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丹》案株連習仲勛等六萬多人，開創了現代文字獄的新記錄。（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有一段指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所指小說即李建彤所著的《劉志丹》。由此造成了歷時十七年，株連六萬多人大案，成為中國當代史上的曠世奇冤，開創了現代文字獄的新記錄。
康生挾私誣告六萬多人受株連
李建彤，曾用名韓玉芝，河南許昌人，一九一九年出生。一九三八年加入共產黨，到延安就讀於抗日軍政大學和魯迅藝術學院，先後在西北藝術工作團、邊區政府辦公廳工作。一九四九年十月隨丈夫劉景範到北京，在政務院監察委員會擔任辦公廳秘書處負責人，後任監察部第二司二等監察員。一九五九調任中國地質科學院黨委副書記。一九六二年，《劉志丹》小說第五稿脫稿後，雖然還沒有公開出版，但陸續有報刊開始轉載。此時，前雲南省委書記閻紅彥向康生挾私誣告，說這部小說是「為高崗翻案」。閻紅彥的誣告為康生提供了一枚整「西北老幹部」的重磅炸彈。康生向毛報告，致使這部尚未出版小說被定性為「反黨小說」而遭封殺，並由此揪出一個龐大的「西北反黨集團」，又稱「習仲勛、賈拓未、劉景範反黨集團」，受株連的黨政軍各級官員多達上萬人，其中絕大部分是「西北籍老幹部」。文革中，小說《劉志丹》案進一步升級，不僅「西北老幹部」被鬥被關被逼自殺，而且株連到陝北紅軍根據地普通民眾在內的六萬餘人，連已在三十多年前戰死的劉志丹本人也被打成叛徒。
韋君宜女士在《思痛錄》（第八章）中披露了李建彤和她的丈夫劉景範因此案受整肅的細節：「造個案子除了狠狠整了作者之外（這是慣例）還波及到作者的丈夫劉景範，即劉志丹的弟弟。還拉上審稿的習仲勛，竟說成他是主謀，是陰謀替高崗翻案，亦即反黨。習仲勛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立即撤職。這種做法，實在說不出理由。他們要反黨，要奪權，寫這麼一部小說幹什麼？……」
作者李建彤遭受迫害十七年
小說作者李建彤在遭受迫害的十七年間斷斷續續寫下五十多萬字的文字，給後人留下見證那段荒謬歷史的珍貴資料。一九七O年代末，反黨小說《劉志丹》案獲乎反後，李建彤以頑強的意志力，抱病將當年的筆記、信件、陳述和申訴材料整理成書，書稿一波三折，始終無法出版，最後作者只能帶著遺憾與世長辭。直到今年五月，《反黨小說〈劉志丹〉案實錄》一書才由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出版。本書真實記錄了《劉志丹》從創作到被定為反黨小說，最後獲得平反的全過程。為讀者提供了瞭解中共黨內鬥爭之殘酷無情的第一手資料。
在「實錄」中有大量篇幅描述因小說《劉志丹》案所株連的人群。
首先是出版《劉志丹》一書的工人出版社，從社長到責任編輯無一倖免。工人出版社社長高麗生被康生再三點名批判。一九六二年秋，康生派人到出版社調查小說《劉志丹》，高麗生站出來說話：「我認為是部好書，再過二十年我還要出這部書！」為此，他被發配到外地勞動改造，文革中再揪回來鬥爭，慘遭滅絕人性的毒打摧殘，最後死去。總編輯呂寧在審訊中被打得死去活來，後來下落不明。編輯室主任杜映被康生點名批判，被整治得很慘。連她的丈夫，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軍隊某部政委也受到株連。責任編輯何家棟被停職檢查，後來全家被下放到農村，這期間他失去了老母親和兩個兒子，可謂家破人亡。他本人在文革中遭受造反派毒打頭部，震壞了雙眼，幾乎雙目失明。另一位責任編輯王勉思和她的丈夫康濯也慘遭批鬥。李建彤在「實錄」中感嘆道：「想不到我的一本書被誣告，竟把出版編輯人員全都扯進去了。」
其次是西北籍或在西北工作過的老幹部，如習仲勛（習近平的父親）、賈拓夫、劉景範、馬文瑞、白堅、郭洪濤、潘自力、李志舟、高登榜、朱理治、高錦純、王兆相、王恩惠、吳亮臺、高朗亭、趙連壁、張邦英、趙耀先、方伸儒、秦川、蘇一平、聞捷、張秀山、張策、高峰等一大批人。他們中不少人被迫害致死。
捕風捉影「現代文字獄」扯出「西北反黨集團」
因《劉志丹》受以株連的中共高官還有彭德懷、何長工、周揚、宋任窮等許多人。連作者的許多親朋好友甚至請來家裡幫忙作家務的阿姨都要受株連，都跟著挨整。
「實錄」記述了一個「一頓陝北飯引來大禍」的真實故事。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期間，作者的丈夫劉景範約了幾個陝北老鄉到家裡吃了頓蕎麥麵條。不料卻惹下大禍，來吃飯的人都被認作參加了寫《劉志丹》，都是陰謀家。結果，吃了這頓蕎麥麵條的寧夏回族自治區副主席羅成德、青海省委副書記譚生彬、甘肅省副省長張鵬圖、蘭州市委書記王耀華、甘肅省酒泉地區專員毛應時等人均受到專案審查，並被打成「西北反黨集團」成員。
此外，一九六二年從西北五省調到中央黨校學習的二十多位省級幹部也都因涉及「反黨小說」而被定為「西北反黨集團」成員。其中許多人與作者根本就不認識，連面都沒見過。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是一部通過持續不斷的政治運動消滅異己的歷史。而大興文字獄就是消滅異己的主要手段。
「實錄」一書詳細記述了《劉志丹》案這一現代文字獄是怎樣發生的。《劉志丹》為什麼會被定為「反黨小說」？誰是這起冤案的始作俑者？中共黨史上西北紅軍內鬥真相如何？為什麼會利用小說打擊一大批中共西北老幹部？《劉志丹》案眾多株連者的命裡如何？
一九七七年春天，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簽發了一份新華社就《劉志丹》案上報的「情況反映」，標題就叫做《現代文字獄》。
其實，《劉志丹》案不過是中共統治集團製造的眾多文字獄中的一個。之前的一九五五年，「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全國有二千一百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審查，其中逮捕九十二人，隔離七十二人。正式確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七十八人，劃為骨幹分子的二十三人，絕大多數人在鐵窗度過了冤案歲月。
共產黨組織是一臺高效絞肉機
一九六六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瘋狂地折騰了十多年，其間以文字獲罪者不計其數，遭受政治迫害和株連的人數以千萬計。
共產黨組織是一臺高效絞肉機，它奉行目的至上與權力至上兩大原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為保權力不惜一切。為此，它不僅絞殺敵人，一旦按照它自身的邏輯敢動起來，連自己陣營的人也不放過；不僅絞殺普羅大眾，也絞殺時賢精英；不僅絞殺人的肉身，也絞殺人的思想、意志和尊嚴。
雷蒙･阿隆在《知識份子的鴉片》一書中寫道：「使中國能結束近百年來的困局的共產體制，是比先前的體制更有效率，……這種體制不透過極權控制整體人民，以及透過屠殺與整肅的手段，是無法有績效的。對於這種高昂的代價僅僅表示遺憾，是無濟於事的。」必須設法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極權體制，否則，歷史悲劇就會不斷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