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人口學家預測，「六百年內，地球人類的數目會多到每個人只有一平方公尺的空間可以生活」。（圖片來源：Pixabay）
【看中國2021年12月13日訊】一九五八年，人口部門發布了一項經大幅修正的預測。人口學家現在預期，一九八O年世界上會有四十二億人口，比他們僅僅一年前剛發布的中間預測值高出將近十億人。同時，這也是他們頭一次把預測的時間軸拉到世紀末，預測二OOO年的人口會達到六十三億。他們論述的語調也隨著這些變高的新數字變得更加煽動，而不是就事論事。報告的序言寫著：「六百年內，地球人類的數目會多到每個人只有一平方公尺的空間可以生活。」
中國的新資料對聯合國人口學家的模型構成挑戰。中國的總人口意外地高於早先的部分普查，這點顯示，中國的人口成長比眾人之前認為的還快。當普查的結果從全世界各地傳回紐約，各地也都顯現同樣的現象。人口學家一直秉持的假設，特別是關於死亡率的假設，突然間看起來相當過時。
一九三O年代期間，全球人口的年成長率大約是一％。表面上來看，一九四O年代的人口成長看似相彷，但是二戰大約造成六千萬到八千萬人喪生（大約佔全球人口的三％），而這個數字掩蓋了人口加速成長的真實軌跡。到了一九五O年，全球人口的年成長率估計大約是一．八％，而且還在加速，到了一九六O年代中期達到二％。有些大國在這段期間的成長速度甚至更快：中國、印度、孟加拉、印尼和巴西的人口年成長率都接近三％—沒錯，就像美國一樣。三％的人口年成長率代表人口大約會在二十五年間變成原來的兩倍：這是馬爾薩斯認為可能的最高成長速度。
「死亡控制」
但是，當然，打從馬爾薩斯的時代以來，很多事都改變了，特別是人口學的方法本身。為了理解人口成長，人口學家已經學會把它分解成幾個元素。人口的變動，無論是增加還是減少，都反映了三件事：出生，人口會因此增加；死亡，人口會因此減少；還有遷移，人口因此增加或減少都有可能。人口學的基本等式就是一年的人口數等於去年的人口數加上自然增加數（即出生數減去死亡數）並減去淨遷移數（移入數減出移出數）。這條等式的各個變項通常以比率表示（也就是人口基數的比例）：
粗出生率、粗死亡率、淨遷移率。以全球整體來看，遷移率為零，只有出生率和死亡率是重要因素。在低遷移率的國家，這點也大致成立（例如一九五O年代的中國或印度）。在印度，一九五O年代間的死亡率從四O降為二五。但是，粗出生率自從一九二O年以來幾乎沒有什麼變化，整個一九五O年代都在四三左右盤旋。兩者的差異（自然增加率）大約是一八。這並不是因為出生的人比以前更多（至少以人口比例來看是如此），而是死亡的人遠比以前少得多。一如朱利安．赫胥黎的描述，印度以及類似的國家在沒有「生育控制」的情況下實踐了「死亡控制」。
這種「死亡控制」多半是有效的公共衛生措施介入的結果。在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期，傳染病（當時的頭號死因）持續被扑滅。公共衛生、抽乾沼澤以減少蚊子傳播疾病、營養的改善、疫苗，最後還有抗生素，都讓傳染病銷聲匿跡。這些變動最先在富裕國家出現，但是到了一九三O及一九四O年代，也推展到像印度、中國和巴西等較貧窮的國家。
霍亂和結核病等常見但致命的傳染病得到控制，當然是值得慶賀的成就。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這麼認為。一九六七年，威廉與保羅．帕多克兄弟（William and Paul Paddock，分別是農藝學家與退休的外交官）出版了《一九七五年大飢荒！美國的決定：誰將倖存？》（Famine—1975!America’s Decision:Who Will Survive?）一書。書中他們語帶肯定地寫到一個不知名的發展中國家的一位不知名的統治者，他「扣住稅收，抑制公共衛生的支出」，以防止人口快速成長。這個故事或許是杜撰的，但是它表達的這種情緒算不上什麼禁忌，在戰後還是偶有類似的公開言論出現。根據這個邏輯，在出生率得到控制之前，公共衛生的改善所帶來的利益只是短暫的，很快就會被人口過剩和飢荒抵銷。
人口慣性
事實上，粗出生率雖然易於測量，但是要理解人口內部變化的生育型態，它卻不是最好的方法。粗出生率的背後有兩個相當不同的驅動因素：生育年齡的女性人數，以及每名生育年齡女性所生育的孩子人數。這兩個組成因素只有後者（生育率）真正可以被當前的政策影響。今日的生育年齡女性人數是由數十年前的出生率所決定的，這個趨勢就是所謂的人口慣性（population momentum）。慣性代表已經「內建」於人口的成長或衰退。因此，單從出生率看人口變動可能會得到誤導的圖像，或充其量是個延遲的圖像。
把生育率同時考慮進去才能看到更完整的圖像。生育率的計算與呈現不只一種方法，但最常見的是總生育率。這個比率反映的是目前趨勢持續之下，一名女性一生中生產的平均孩童數（定義上來說是「活產數」）。最重要的生育率門檻是人口學家所說的出生替代率：每對夫婦必須生育多少孩子，才能有兩個孩子活到性成熟的年齡，以「取代」他們的父母。在孩童死亡率低的國家，出生替代率大約是二．一，至於在孩童死亡率高的國家，出生替代率就更高。
總生育率和粗出生率通常會有相同的起伏。人口慣性可能會造成二者偏離一段時間，但是如果一般女性一生中生育的孩子人數較少，那麼出生率最後會下降，反映這個現象，人口成長率也會下降（死亡率和遷移率不變的情況下）。如果生育率低於替代率，人口最後會呈現負成長，人口就會減少。
人口的問題出在高生育率
人口學家挾此觀念工具，便能輕易診斷出人口的問題出在高生育率：在諸如印度、巴西和印尼等地，一九六O年代期間的生育率大約是每名母親生育五到六個孩子。兩個世紀之前，在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西方國家，也有類似的高生育率；但是到了一九二O年代，這個數字就降到二至三個。這些國家不知怎地找到了一條降低生育率之路，而別的國家也可能會跟上來。然而，沒有人可以斷言富有國家生育率降低的原因。生育率降低是一個逐漸的過程，而且看似出於自發。一名人口學家領袖把它歸因於自工業化興起的「競爭激烈、個人主義抬頭、都市化」社會。但是，那些幾乎都不能做為具體的政策處方。
這種模式下，一個重要而著名的例外就是日本。二戰戰敗後的十年，日本的生育率從大約五陡落至三—在英格蘭，這樣的變化要歷經大半個世紀才成形。但是，對於憂心全球人口過剩的人士來說，日本不是一個容易仿效的例子。日本的出生率之所以衰退，一開始主要是因為墮胎率的增加，這個辦法不太可能得到篤信天主教的拉丁美洲國家青睞。對於像中國和印度等貧窮國家而言，由於它們嚴重缺乏訓練有素的醫療專業人士（與它們眾多的人口相應），因此也行不通。
對專業人士的需求也讓最有效的避孕方法窒礙難行，例如避孕隔膜、子宮帽和結紮手術。在一九五O年代末期開發出來的避孕藥一開始似乎帶來了希望，但是結果證明，避孕藥在貧窮國家所產生的影響不如在富裕國家那麼具革命性，因為它需要一個追求小家庭的社會，而貧窮國家缺少這個條件。改良的子宮內避孕器有其潛能，但是它也需要醫療專業，而且早期的產品也會引發副作用和併發症。避孕也不斷面臨來自宗教界的反對。一九六三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成立了一個教宗委員會，目的是針對新避孕藥重新考慮反對意見。有那麼一陣子，大家認為教會似乎最終會轉變立場。但是若望二十三世在同年稍晚時駕崩，他的繼任者保祿六世（Paul VI）改變了事情發展的路線。一九六八年，教宗保祿六世駁回了委員會的建議，發布新通諭《論人類生命》（Humanae Vitae），重申教會反避孕的立場。這對生育控制倡議者而言是很重大的打擊。
※本文摘取自《清點每一個人：分類、標籤與認同，人口普查如何定義國家與你我身份》，八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