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邊溝慘案是人類史上最野蠻的一頁，這一頁，太沈重。
這一頁，太沈重！右派勞改農場夾邊溝慘案倖存者的口述者告訴我們：在人民共和國的那個年代中，一個個應該有尊嚴的人，是如何變得比畜生還不如，如何變成鬼的。
已經有了足夠的思想準備，並有楊顯惠先生《告別夾邊溝》墊底，加之對第三帝國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瞭解，以及多年前讀過索爾仁琴尼的《古拉格群島》，對集權和暴政的統治並不陌生。只是拿起趙旭先生給我寄來的《夾邊溝慘案》，還是無法將人類史上最野蠻的一頁翻過去。因為，這一頁，太沈重。
這是一本夾邊溝慘案倖存者的口述，它不是文學小說，也不是戲說歷史，趙旭先生沒有對它進行再創作，但倖存者的口述者告訴我們：在人民共和國的那個年代中，一個個應該有尊嚴的人，是如何變得比畜生還不如，如何變成鬼的！
甘肅酒泉夾邊溝軍墾農場在1957年後改為右派勞改農場，對象為右派和地方反革命，人數最多時近3500人。到1961年初能從裡面活著出來只有500人，死亡率高達85％，其中明水灘的死亡率競高達90％。從1985年起，趙旭先生開始尋找夾邊溝的倖存者，共計一百多人，並為他們作口述，歷時二十年。
這二十年，大部分人活下來的都已作古。夾邊溝農場已被黃沙吞沒，明水亂葬崗的白骨也在風化。過去這裡曾發生的一切，似乎又在被人刻意地遺忘。夾邊溝死去的陰魂真的只能伴著幾聲狼嚎，再也不會讓後人知道了。感謝趙旭先生的正直和有心，《夾邊溝慘案》記下了這段歷史。
幾乎所有倖存者表述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飢餓，強體力勞動，極端惡劣的生活環境，以及政治上的高壓。
倖存者朱照南：農場裡幾件事讓我印象深刻。其中之一是，生活最緊張時，場裡讓犯人提合理化建議。一個犯人建議，讓場領導組織人在大便裡找糧食，大便裡的麥粒乾淨還可以吃，尤其在幹部的大便裡找營養。
倖存者楊光荃：人們餓得挖不動蔓菁（一種根部比較大的疙瘩子菜），只好撅著屁股爬在地上用袖子擦了，像吃草的動物一樣爬在地上啃著吃。
倖存者劉漢章：我們伙房裡有一個炊事員，在高臺明水時被精減下來。他餓得不成，就將死人的心肺掏出來吃煮著吃。
倖存者高學武：人們不相信會碰到一根大海上的救命稻草，因為，在明水想撈稻草救命根本不可能。有人去偷吃死人的內臟、割死人臀部的肉吃。他們約上兩三個人一起去，挖屍、剖腹、割肉，因為一個人害怕狼。有一個人因為單去與狼爭食，差點被狼吃了。
倖存者孫紹斌：我愛人有次來，大地窩子裡死完了人，她和我住在一起。此時，吃沙棗樹葉、苦苦菜、穀殼子吃上拉不出屎，我們互相掏，掏得個個屁股血紅紅的。
倖存者郁萬夫：小時候聽老人說，吃了死人要死的，可這些人吃了死人的肉不還好好的？我當時還想這些人怎麼沒死呢？以後經常看到一些埋了死人的人，回來後將茶缸塞到灶房的火洞裡，煮了後去吃。當時，狼和人爭著吃死人。
倖存者王永興：有一天，看見場邊拋著一具驢頭上剝下來的皮，兩隻耳朵毛茸茸的直翹著。我如獲至寶，偷偷洗了毛垢，用罐頭盒在爐子燉爛，加點鹽末，一次吃一點，捨不得一次吃完。最後一次放了半罐水在爐上煮，上了廁所回來不翼而飛了，我沒作聲，默默地躺在坑上，閉目想著那張（偷吃者）慘白苦笑的臉。
倖存者益希朋措（藏族）：我吃過癩蛤蟆、蜥蜴和螞蚱，有時去挖死人。將死人的內臟或臀肉割下來煮著吃；還去農場偷豬崽，豬崽頭朝上就不會叫，所以經常得手。
倖存者韓統紀：最多一天晚上死了二十多人。人死的時候，可能是生理起了變化，身上會生出密密麻麻的虱子來，非常可怕。那些死了的犯人的毛衣上的虱子滿滿的，足有幾萬隻。
倖存者羅舒群：右派傅作恭（傅作義胞弟）50多歲，一人背一塊石頭還嫌重，這時非讓他背兩塊。第三天，他實在背不動了，隊長搓個草繩挽個套子，套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前拽後推，剛走兩步，就一頭栽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傅的屍體被扔進「萬人坑」，餵了野狗。
倖存者陳丕德：水中漚好的柳條必須及時撈出晾晒，以免霉爛。我幹活不惜力，上身流汗，腿上冰涼，不久雙腿痛徹骨髓。一位老人說，見過隴西臘肉嗎？鹽鹼能把豬骨頭醃得變色，此水鹼性這麼大，能不得病？天啊，我殘廢了……
倖存者王志：一天早起準備出工，發現少了一個人。此人似乎姓陳，是個軍官，附近尋找良久不得，閆隊長斷定逃跑。一次工地上有人發現較遠的硝池邊，有東西隨風搖動，走近看才知是一雙軍用大頭鞋。那位「逃跑」的人，軍皮帽的頭和軍皮大衣大半個身子扎猛子到了硝水裡，只有雙腳在池邊。
倖存者徐萬夫：地頭上放一桌子，桌上放著饅頭。割兩畝地獎勵三個饅頭，割一畝地獎勵一個饅頭，割不上的只能喝稀糊糊湯。晚上割，沒月亮，盯不住行子，天亮後看時亂七八糟。
倖存者吳毓恭：夾邊溝勞動太苦，一般都在12小時以上。經常在犯人中打擂臺，互相競爭，把人活活整死了。挖排鹼溝，運肥，完不成任務扣飯。本來就只喝些菜湯湯，剛才看上去好好的，還在說話，可一會兒人就死了。
倖存者……
當然，造成大量死亡的原因有惡劣的不適人類居住的環境、根本不把這些被視為「敵人」的人作為人來看待、國家在政治上的法西斯化，加之以革命的名義，使夾邊溝的慘案令後人驚駭、髮指。當納粹奏著輕音樂，微笑著把被征服者送進毒氣室，還把屍體集中起來送進焚屍爐；當臺灣的李敖坐在監牢裡號稱讀著《蔣介石全集》，並寫了八十本書；甚至包括當年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倒霉下放江西吃飽肚皮養豬，這一切，對夾邊溝的右派和反革命分子而言，太幸福、太奢侈了，這批社會的精英，活著不如狗，死了狗不如！
在夾邊溝死去的，有留洋的博士，有愛國的華僑，有愛黨的知識份子，並有共同打下江山的紅色同僚。雖然這些人只佔1949年以後非正常死亡人口一個很小的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計，但在同一地方，同類人群中這麼高的死亡比例，在短短的「共和國」的歷史中，卻是罕見的。
人吃排泄物，人吃同類，畜生再吃人，一個制度居然可以顛倒了自然界的食物鏈。鬼變人漫長，人變鬼卻在瞬間。夾邊溝慘案對達爾文的「進化論」是個諷刺，對人類基本文明是個退化，同種同類如此殘殺、吞噬，在動物界也極為少見。
趙旭先生所著的《夾邊溝慘案》，通過每個倖存者給我們講述了同類型的故事，口述的重複不等於故事的重複。相反，不停的重複揭示了當年的夾邊溝不僅是一個滅絕人性，而且是極度蔑視人的生命價值的殺人機器。
1961年初，這架在夾邊溝的殺人機器突然停了下來，原因不是統治者的仁慈，也不是被統治者的反抗，只是覺得這把刀鈍了，應該再磨一下。反右以後的歷史證明：刀是需要經常磨的。不過，夾邊溝慘案的結尾頗有戲劇性、偶然性。
據倖存者司繼才回憶：當年任內務部長的錢瑛到河西走廊考察，那天司機開車迷了路，突然發現前面溝裡有青煙冒出，他們便開車往有煙的地方走去，到溝邊一看，溝坎下面橫七豎八的足有二三百具屍體，這些屍體被碼著摞著。錢瑛警衛員就在坎上喊：「這是什麼單位，怎麼死了那麼多人？」當時有個管教幹事說：「我不知道，問場長去。」我和官錦文聽到喊聲，趕快走了出去。這時只見劉振玉（夾邊溝勞改農場場長）往錢瑛方向走去，一邊走一邊說：「你們是幹什麼的？我是場長。」錢瑛迎上去，抬手就給劉振玉幾個耳光。劉振玉喊道：「把這幾個人給我押起來。」錢的警衛員當即拔出手槍：「這是錢瑛！」
橫空出世的好人，橫空出世的救命大俠。我們與夾邊溝的倖存者一樣，為晚來的這一刻激動，中國還真的出了「佐羅」，感謝錢瑛作為人，心還在中間；感謝施暴群體中難得的惻隱者。
歷史沒有假設，但忍不住還是要假設一下：如果那天錢瑛的汽車沒有迷路，死剩的人還能活著走出夾邊溝？楊萬益這位夾邊溝的受害者還有機會說誰偉大？
趙旭先生原先約好倖存者高吉義給夾邊溝和明水灘的亡靈立一塊墓碑，上面刻上「千古奇冤，曠世英魂」，可惜沒等到一天，老人走了。
「人們可能找到謀殺一個人的凶手，但對數百萬的受害事件，卻沒人負責。這也許是今天難以恢復法制、正義和社會公平的原因。」烏克蘭總統他這樣「諄諄」地教導我們。
謝謝《夾邊溝慘案》一書，謝謝趙旭先生。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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