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問題不解決，新疆問題就更無出路，中國的西部廣袤區域永無寧日。（圖片來源：Adobe Stock）
1959年4月，中共在四省藏區推行土改，鎮壓藏人反抗的「平叛」戰爭已經進行了三年。在得知達賴喇嘛出走印度後，4月16日，毛澤東召集了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這次會議雖然名之為「最高國務會議」，而且開得時間很長，議題卻只有一個：西藏問題。毛澤東在會議一開始就發表了一番講話，一改以往所強調的對藏政策必須謹慎的態度，為中共在全藏區展開鎮壓而陳述理由，鼓舞士氣。然而，達賴喇嘛的成功出走，仍然是毛澤東的一塊心病，他在講到達賴喇嘛的時候說：「我相信他會回來的。他五十九年不回來，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來。」
日月如梭，2019年就是達賴喇嘛流亡60週年。那年的年初，我突然收到一位北京老朋友的郵件，說他要來美國探親度假。這是一位我相識多年，非常尊敬的前輩藏人老幹部。他很早就加入中共軍隊，是平措汪傑那一代的西藏革命者，而且學養極佳，語言能力很高，記憶力超強，熟知中共體制內的種種規則，說話辦事謹慎而有分寸，眼界開闊，顧全大局。我難得有機會和北京來的朋友在北美見面，於是在他到達後，立即就去拜訪了他。
他是六十年前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親耳聽到毛澤東說這番話的人。他們這些藏人老幹部幾十年來從來沒有改變對達賴喇嘛、對班禪仁波切等藏人精神領袖的崇敬和信任，一直盼望藏人的領袖回到西藏。幾十年來，他經常回想起毛澤東說這番話的景象。2019年，正好是六十年了。他這次訪問美國，是在探親訪友的同時，以個人身份，通過非正式途徑，來探索達賴喇嘛回歸故土的可能性。我則是趕了個早，在他到達後就這個問題跟他長談了一天。
達賴喇嘛現在不會回去
我的看法是，達賴喇嘛現在是不會回去的，這位藏人老幹部此行必定空手而歸。
理由很簡單，其實達賴喇嘛本人一直公開說，他的出走和流亡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是涉及西藏的國際政治地位和藏人福祉的問題，也就是中國建政之後長期懸而未決的西藏問題。達賴喇嘛尊者說過，他希望能回西藏，希望能去五臺山朝聖佛教聖地，但是，能不能回拉薩，應該什麼時候回去，不是他個人的意願能決定的，而是取決於西藏問題解決到了什麼程度。
中共其實也明白這個道理。毛澤東說話再狠，說到達賴喇嘛，就表現得慎重起來，因為他明白，達賴喇嘛是藏民族和西藏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合法領袖，是無可替代的。只要達賴喇嘛還在流亡中，中共有關「和平解放西藏」，「西藏回歸祖國」的說辭就站不住腳，中共對藏方略中的「佔領」就是對西藏的非法武力入侵，中共對西藏的「改造」就是一種經過了包裝的新殖民主義政策。這是違背二戰後聯合國憲章及人權宣言的倒行逆施。中共的西藏政策，在國際上就得不到認可和支持。只要達賴喇嘛還在境外，西藏問題就依舊是一個國際政治問題，國際支持永遠是在達賴喇嘛一邊。
然而，中共有一套統戰思路，那就是攻擊人的弱點，利誘和威脅輪流使用，達到其他方法無法達成的目的。中共針對個人展開統戰策略，曾經有過很多成功案例，毛澤東把「統一戰線」列為中共革命的三大法寶之首是有緣由的。中共執政後就對臺灣的國民黨人士展開密集的秘密統戰攻勢，李宗仁回歸大陸就是其中一大成就。沒有人能預想到中共竟然能把李宗仁吸引回國。
但是，中共對達賴喇嘛的認知，卻是整個地建立在傲慢與無知的基礎上。據我所知，中共始終在千方百計地刺探西藏流亡社區的各類情況，刺探達賴喇嘛的健康和生活狀態。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決定拋棄胡耀邦時代糾正民族政策錯誤的大方向，中斷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對話，不讓達賴喇嘛回到西藏。但是，他們知道達賴喇嘛仍然是他們邁不過去的一道坎。沒有達賴喇嘛的支持，他們在西藏的佔領和改造就永遠得不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就永遠是非法的。他們一度寄希望於通過干預十世班禪喇嘛轉世靈童的甄選，以此來操控未來的第十五世達賴喇嘛靈童尋訪和認證，以便培養一個中共自己的「達賴喇嘛」，但是這種做法能不能奏效，連他們自己也不敢相信。所以，對中共來說，最好的途徑還是設法把達賴喇嘛請回國，這樣一來，當下的西藏問題和未來的達賴喇嘛轉世問題也就一攬子解決了。與此同時，境內的藏人幹部和群眾，以及認同胡耀邦想法的涉藏幹部，多年來也期盼達賴喇嘛回到西藏，於是就有了這位藏人老幹部的來訪。
但是，很簡單的一句話，只要西藏問題沒解決，達賴喇嘛就不會回去的。
西藏問題是藏民族的生存問題
那麼，怎樣才算是西藏問題得到解決了呢？為什麼胡耀邦時代，中共對藏政策有了大幅度轉向，而達賴喇嘛沒有「抓住機會」回去呢？
這是因為中共以胡耀邦為代表的開明派，對於「西藏問題」的性質和解決，和達賴喇嘛及藏人，仍然有很大的認知差距，更不要說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以後佔據上風的頑固派了。
我在十多年前採訪當時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的時候，桑東仁波切就明確指出，藏人的要求很簡單，就是中國政府真正落實和實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民族區域自治。中國有成文法規定了民族區域自治的內容，你們只要說到做到就可以了。民族區域自治，必然要求中央政府的權力受到限定與約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非漢民族在自己的自治區域裡有自己做主的權利，中央政府無權阻止和騷擾。
胡耀邦時代對西藏政策的反思，以及由此引出1981年7月27日對達賴喇嘛回國的五條方針，是中共最開明的政策陳述，卻在關鍵議題上達不到「真正自治」的法定標準。
胡耀邦的五條方針，實質性的內容是第四條：「達賴喇嘛回來定居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待遇不變。中共中央可以向全國人大建議他還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並經過協商，當全國政協副主席。生活上也維持原來的待遇不變。」然而緊接著說：「至於西藏，他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職務就不要兼了。」這是什麼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西藏的事情你不能管。這還叫民族自治嗎？這能夠保證藏民族從此免於恐懼嗎？如果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那還是一個自由的民族嗎？
所以，我跟這位老朋友說，尊者是否回去取決於西藏問題，具體而言是需要談判的。中國政府首先要有打算談判的真誠態度，否則免談達賴喇嘛回去的話題。那麼，談判些什麼呢？比如說，達賴喇嘛回去後，能不能自由地居住在拉薩，和藏人在一起？這不是達賴喇嘛個人的問題，這是藏民族能不能作為一個自由的民族而生存的問題。胡蘿蔔加大棒的方法，現在對藏人已經不靈了。
非正式接觸
我作為現代西藏歷史研究的歷史學家，沒有資格代替藏人發表意見，我所說的只是我作為獨立研究者的個人看法。在我們長時間深談之後，這位藏人老朋友說，能不能見見西藏流亡社會的代表，聽他們親口說出他們的想法。於是，我利用我十幾年研究過程中取得的人脈，協助他們以個人名義見面深談。我還記得為了安排他們的會面，我在午夜冒著暴風雪驅車去車站接人，那是一次非常危險的開車經驗，還好一切順利。後來，據我知道，這位藏人老幹部還經雙方安排，去了印度新德里，恭敬而嚴肅地聆聽了達賴喇嘛尊者本人對西藏問題的開示。
這樣的交流和接觸，雖然沒有實質性的進展，但仍然是中國政治發展和西藏問題未來變化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西藏問題是中國的民族問題和政治問題中一個代表性的話題，它具有示範意義。西藏問題不解決，新疆問題就更無出路，中國的西部廣袤區域永無寧日。西藏問題解決了，其他民族區域問題都有可能順勢而找到妥協的方案。而西藏問題的解決，說簡單也簡單，那就是當初桑東仁波切在接受我採訪的時候指出的，就看中共有沒有解決西藏問題，給非漢民族以真正的民主自治的政治意願。西藏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不是達賴喇嘛個人的問題，這一點，中國政府應該早日明理。政治問題要政治解決，需要智慧，需要胸襟，需要想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