省委黨史室主任戴向青蒐集了大量有關AB團的駭人聽聞的資料，送到胡耀邦身邊，當時中共中央負責人兼管黨史的馮文彬奉命到江西一一核實問題弄清了，胡耀邦正準備平反這個早期黨內最殘酷的大冤案，但不久1987年胡耀邦下臺了。
這份資料後來由中共主管黨史的楊尙昆給中共中央相關負責官員傳閱，其中一段是：「根據不完全的統計，蘇區肅反中，以AB團罪名處決者有七萬多人，以改組派罪名處決者有二萬多人，以社會民主黨罪名處決者有六千二百多人。」正如原資料說，這是「不完全的統計。」
以下是《鬥爭十八年》中關於老頭子是如何憑著黨性逃過AB團屠殺的原文：
每一個高級的負責同志都提醒我們，不僅要提高對黨外的警惕性，而且要提高對黨內同志的警惕性，他們隨時在互相之間需要「瞭解」，當然也一樣需要「瞭解」我。我們的天地是如何狹小啊，在我們的組織以外，自然都是我們的敵人；在我們同志間，甚至包括那些和我們最接近的「瞭解」你的同志在內，誰又能保證，說不定他正是你的敵人呢！
「潛伏在組織內的敵人，要比我們正面的敵人可怕到一千倍、一萬倍，他們偽裝積極與忠實，取得組織上的信任，實際上在從事反黨的活動。搞地下組織工作最艱難了，有時表面上看來是一個忠實可靠的份子，結果卻是一個敵人的姦細。一個愈像忠實可靠積極的同志，愈要當心他。」老頭子有一天對我這麼說。
「然而，我相信，真正的敵人姦細，那不過是極少數中的少數罷了。」我表示我的意見說：「我們總不能把自己所有的同志都當作敵人看。」
「不對，」他立刻否定了我的意見，「提防黨內黨外的敵人同樣重要，中國有句話：‘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黨內的敵人比黨外的敵人更危險。」接著，他又以最沈重的語氣補充了一句：「我們黨內一切的反黨活動，都是和敵人直接有聯繫的。」
我習慣地點點頭，眼前出現一個可怕的陰影，一種無名的恐懼情緒在我內心激盪著，「姦細」、「反黨活動」這些帽子我過去不是都被加過嗎？一頁頁沉痛的回憶，湧上我的心頭，而這時，老頭子卻繼續說了兩句話，好像正是針對著我，為了安慰我似的。他說：
「一個經得起考驗的同志，組織上是絕對信任他的。」
考驗，這中間包含了多少辛酸的故事，為了考驗一個同志，組織上有時故意給你一些無理的打擊，甚至佈置好一個陷阱，如果你一不小心，就可能考驗掉自己的性命。
老頭子有一次和我又談起在江西蘇區時代屠殺AB團（是一個接近社會民主黨性質的組織，江西蘇區時代，在中共黨內有極大影響）的故事：
「那時候，我自己的眼睛也看花了，今天看著一批同志審判別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審判別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審判，一批批一批批綁出去殺了。我敢說這中間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證黨的政策是絕對正確的，假如你不是反黨份子，當黨指你是AB團的時候，黨對你說，你一經承認就可以無事了，一個意志薄弱的共產黨員，往往因為受不了刑，立刻屈服下來；而另一部分，則因為黨冤屈了他，激起他的不滿，對黨抱怨。黨當時處在萬分緊張的鬥爭情況下，正需要把黨內的這兩種份子清洗出去，前一種份子意志薄弱，本質上是易於動搖的，後一種份子對黨抱怨，正證明他對黨的忠誠不夠，這兩種人都隨時易於成為叛黨份子，殺了乾淨。另外還有一些亂用AB團的罪名殺人的幹部，當然黨也是一併殺了……」
他滿口殺呀殺的，說得滿不在乎，唾沫好幾次噴到我的臉上，他也毫不覺得，又繼續說下去：「同志，這次清洗我們的黨，是十分必要的呀，假如不是那一次殺掉那些小資產階級意識的機會主義者，我們的黨，今天還成個什麼樣子呀！」最後他得意忘形的用了一句話算是作了結論：「至於我，自然也是從那次鬥爭中考驗過來的。」
「那麼你當然也吃過一些苦頭了。」我半開玩笑似的說。
「自然，赤衛隊先把我綁起來，主持審判我的一個幹部不斷的灌我辣椒水，一定要我在一張承認自己是AB團員的自白書上簽字，我至死也不承認這回事。然而我卻不斷呼號著說：‘黨對於反革命份子的嚴峻處置是對的，我始終忠實於黨忠實於共產主義的信仰，我的生命早已貢獻於黨，你們怎樣處置我，我都沒有話說。’幾天以後，另一個黨的高級幹部，來處理我們的問題，我就被釋放了。而那個灌我辣椒水的幹部，卻以AB團的罪名被殺了。」
老實說，對於這種組織生活我開始有幾分厭倦了。經過自己過去切身體會過的、自己看到的、聽到的，馬克思主義的聖潔信仰，在我心中早已打了折扣。這時能夠維繫我最後一個時期的組織關係的，不如說是中國人的傳統道德觀念——忠的觀念束縛住我，加上對組織的恐懼。
關於這位老頭子的結局，司馬璐在書中提到他不久之後就在江西玉山被捕下獄了，黨在他被捕後派來另一個幹部接替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