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和江澤民在一起。（網絡圖片）
鄧小平參觀日本最大的鋼鐵公司的一家鋼廠時，問該公司總裁，如果我們向你們進口同樣規模的鋼廠，每噸鋼成本是多少。這個問題中日部委層面上已經多次探討，日本總裁早就料到有此一問，報出個數字，一個相待合算的成本。於是鄧小平拍板引進。這個鋼廠花了當時中國年財政收入的70%的錢。中國現在財政年15萬億，相當於花8萬5千億去買個鋼廠！建成試車時發現上了大當。為了達到試車必要的電量，半個上海必須全部停電。結果廠建成了，卻無法投產，因為不能因為滿足一個廠的用電，半個上海都不用電。多年後，日本總裁退休，寫了一部回憶，很「誠懇地」談到此事：「我當時並沒有騙鄧小平先生，在日本出鋼的成本確實是我報的數字。但是我沒有想到的是，本公司可以直接從日本電廠購買獲得供電，由於中國沒有這麼大的供電能力，為了使鋼廠營運，必須專門再從日本進口一個電廠。這樣算上電廠投資，每噸鋼的生產成本就比進口還要高了。」
1975年，鄧小平在復出主持國務院，提出了以資源換設備構想，要求計委拿出一個十年規劃方案。他闡述構想說：不進口怎麼行？要進口，就要多出口點東西。這裡有一個出口政策問題。出口什麼？要大力開採石油，盡可能出口一些。煤炭也要考慮出口，還可以考慮同外國簽訂長期合同，引進他們的技術裝備開採煤礦，用煤炭償付。按他的要求，國家計委提出了以資源換外匯，大規模引進西方國家先進設備的《1976至1985十年規劃綱要》草案。這一草案出被稱為「洋躍進」計畫。鄧小平的「洋躍進」要求石油、煤炭產量和出口量迅速翻番。
由於毛澤東在當年發動「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的「洋躍進」計畫沒能成為正式綱要。但是，中共中央在鄧小平去職後繼續執行了這一計畫，要求石油、煤炭行業產量迅速翻番。各油田在命令之下採取殺雞取卵方法開採。石油生產的常識要求通過控制生產壓差達到穩產高產，自噴油井油嘴的大小由地質參數決定，隨意放大油嘴，產量可以暫時提高，但會使油田迅速衰竭。江青抨擊掠奪性開採說：「鄧小平把咱們的原油連煤炭，棉布統統壓價出售。燃料我們自己也缺呀。我們最近還發現了高產的油田啊，都拿走了，都拿給外國人去了。他進口了好多外國設備，不曉得為什麼都擠到今年上馬。有的設備根本沒有處理三廢，現在毒害人啊。」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復職，重提十年規劃。1977年，鄧小平在掌握中共最高權力後主導政治局批准了計委提出的八年引進65億美元設備和項目的計畫。1957年，毛澤東從莫斯科歸來雄心萬丈，帶頭躍進，要求將剛剛制定的激進綱要推倒重來。二十年後，這一幕再現，鄧小平雄心萬丈，要求將剛剛推出的65億美元引進計畫推倒重來，指示幾位主管經濟的副總理「膽子大一點，步子大一點，搞幾百個項目」，要求將兩年前制定的《十年規劃》各項指標大幅調高。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國家計委放出了新一輪的「高產衛星」，聲言在1985年以前，全國鋼產量從3000多萬噸翻番到6000噸，石油產量從1億噸增至2.5億噸，建成120個大型項目，其中包括10大鋼鐵基地、9大有色金屬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汽田、30個大電站、6條鐵路新幹線、5個港口。
1977年12月，鄧小平主導中共中央批准了《1976-1985年國民經濟發展十年規劃綱要》草案，將草案交人大通過。1978年2月，全國人大五屆一次會議通過了鄧的綱要，「洋躍進」正式啟動。鄧小平也在人大批准後立即對十年綱要不滿，指示國家計委、建委和經委的負責人研究擴大引進規模，推動追加引進項目。在鄧的壓力之下，計委只好躍進，將引進設備總額從65億美元增至了180億美元。計委沒想到，鄧對躍進速度仍不滿意。4月，鄧小平在聽取國家計委等五部委關於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的匯報時表示不滿說：「擴大進出口貿易問題，我已經說了多次，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做得快一些好一些。政策上大膽一點，搶時間進口設備，是划得來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問題是善於去做。目前的時機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幫以後，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資本主義國家行之有效的辦法為我們所用。要想一想，現在思想解放得夠不夠，到底還有什麼障礙，看看上層建築、生產技術方面存在什麼問題。有些事情不能總在北京轉圈子，一拖就一兩年，要盡快研究解決。」
1978年5月，中共中央派出考察團兵分幾路，副總理谷牧率團赴西歐五國考察、上海市委書記林乎加率團的赴日談鋼鐵項目、國家計委副主任段雲率團赴港澳考察。考察官員們對世界經濟、科學技術在中國文革十年間高速發展，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增長速度更高達年均7%—10%的情況多少有耳聞，但出國後還是被國外的飛速進步震撼。他們瞭解到，西德年產5000萬噸的露天煤礦只用2000工人，而中國同樣的生產能力用16萬工人；瑞士伯爾尼公司一個低水頭水力發電站，裝機容量2.5萬千瓦，職工只有12人，同樣容量的電站在國內要數百工人；法國馬賽索爾梅爾鋼廠年產350萬噸鋼只需7000工人，而中國產鋼230萬噸的武鋼用7萬工人；法國戴高樂機場每小時起落飛機60架，北京首都機場每小時起落不到兩架次；日本普通家庭住宅四五十平方米，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耐用消費品普及，平均兩戶有一輛汽車，東京大型商店商品多達50萬種，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貨大樓的商品僅有2萬種。代表團成員們感嘆，中國宣稱支援世界革命，資本主義腐朽沒落，出國門才知道我們最落後。
6月，華國鋒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了谷牧、林乎加、段雲等人的考察匯報。華強調謹慎說：國外引進與國內條件要平衡。有些大的項目，下決心要慎重。這不是優柔寡斷。千萬避免萬馬奔騰、齊頭並進，最後都上不去。大家的熱情是好的，現在勁頭來了，但是引進不能不顧國內條件。鄧對華的謹慎要求不以為然，鼓吹躍進說：下個大決心，不要怕欠賬，……思想要解放。他指示主管經濟的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方毅等四位副總理：同國外做生意，搞買賣，搞大一點，什麼150億，搞它500億，利用資本主義危機，形勢不可錯過，膽子大一點，步子大一點，不要老是議論，看準了就干，明天就開始，搞幾百個項目。
7月至9月，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上，鄧小平要求「十年引進八百億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億美元」。這時，鄧小平得軍隊支持，一言九鼎，鼓吹「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方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沒有人敢對鄧小平的「洋躍進」臆想提出不同意見，全體附和鄧小平。
在眾高層附和之下，鄧小平主導中共中央將各項指標一改再改，在一年間將引進規模從65億美元「躍進」到了500億美元，再到800億美元。在1978年的最後幾個月內，他突擊簽約引進了總金額高達78億美元的22個大型成套項目。鄧小平還表現出與毛澤東的不同之處。毛只下命令，從不具體操辦。而鄧喜歡親自操刀，親自拍板簽約了大慶、齊魯、上海、江蘇等四套30萬噸乙烯和寶鋼等項目。他不光拍板全套引進大型鋼鐵項目，拍板將鋼鐵項目落戶上海寶山，還拍板引進了石化、汽車項目，決定將這些重工項目都落戶上海。上海遠離能源、原材料基地，兩條鐵路已不堪重負，優勢在於科研和技術，本應學習日本和「四小龍」，進行產業布局調整，揚長避短，向高附加值、高科技、輕工業、服務業方向發展。然而鄧小平不向專家請教，不走論證程序就作出上述決定，使上海的產業結構無可挽回地走向上了工業重型化軌道。
鄧小平在幾個月內花出去的78億美元外匯規模超過了1950—1977年引進項目外匯花費的總和。他曾在十幾年前操辦中蘇論戰時帶著200億元的援助禮單赴越南尋求越共支持，因此不認為78億美元有什麼了不得。但是，對年收入僅874億元人民幣，外匯收入僅76億美元的全國財政而言，鄧小平一個人在幾個月內的大手筆花銷已讓全國財政面臨破產。更糟的是，這78億美元只是支出總額的冰山一角，開銷的大頭是陳雲警告的為引入項目配套的國內資金支出，這配套支出總額將遠超78億美元。
想當然地提出以出賣資源購買現代化的鄧小平不清楚還貸的壓力，不明白出口貨源和外匯收入不可能在短期內翻番的道理。隨著寶鋼等大項目開工，財政、外匯、重要物資供應立即陷入危機。鄧小平意識到出了問題，在1979年初對幾位副總理的談話中改變口風說：我們要從總方針來一個調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賺錢的，減少一些鋼鐵廠和一些大項目。引進的重點要放在見效快、賺錢多的項目上。今年計畫有些指標要壓縮一下，不然不踏實、不可靠。鄧小平不至於不懂大型項目一旦上馬難以改變的道理，說這番話無非是為推卸造成經濟危機的責任。官員中懂行者不少，但大家都以烏紗為重，沒有人接著追問減哪些鋼廠，減哪些大項目，更沒有人敢提寶鋼下馬的建議。
1979年3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陳雲、李先念為首的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負責應對嚴重的財政、外匯和物資供應危機。受命後，陳雲指出：「要有兩三年的調整時期，才能把各方面比例失調的情況大體上調整過來。」鄧小平知道自己闖了禍，在當月的「務虛會」上表示同意進行調整。有了鄧同意調整的表態，中共中央在當月的政治局會議上達成一致意見，承認1978年建設規模搞大了，加劇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失調，決定修改1979年的經濟計畫，進行為期三年的國民經濟調整。鄧小平造成災難後無法收場，只好默認調整，讓陳雲出面收拾爛攤子。陳以「調整」為名停止「洋躍進」胡鬧，不敢指出鄧小平的責任，也不承認自己的一半責任，狠批冶金部主管。眾高層其實都清楚，冶金部只是奉命行事，寶鋼是鄧小平親自談的項目，大家都曾舉手同意，追究起來誰也跑不掉，罵冶金部長是最好的台階。
「洋躍進」給國民經濟造成的損失與「大躍進」災難相當。「洋躍進」引進的一大批項目同一般的官辦項目一樣，多是不經專家論證而由高層拍板，破壞產業布局，高能耗、高污染的國外淘汰項目，多因配套設施，能源等限制和經濟調整等原因長期閑置，造成驚人的浪費。例如，三十萬噸乙烯項目有一套長期堆放在南京揚子江石化公司場地閑置，每年還要花費數百萬元的維護費。
「洋躍進」運動給中國帶來長久和巨大的遺害，持續直到二十一世紀。因為「洋躍進」造成巨大的財政虧空，國家財政無錢足額應付軍隊、醫療、教育等開支，鄧小平再作出幾項災難性的決定：其一是讓軍隊經商，號稱「以軍養軍」，開啟了軍隊開始全面腐敗的進程。在二十一世紀中國解放軍中，貪污腐敗規模驚人，「大老虎」動輒貪腐百億計。軍隊全面腐敗帶給國民的損失相當於另一次的大躍進或「洋躍進」損失；其二是醫療商業化，政府逃避公共開支責任，讓醫院自己去賺錢，由此形成了全世界最不公平的醫療體系；其三是教育商業化，政府逃避公共開支責任，讓學校自己去賺錢，以彌補教育經費的不足，由此形成了全世界最腐敗的教育體系。
1980年，在將華國鋒逐出領導層時，鄧小平列舉華國鋒的主要錯誤之一為「不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將「洋躍進」的責任推到了華國鋒的頭上。對鄧此舉，胡耀邦直言，當時大家一起犯下的「頭腦發熱」的錯誤，把責任都算在華國鋒頭上並不公平。胡的說法很客氣。其實是鄧小平頭腦發熱，逼迫眾高層跟隨，以陳雲為首的一大批官員明知鄧的大躍進荒唐而不敢說實話，一致舉手支持荒唐決策，眾人合力織造了「洋躍進」這一皇帝新衣。
（原文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