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整風是「引蛇出洞」，把右派「一網打盡」。圖為毛澤東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合影。（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一、被誘入「陽謀」陷阱
1957年，在中華大地掀起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反右運動。中共反覆動員全國民主人士、知識份子幫助共產黨整風，美其名說要清除「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要求大家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從中央到地方，到處都在動員，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各級民主黨派和廣大幹部、教師都本著一股愛國熱情，苦口婆心幫助共產黨整風，希望共產黨改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他們從實際出發，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
反右運動，幫助共產黨整風其實是了「引蛇出洞」；待到進入圈套的人差不多了，於是突然進行反擊，把右派「一網打盡」。這樣一放一收，就把中國大陸幾百萬正直愛國的知識份子都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份子。
但是，這麼一大批不拿槍的敵人揪出來了，怎麼辦？關進監獄，送勞改場，是無法容納的，於是中央想出了一個解決辦法：收容勞動教養。勞動教養是不追究刑事責任的行政處分。過去最高行政處分是開除公職，現在可保留公職送勞動教養。國務院公布的「勞動教養條例」卻還說這是一種安置就業的辦法，是行政的最高處分。這些漂亮話是自己騙自己，實際上是因為樹敵過多，牢房裡關滿了囚犯，對這些因思想犯罪、因言論犯罪的「罪犯」太多了，已經難以容納了。改個名稱叫「勞動教養」，不需要檢察院立案，不需要警局逮捕，更不要上法院，何等方便！這些都是沒有判刑的囚犯，找一塊荒涼無人煙的地方辦農場，讓他們在那裡自生自滅。
於是，這些農場就在全國各省、各地遍地開花了。浙南（當時的麗溫臺）就在龍泉開辦了一個「河村農場」，這是對外稱呼，其實際性質就是浙南勞動教養所。這個教養所在1958年初開辦，各地陸續把勞動教養的人員都往此處送。這裡是一片荒山野嶺，勞教的囚房由勞教人員自己建造，建好了再把自己關在裡面。
二、「適可而止」對應磨難
我是1957年8月19日被指名批判，劃為右派份子的，1958年3月8日被送往龍泉河村勞動教養。從浙南各地送到這裡實施勞動教養的人員，老少皆有，只要當地部門的領導認為要送的就送，最多請示縣老爺點個頭就是，無需通過法律程序申辦手續。所以「勞動教養」是毫無法律依據法外之法，具有極大的隨意性，共產黨的各級黨委要怎麼辦就可以怎麼辦。
我在河村農場蒙難期間，遇到的有白髮蒼蒼年過花甲的老人，也有剛上初級小學的不滿十歲的孩子。被送勞教當時叫「收容勞動教養」，聽來似乎是很寬鬆的，可到現場實地一看，你就心驚肉跳：周圍是高高的圍牆，還添加鐵絲網，一個個崗亭比鄰相望，高度均在屋頂以上，站在崗亭上，全場勞教囚犯的宿舍，全在其監控之下。這些民警——不，是武警，是全副武裝的警察，荷槍實彈，使整個農場顯得警備森嚴，與關押重犯的監獄毫無分別。
河村農場佔地上千畝，離龍泉縣城僅十餘華里，到底關押了多少人，我無從證實，但估計總有上千人。場內按勞動工種設隊，分為：農業隊、蔬菜隊、磚瓦隊、砍柴隊、工業隊、化工廠，每個隊都配有隊長、指導員、管理員，具體管理各隊勞教囚犯的勞動生產、思想改造。白天佈置繁重的勞動，把人折磨得精疲力盡，晚上兩個小時的洗腦學習，雷打不動。開始時我被分配在農業隊，農業隊的任務是種植水稻、麥苗、蕃薯，花生等農作物。
剛到農場時，有一件事在我記憶中很深刻。那時我剛來還沒幾天，遇見了一個武警，是我雲和的老鄉，不過我們原來並不認識。他聽到我講雲和話，知道我是雲和人，就問我：「你們前幾天雲和一共來了幾個人？」我說：「5人。」他說：「你叫他們都到我崗亭下來，我有話要對你們說。」我就回寢室告訴同來的難友，我們一起到崗亭下聽班長訓話（上面規定對武警一律稱呼班長）。這位班長為人很和藹，用雲和話對大家說：「我們都是雲和人，我想向大家介紹一下農場的制度、規矩，大家一定要嚴格遵守。」他在介紹規章制度中暗示了一下，說，既然是被送來勞動教養的，就要通過勞動改造來接受教育，通過勞動來養活自己。勞動是每日每時的經常性任務，是長期的，各人都要適可而止。這個提醒雖然各人領會不同，我內心卻深受感動。
在當時「階級鬥爭」的年代，作為一個武警，同情「階級敵人」是喪失立場的嚴重問題，是要受嚴厲處分的——可能被開除，甚至連自己也會成為勞改犯。他敢這樣真切地關懷我們，正是他善良的人性的表現，在那個殘酷的時代，是十分難得的。我牢牢記住這「適可而止」四字，盡力保護自己。在那個殘酷的環境中，我以「適可而止」應付災難，靠「適可而止」度過難關。我感謝這位真誠善良地對待我們的班長。
三、孩子也蒙難
歷經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以後，一些敢講真話、維護民主、主張人權的人士越來越少，竟至消聲匿跡了。誰敢對領導講半個不字，就要遭難，甚至格殺勿論。即使年少無知的兒童，也會被抓來勞改。
農場不知從啥時起，來了一批少年勞教犯，年齡都在8～14歲之間。這一批孩子，年少無知，真的不知天高地厚，武警的高壓手段，對他們似乎收效甚微。可能農場指導員看我年紀較輕，又當過教師，就指名叫我去少年勞教組裡當老師，實際上相當於大組長。我受管理員的委託，對這批犯事的小孩子進行管教。我的任務是叫他們乖乖地聽話、接受教育，參加勞動，遵守勞教場所規章制度。
我到少年勞教組以後，通過兩天的體驗，開討論會，由大家民主推選出3個小組長。對這批孩子，我就當他們是我的學生，或者是頑皮學生。大家相處還是挺和諧的，他們有啥說啥。這些孩子除溫州來的有幾個是小偷，有幾個因打架、罵人犯了流氓毆鬥罪之外，大部分都是「政治」問題：有的階級成分不好，家庭都是黑五類；有的有「反動言論」，罵了地方幹部；有的屬於「世仇分子」，父母被關押，被槍斃。共產黨把這批孩子都定為「階級敵人」。由於他們還未成年，不能追究刑事責任，就都被集中送來勞動教養。
溫州的孩子一般比較調皮，臺州、麗水的稍微老實一些。我自己就是地主家庭出身，社會關係複雜；外加當時中共雲東區委的一個組織科長，叫柳德興硬說浙南大眾報上的一篇小品文，內容是諷刺農村荒唐的糧食政策，估計是我寫的，要我檢查認錯。但實際上此文確實不是我寫，我拒絕檢查認錯。他就說我態度惡劣，並誣陷我組織右派集團，編造我是右派集團頭目，把我屈打成極右派份子。我們都是無辜受苦受難的難兄難弟，大家都有同樣不幸的命運，絕不能相互內鬥。在取得共識的前提下，我教育幾個比較強橫的孩子，要他們扶助弱小，不准他們欺負老實人，勸導大家建立同舟共濟的患難友誼。我真誠的態度取得了他們的信任，他們開始安心下來，組裡也就太平無事了。
我在少年勞教組，勞動是比較輕鬆一些，我的工作側重於管理。我和這群孩子相處的日子裡，感到他們天真活潑、聰明好學，從沒有發現他們有什麼「反動言論」、什麼「反動思想」；看得出來，他們內心最主要的思想活動是擔憂和恐懼。他們小小年紀，卻大多沉默寡言，在社會上本來就是一個弱勢群體，那些罪名都是當政者強加給他們的。僅僅因為他們的家庭出身、階級成分，就把他們打成「反動分子」，強加莫須有的罪名，我不知道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究竟是幸福還是可悲！
四、搞運輸的日子
我被無辜關押期間，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時間一長，我的心靈也就漸漸的麻木了。我的家庭成分，按土改時的劃分，是「地主」，於是共產黨就認定我有「根深蒂固的反革命思想意識」。可是實際上我從懂事以來，就是一個愛國青年，在學校裡是一個好學生；師範畢業以後，我到了工作崗位上，也是一名優秀教師。我曾享受共產黨對我的特殊優待，一名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加入了共青團，成為全縣青年教師的表率，一夜之間卻成了右派，硬把我推到「階級敵人」的一邊，我又有什麼辦法！劃右時的所謂結論，本來就是誣陷的，我一條也沒承認，執政者無視事實，照樣給我從嚴懲處，遣送勞動教養。進場以後，為了生存，我就打定主意：「要愛護自己，保住性命，應付勞動要適可而止。」我還必須清醒認清現實，不要上當。沒有人權的社會是沒有誠信的，不講道理的。什麼「向黨交心」、「坦白從寬」，都是騙人上鉤的鬼話。
幾個月以後，那批牢頭獄卒，看看這批少年勞教很寧靜，管教也輕鬆了，隊部就把我調回農業隊，發配到運輸組當學習組長。運輸組的勞動強度比較大。組裡有一部大車、六部小車：大車一人把扛、四人背繩；小車甲級勞力一人一車；乙級勞力二人一車：一人把扛，一人背繩。甲級勞力享受甲級飯量標準，乙級勞力就只能吃乙級飯。我不是強勞力，當然是乙級，也是無話可說。每天早晨天未亮我們就去廚房領飯，三下五除二的吃了早飯，天亮馬上出發。我們的任務是把農產品拉出去，把肥料拉回來，每天晚上都必須預先和各個農田生產管理組聯繫，瞭解要送龍泉的農副產品的品種和數量。農場在龍泉辦了一個農貿產品供應站。我們從田管組將農副產品過秤領出來，裝上車，送往龍泉供應站，由供應站人員過秤驗收；下午全組集體行動，分頭從龍泉的積肥點裝肥料，一起把肥料運回農場，送到田間管理組指定的地點卸下。每天早晨黑洞洞的，我們就得起床；晚上剛回來，天也就黑了，才吃晚飯。我們早晚用餐都是在電燈光下，這麼高強度的勞動，都是為了「贖罪」和每個月的4塊零用錢，還要天天感謝「人民政府」的恩賜。
白天的勞動已經夠累了，可是每天晚上兩個小時的洗腦學習是雷打不動的。我的任務是做學習記錄，這裡面可有很大的訣竅。因為記錄本雖然放在小組裡，指導員每個月，或有突發事件時，都要小組匯報或抽查小組記錄本。我對指導員報喜不報憂，隱瞞一些不良情況，讓幹部們感覺到運輸組勞動積極，思想穩定，人人都在認真改造，以求太平無事地過日子。
五、驚天人禍：百三難友葬身火窟
1959年的一個晚秋，我們運輸組照常上午運送農貿產品去龍泉，下午拉回肥料。返回農場時，半路上，我們碰到一個老大媽，向我們問道：「在你們農場的方向，是否發生過什麼火災？」我忽然心裡一動，產生了一種不祥的預感。我們說：「不知道。」回到農場，平時我們運輸組卸完肥料，車輛都是放在田間管理組，大家走回宿舍，值日的再去領飯，按組安排用餐；可是今天我們剛到田間管理組就接到通知，說是指導員要運輸組全體人員到那裡去開會，有緊急任務。大家正在猜測是否真的發生了火災？一到管理組，指導員一開口就說：「農場這次遭遇特大火災，各組都有傷亡，農業隊只有運輸組是平安的，完好無損。為了做好火災善後工作，場部下達運輸組一個突擊任務：運輸組全體人員今晚要加班到天亮，必須保證完成這項任務！」說透了就是要連夜把被火災燒死的難友屍首全部埋葬完畢。運屍體不能用車輛，埋屍體也沒有挖掘機，只能用農業隊的鋤頭、鐵鏟、毛竹槓、簸箕。埋葬地點不在公路旁，而是離勞教人員宿舍3里多的一個小坳溝裡。公安處指令不准集體混埋，必須把每個遭難者分別埋葬，插上姓名木牌，以便辨認。這樣，將來死難者家屬來查問，可以有個交代。
這個意外的事故使我們又悲痛又驚慌。接受了指導員的任務，我們就走進農業隊的宿舍區。一片慘象立刻呈現在我們眼前：門前一片狼藉，死者大都集中在門口的通道上。囚房宿舍是長條形的，一排12間，建造時雖然中間各有四個門戶通道，但為了武警管理方便，只留朝崗亭山牆的一個1.5米寬的山牆門，供人們出入，其餘的門全部加鎖，嚴密封閉。這次火災起於廚房煙囪，入秋以來長久未下雨，我們這些囚房宿舍又都是茅草房，從煙囪飄出火花隨風吹向西邊的公廁屋頂，公廁上的茅草過於乾燥，一觸即燃，很快就騰起烈焰，火勢迅速漫延開來，蔬菜隊、農業一、二隊宿舍全都燃成了一片火海，以致釀成這樣嚴重的死傷。
我們農業運輸組16人，平日勞動雖苦還能應付，這天一個通宵加班下來，個個都己精疲力盡了。我們用兩隻簸箕，口對口拼成一套，兩人抬一個屍體至山坳溝，挖個小溝，放下屍體，蓋上泥土。木工房做了很多木牌，屍體能認得清的就寫個名字插上，不認識的就讓它空著。由於這次火勢太猛，人體經大火一燒，全成了黑焦炭，大多很難辨認，只好讓木牌空著。據後來場部統計，大火燒掉茅草房3幢，死難人數約130多人，其中蔬菜隊30多人，農業1隊100多人，農業2隊1人。農業2隊宿舍位於最後面，多數難友先後逃離火海，免於死難，燒死一人卻是我們雲和老鄉。這位老鄉是原任雲和縣中心小學總務主任，葉滕老師。肅反時審定他是歷史反革命，都快60歲的老人啦，當了一輩子的教師，被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年老體弱，行動遲鈍，因此葬身火海！
農業1隊是重災區，宿舍位於火災區的中心，因此死亡人數最多。據死裡逃生的難友介紹：起火正值午後休息時間，當時發現廁所起火，室內有少數人走向門口看望，準備逃離，卻遭武警暴力阻擋，凶狠訓罵。數分鐘後，農業1隊宿舍攔腰起火，部分勞教人員不顧武警阻攔，衝出崗亭，逃向後山，保住性命；可是對多數人來說，為時已晚，逃不出來了。出入口只有一個1.5米寬的門，最多可容3個人一排進出，火災時人們驚慌失措，湧到門口的，是幾十、上百人，逃在前面的，僥倖逃出去了，力氣小的跌倒在地，後面的人就踩著他們的身體跑出去，因此傷亡慘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