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都在降低。（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1979年12月，中國第二次人口理論討論會在成都召開。會議的主題當然是人口控制問題。彼時，高層領導都不知道中國當時究竟有多少人口，因為最近一次人口統計，還是在文革前的1964年。但他們認為，要快速提高人均GDP水平，必須減少人口增長。
這個將影響中國未來人口政策的成都會議上，最風光的專家，是來自七機部二院的二院總體設計部副主任李廣元。
七機部就是後來的航天工業部。當時，李廣元研究人口問題已經「長達」一年多了。
在討論會上，火箭專家李廣元談自己團隊是如何通過控制論和計算機，來預測中國未來人口的。當時參會的領導多數沒有見過計算機。那是科學復興的時代，很會演講的李廣元讓主席臺的計生委領導眼前一亮。
事實上，包括李廣元在內，七機部二院貢獻了三位權威專家，另外兩位是宋健和於景元。
宋健是錢學森門生，長期從事導彈研究。1978年，宋健出訪荷蘭，遇到了荷蘭數學家奧爾斯德。那天在酒館喝著小酒，奧爾斯德跟宋健談起自己一篇文章：如何在一個虛擬的島嶼上防止人口過多。
奧爾斯德將這個問題簡化成一個數學方程，宋健興奮起來。奧爾斯德想不到，自己跟中國火箭專家吹的牛，後來影響了中國幾代人的計生政策。
很快，七機部二院組建了一個課題研究小組。宋健把從國外帶回的資料給了李廣元。李廣元開始跑統計局，跑公安部，開始做人口預測。
一天，李廣元在北京大街上偶然看到大街上張貼的「全國第一次人口理論討論會由此向前走」的路標，喜出望外。他一路找到會上，要求參加會議。
主辦方納悶，這些搞火箭的人起什麼哄。但既然來了，就列席吧，連材料也沒有發給他。但很快，找到組織的宋健和李廣元，憑藉著大膽的見解，壓倒了傳統人口專家們。
研究火箭的七機部二院，就這樣成為對中國計生政策最有影響的機構。他們承擔了中國人口預測工作。
1980年9月，宋健、李廣元在《中國科學》上對中國人口進行了預測：如果按照3.0的生育率，一百年後的2080年，中國人口將達42.64億。「欲使今後我國人口總數不超過11億, 必須實行一胎化方案。」
他們還稱，中國最優人口是7億。這些研究，後來都成了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的理論基礎。
1980年9月，《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發表。
中國計畫生育政策正式啟動。《公開信》的初稿，是由宋健啟草的。
一
2015年，計畫生育政策實施35年後，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博士、攜程老闆梁建章和另一位學者聯合撰文指出：計生部門和某些人口專家對人口形勢存在嚴重誤判，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高估。
1979年成都的研討會上，不是沒有反對的聲音。山西省委黨校教師梁中堂對獨生子女政策提出強烈抨擊。他認為人口老化今後將十分嚴重，無子女照顧的老年人太多，社會問題嚴重。
對於梁中堂的觀點，當時的國家計畫生育委員會領導當頭棒喝道：問題哪裡會有那麼嚴重？
整個八十年代，梁中堂都是最孤獨的人。他的很多文章因為直接反對「一胎化」，很難發表。他也反對宋健的「人口控制論」，認為這是裝腔作勢倉促計算出來的偽科學，很多實際因素並沒有考慮進去。
1984年春天，梁中堂曾給國家領導人寄了一份報告，提出允許有條件地生兩胎，也可以實現2000年人口控制在12億。在他的力爭下，1985年國家特批他選擇山西翼城縣試點二胎晚育理論，為中國人口政策保留了一個作為對照區的特區。
從1980年到2000年，也是中國人口學家斷代的20年。
2000年，正在美國醫學院做博士後的易富賢開始研究人口問題，明確提出：不停止計畫生育，更待何時。
網友們罵聲一片。畢竟，經過二十年的耳濡目染，「人口多，底子薄」這種話，深入人心，連小學生都知道的。直到2003年，主流媒體上才出現易富賢關於計生的文章。
2001年，在湛江做翻譯的何亞福迎來了自己的第二個孩子。按計生政策，他不能生育二胎，計生委把他「抓」去待了一天。從那天起，這個普通人決定半路出家，認真研究人口問題，並開始「叫板」計生政策。
隨後幾年，何亞福寫了幾百篇文章，逐漸有了一些名氣。2009年，何亞福向官媒網站提交了提案《「計畫生育」應轉變為「家庭計畫」》。這個出生在越南，一歲時跟父母回中國定居的翻譯呼籲，應該放開二胎：中國人可以自主生育。
2007年，易富賢在香港出版了在中國人口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國空巢：反思中國計畫生育政策》一書。他在書中強調，官方人口數據有水分：2000年實際人口沒有12.658億，只有12.2億人。
儘管理論和預測數字都石破驚天，但易富賢是在2010年才證明了自己的正確。
他測算2010年中國人口為13.3285億人。結果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2010年中國總人口為13.3281億人，只比易富賢預測的只少4萬人。生育率也跟易富賢預測的幾乎一樣。
根據這次人口普查資料，易富賢認為中國的人口學理論已經破產——它已經被半路出家的「人口專家」誤導了二十年。他說，兩次人口普查都證實中國已經到了1.2左右的超低生育率，人口學家現在該做的只有一件事：呼籲停止計畫生育。但易富賢的聲音不代表主流，甚至依照學術標準，一些人口學的期刊也不敢發表他的文章。
二
2009年夏天，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楊支柱妻子懷上了二胎。學校和居委會的人就先後上門拜訪，要求他們「放棄」肚子裡的孩子。
前一年，他剛和梁中堂、易富賢、何亞福等學者一起，共同簽署了《放開二胎倡議書》。
楊支柱也不符合北京關於生育二胎的標準。後來，楊教授接到了學校的解聘通知，海淀區計生委也要求他們支付240642元。
實際上，逃避處罰在當時有很多操作空間。
2009年上半年，內地孕婦在港所生的嬰兒佔全港新生嬰兒的44%。一些生育中介甚至公開宣稱，去香港生二胎全部費用小於超生罰款的費用。但北大法學系畢業的楊支柱覺得這樣沒有尊嚴：他決定以身「試」法。
後來，楊支柱真把海淀區衛計委告上了法院。理由是，《人口與計畫生育法》裡規定的是「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並不是「強制」。儘管在網上幾乎贏得一面倒的支持，但最終他還是敗訴。不過楊支柱當時的判斷並沒有錯：放開生育政策已成大趨勢。
也在這一年，就連被外界稱為「計畫生育之父」的田雪原，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提醒這一國策已到轉型之際。他跟記者說，我向來不贊成「生育一個孩子就是好」的說法：那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包括易富賢在內的不少專家，已經把2013年視為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不過直到2014年3月，人口專家翟振武教授還發論文解釋為什麼不能全面放開二胎：全面放開二胎的話，將累計多生9700萬人。
2015年，很多人終於意識到了問題所在，「全面二胎政策」終於出臺。
這項政策實施後的4年裡，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出生人口為1786萬、1723萬、1523萬、1465萬。哪怕是峰值1786萬，也遠不及當初翟教授預測的一半。
就連外媒都看出中國的人口危機了。2016年10月法新社報導稱，中國二孩政策短期不會帶來人口紅利：要等20年。
三
2020年11月，母嬰用品零售連鎖上市企業愛嬰室關掉了它在上海南奉公路上開了15年的門店。同年，愛嬰室一共關掉了40家門店。
在2020年年報上，愛嬰室開始直接埋怨新生兒出生率下降趨勢帶給自己的市場風險：一定程度上影響到行業的增速，對公司業務發展也會帶來一定的影響。
對於剛剛吃干抹淨二胎紅利的母嬰企業來說，大家都知道巨大的灰犀牛蓄勢待發。但當更多人們注意到它的時候，只能眼睜睜被它撞翻。
和愛嬰室一樣成立於上世紀末的金髮拉比，是中國最早一批生產母嬰服飾的企業。因為主營產品使用對象鎖定在孕產婦和0-3歲的嬰幼兒，它對於人口的感知，似乎比愛嬰室更來得敏感。
上個月金髮拉比公布的2020年業績快報中，全年營業總收入減少接近三分之一。嬰童服飾營業收入同比減少四分之一，母嬰用品更是大減近四成。
從深圳華強北起家的「童裝第一股」安奈兒童裝，1-3歲年齡段的小童裝營業收入也同比減少23.65%。
廣東汕頭澄海區是中國最大的玩具生產基地。上市公司實豐文化2020年收入減少了35%。另一家上市公司邦寶益智嬰幼兒玩具的子公司，營業收入同比減少23%。
從第三方行業諮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可以看到，中國嬰幼兒配方奶粉市場的零售銷售量從疫情前就開始下降。他們預測，2020年至2025年，中國嬰幼兒配方奶粉零售額的複合年增長率為-4.1%。
抖音大數據平臺巨量算數顯示，適合1週歲以下嬰兒的一二段奶粉銷量佔比嚴重下滑。行業內一位朋友告訴我，很多大品牌在近年紛紛新推了針對三週歲以上孩子市場的四段奶粉產品。早些時候，根本沒有四段兒童奶粉的概念。
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喬曉春說過，人口問題有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它是有慣性的。就是說：一旦這個問題出現的時候，你再解決已經晚了。
四
計畫生育啟動，四十年過去了。
一生都在扮演反對者角色的梁中堂早已對人口問題灰心，他後來離開山西，從上海社科院退休。
何亞福還是一位獨立人口學者，他有兩個孩子；易富賢還在用很激烈的言語發表對於人口的見解，他有三個孩子。
讓所有人沒有想到的是，梁中堂進行「有條件二胎化」試驗的翼城，人口增長非但沒有失控，反而形成了良好的人口數量和質量。它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比全國和山西的數字都要低。
翼城實驗證明，在經濟和社會環境發生改變後，人們會自主調節生育率。也就是說，哪怕沒有計畫生育，中國人口也不會像宋健、李廣元預測的那樣，一直保持3.0的生育率，不會達到42.64億。
現在最活躍的人口學家是梁建章，他在直播間裡扮康熙扮管仲，扮卓別林扮唐伯虎，都不影響他和他的小夥伴們，以專欄、演講、記錄片各種能使上勁兒的方式不厭其煩地佈道：國家應該用真金白銀幫助年輕人生得起娃、養得起娃。
梁建章對一些數據表示質疑。而時任計生委主任解釋稱：「數據是中國的人口學家參照聯合國的數據和有關人口專家提供的數據，多種數據綜合比較的結果」。
去年12月，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教授在最新的專訪中，觀點也發生了巨變。他不僅認為全面放開生育，都對人口形勢沒什麼作用，而且還提出：下一步，我覺得應該就是自主生育。
用四十年時間，證明一個數學方程也許不是絕對正確的。整件事情中，最悲劇的角色不是錯誤的製造者，反倒是那些反對者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