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從朝廷到地方官，都不會給一個誣告者授予任何光榮稱號。圖為郎世寧繪《乾隆皇帝寫字像》。（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按：乾隆朝文字獄高峰期，一位叫陳希聖的讀書人，到縣衙門告密，說他的同門師兄弟鄧譓，涉嫌幾宗罪……乾隆治下不管再怎麼鼓勵告密，查實是構陷誣告者，還是要受律法制裁的。從朝廷到地方官，都不會給一個誣告者授予任何光榮稱號。
關於乾隆朝文字獄高峰期的誣告事件，此前已講過程䥍《秋水詩鈔》案、焦祿謗帖案及戴如煌《秋鶴近草》案，意猶未盡，今天再扒一件。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三十日，湖南澧州安福縣（今常德臨澧縣）一位叫陳希聖的讀書人，到縣衙門告密，說他因為看到朝廷告示，「凡有違禁書籍俱令呈繳」，想起他的同門師兄弟鄧譓，涉嫌幾宗罪：
第一，「將他人欲繳禁書多方購藏」（附書目）；第二，寫有《履歷志》一詩，「語多背（悖）謬」；第三，「素與不軌之徒潛相往來」；第四，託言卜卦算命，以讖緯術數「誘惑鄉市人民」。（《陳希聖誣告鄧譓收藏禁書案》，《清代文字獄檔》增訂本P236，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陳希聖說他作為同門，多次批評鄧譓，但鄧都充耳不聞，他只好到官府檢舉揭發，希望官府對鄧的違法行為進行「懲儆」。
藏禁書、寫反詩、結黨徒、造讖緯（政治預言），這四條罪狀任何一條落實，都至少是人頭落地的事。特別是乾隆三十九年，為了篡改歷史、統一思想而下旨編修《四庫全書》的第二年，乾隆即發布史上最嚴的禁書諭令，其中列舉的禁書目錄，多達三千多類，勒令全國百姓凡家中藏有禁書者，在規定時間內呈繳便無罪，過期不繳若被發現將受嚴懲。
之前說過，乾隆治下，思想戰線無小事。安福知縣不敢擅作主張，第一時間上報知州，知州也不敢怠慢，立即上報湖南學政（約等於教育廳長）、湖南巡撫。
時任湖南巡撫李湖剛好在澧州督導，接報之後，即令差役傳告密者陳希聖到案訊問。史料說，李湖官聲不錯，他目光如炬，三言兩語便發現，陳希聖供述時支支吾吾，問他你說鄧譓寫的《履歷志》一詩內容很反動，到底寫了什麼，他先是「茫然無對」，然後又默寫了四句「窮年對虎山，博學通今古，茫茫四海人，屈指不足數」，說這就是鄧譓《履歷志》中的詩句。
李湖心中起疑，即親自帶人到鄧譓在澧州城裡的租屋搜書。
一番翻箱倒櫃，只搜出一些算命卜卦的書，「並無別項違禁不法書籍」。審訊鄧譓，鄧供稱，平日卜卦算命為生，並沒有購藏禁書，更沒有用讖諱愚弄人。他的房東也替他作證。李湖怕走漏消息導致罪證被毀，又帶隊趕赴安福縣鄧譓家中再行搜查，果然，鄧家藏有幾本「應行銷毀、摘毀之書」，但沒有陳希聖告密狀中所列的包括《留青新集》在內的幾本，也沒有關於《履歷志》的片言隻字，所謂的「讖緯」，也子虛烏有。
同時，李湖對告密者陳希聖的家也進行了搜查。一搜之下，也發現了他藏有幾本「應摘毀」的禁書《時文集》，「內多呂晚村評語」（呂晚村即呂留良，清代頭號反動文人，關於他的案子以後還會專門講到）。
為謹慎起見，李湖又即時訊問鄧譓的親屬及所在地的保正（約等於鄉長），所有人都證明，鄧譓平時當私塾教師，兼職卜卦算命，「安分守己，素無不軌情事」。甚至連告密者陳希聖的父親也替鄧譓說話，極力證明鄧譓並不是一個反動分子。
案情基本明朗，李湖心中有數，遂將包括鄧譓、陳希聖在內的涉案人員及查獲的違禁書籍一起帶到州府再行審訊。
一審再審，真相大白：
原來，告密者陳希聖跟被告鄧譓是表親關係，也曾同窗共讀。陳希聖的女兒，從小就給鄧譓家當童養媳，本來是親上加親。一年前，鄧譓在陳希聖附近一戶人家裡當私塾教師，兩人往來密切，陳曾向鄧借了兩本書，鄧見陳家裡有一本《留青新集》，很喜歡，就跟陳說你借我的兩本書不用還了，把你的《留青新集》給我就行。過後，鄧看到朝廷公布的禁書目錄，《留青新集》赫然在目，他就自己把書燒了。
陳希聖讀書之餘還喜歡射箭，箭術應該也不錯，今年六月，鄧譓有幾個學生就跟去跟陳希聖學射。鄧譓指責陳希聖跟他搶學生，導致學生們荒廢學業，兩人一言不合吵起來。陳希聖當時就想到縣衙門告鄧譓，雖被其他生員和他父親勸住，但心裡不忿，不想再跟鄧譓有姻親關係，就想悔婚把女兒從鄧家接回。這一下鄧譓更怒了，直斥陳無恥，為了表示跟陳不共戴天，他把塾師之職辭了，遠赴澧州租房算命為生。
事情本來就這麼過去。沒想到，今年十一月，陳希聖到澧州趕考，看到朝廷正在大力查繳禁書，他那本被鄧譓換走的《留青新集》正在被禁之列，一直對鄧懷恨在心的他覺得報復機會來了，便到州縣告密，又怕只一本《留青新集》分量不夠，又加了幾本禁書名，並捏造鄧寫有反詩《履歷志》，而且還「與不軌之徒往來，以讖緯術數惑人」。
最後鄧譓供稱，他家中所藏的幾本書屬於「舊有」，因為剛剛才看到朝廷公布禁書目錄，沒來得及呈繳，並不是明知禁書而「故意購藏」。陳希聖也供認，他確是「挾嫌妄告」，當初告密時默寫的那幾句詩，其實是他臨時編造，而他自己家中，也確實藏有帶呂留良評語的《時文集》。
很明顯，陳希聖的所作所為，並不是「守法良民跟違法行為英勇鬥爭、大義滅親」，而是赤裸裸的構陷，想置鄧譓於死地。
前文說過，大清有規定，誣告反坐，「加所誣罪三等」。李湖在給乾隆的奏折中也說，按大清律例，「造讖緯妖言惑眾者斬監候」，而告密若被證明是誣告，則「將舉首之人即以所誣之罪依律反坐」。而從本案來看，陳希聖對鄧譓的指控，基本都是誣告，他捏造的幾句詩荒誕不經，但沒有反動內容，可不議罪；他家藏有帶呂留良評語的《時文集》，屬「輕罪不議」，但他說鄧譓編造讖緯，這可是得斬監候的重罪，應「按律反坐」。所以，李湖建議，「合依誣告人死罪未決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定地解配」。死罪可免，活罪難饒，肉形打一百杖，不死也得爛屁股，然後還流放三千里，加三年苦役。
那麼，被誣告的鄧譓就無罪釋放了嗎？
想得美。
李湖認為，鄧譓雖不是明知故犯購藏禁書，但他家中所藏的幾本禁書沒有及早呈繳，還將從陳希聖那裡換來的著名禁書《留青新集》私自燒毀，那也是妥妥的違法，「應照違制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除此之外，安福縣教諭、訓導（相當於教育局正副局長）也負有監管不嚴的責任，也應按律追究。
也就是說，鄧譓雖被誣告，但確實有私藏禁書的「違法犯罪事實」，所以得挨四十大板（身體弱的也可能當場斃命於杖下）；而本來完全不知情的縣教育局官員，也要被牽連，丟官那是至少的。可以想像，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之中，你讓這些中下層官員怎麼能不「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而監控只能靠人力的時代，又怎麼能不鼓勵告密？
乾隆最後又是怎麼定案的？
很遺憾，《清代文字獄檔》中無相關記錄，只是在李湖的奏折後面，他有朱批：「該部議奏。」按慣例，這就是同意李湖的量刑了，皇帝發話，刑部當然擬准，所以沒什麼反轉。
跟上文「焦祿謗帖案」一樣，此案最令人唏噓之處，就是乾隆治下不管再怎麼鼓勵告密，查實是構陷誣告者，還是要受律法制裁的。從朝廷到地方官，都不會給一個誣告者授予任何光榮稱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