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尤其是農村面臨巨大的民生災難。（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看中國2022年2月24日訊】2022年2月22日星期二，中共中央一號文件發布了。一號文件是中共每年必發的第一份中央文件，也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農村問題每年的第一份政策性指導文件，這已成中共慣例。那麼，中共這個最新的一號文件與往年相比有何不同呢？
中共十八大之後從務實走向務虛
從2004年至2021年，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民、農村問題都是中共一號文件的主題，但每年都可以看出不同。我們給一個大概的觀察：只是從題目上就可以注意到，2004年是農民增加收入問題；2005年農業生產能力問題；直到2012年，都是圍繞農民收入、農業生產，甚至農業水利、農業科技等實質性技術問題展開的。到2013年突然畫風就變了：變成增加農村活力；2014年深化改革；2015年加大改革；2016年全面小康，一直到2021年。
看出端倪來了麼？從原來的務實、關注具體問題，變成了意識形態空話套話，而這種變化就發生在中共十八大習近平2013年全面掌權之後。所以說，中央的農村政策迅速走向了務虛和政治需求、政治口號第一的方向。
中國大陸面臨巨大民生災難與政治危機
那麼今年的農村政策方向與往年有了什麼不同呢？文件首先指出：「牢牢守住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兩條底線」。去年一號文件最大的篇幅就在宣傳脫貧、鞏固脫貧，雖然也提到了糧食安全問題，卻說要穩步保障。看看今年的口氣：要牢牢守住底線。顯然糧食安全出了大問題，要爆發了、要崩潰了，才會有牢牢守住這樣的表達出現。這是第一個重要的信號，可以說是民生上的重大信號。
第二個就是牢牢守住不發生規模返貧的底線。也就是說，返貧已經是常態，現在要守住的是「規模性返貧」，比如魯西南幾個縣，甚至貴州省全省返貧，這就叫做「規模性返貧」。這個一旦發生，那就是政治上的重大信號。認真讀就會發現，2022年到2023年，中國大陸面臨著巨大的民生與政治災難！
糧食問題，因為中共各級部門一直沒有真實數據拿出來，但是過往兩年的疫情與自然災害，早已超過正常社會的承受，中共農業糧食嚴重依賴進口，又因為世界秩序的混亂，物流的無序，非常有可能在某一個時間點觸發大規模糧食危機。從一號文件的措辭來看，從中共歷來都嚴格封鎖負面信息的習慣來看，這一次絕對非同小可。
而全面返貧，意味著中共謊言體系性崩塌，因此帶來習近平個人政治威信以及在整個脫貧工程中受益、撒謊獲得政治資本的官僚體系，一定會受到重擊，甚至面臨被政治對手的追責清算。因為中國農村脫貧問題涉及面太廣，一旦政治動盪，規模也要遠遠大於一場行業性，如金融、能源，或區域性，如山西、內蒙窩案反腐為特徵的政治鬥爭。
提倡「楓橋經驗」，再行群眾鬥群眾之套路
此外，今年一號文件關於「三農」問題的農村建設方面，第一次把「楓橋經驗」羅列其中，稱要推進更高水平的平安法治鄉村建設，創建一批「楓橋式公安派出所」、「楓橋式人民法庭」。
實際上，什麼是「楓橋經驗」？上世紀六十年代，浙江省諸暨縣楓橋鎮，為配合毛澤東發動「四清運動」抓「四類分子」，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四類分子」就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地主、富農」前面講過了。什麼叫做「反革命、壞分子」？你翻牆上網，發表與中共不同的言論，是不是都可以定義為「壞分子」呀？關鍵當年楓橋的「四類分子」不是由公安處理，而是由「群眾自己」處理，這意味著農村階級鬥爭再次興起，農村的鬥爭大會、私刑盛行。這是「文革」的序幕。
「楓橋式公安派出所」是什麼？只要是符合「楓橋經驗」，標誌就是群眾鬥群眾，所以這樣的公安派出所，就是不在公安系統內的穿著制服的黑社會和暴民。多麼光彩耀人的中共文字，如果讀透了中共黑歷史，就明白了這裡面蘊含著多麼巨大的黑暗與危險和對中國民族的戕害。
這不僅是對習近平前幾天在《求是》上發表「全面法治社會建設講話」的最大諷刺。更危險的是，正如1982年的一號文件一樣，所謂的農村「包產到戶」政策，一定會蔓延到城市，成為城市房產政策。農村有楓橋，城市有朝陽，如果在中國農村搞起「楓橋派出所」，那麼城市就有城市流氓組建朝陽派出所，朝陽大媽被稱作世界第五大情報機構，這個戲稱會隨著中央一號文件的落實，變成真實的社會組織機構。這可不是戲言呀！
此外一號文件還提出了一個「千萬工程」治理農村，這是怎麼回事呢？正如「楓橋經驗」來自浙江，是習近平2015年在中央層面推行的。這個「千萬工程」，是習近平在2003年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時的一個重要政績。比如「生豬大縣」海鹽縣，很多農戶養豬發財，但是環境很差，有一話叫做：寶馬車在豬糞坑中狂奔。習近平就過去把豬糞變成了生物產品。這是他群眾口碑後來成為總書記的重要參考。
中共將把歷史上邪惡的統治經驗用於未來基層社會管理
至此我們看出來了，中共今年的一號文件，第一個暴露出來的信息是，中國面臨重大糧食危機與重大的謊言造成的政治危機；第二個信息暴露出來的是，中共已然脫離了「改革開放」早期多少做一些實際工作的作風，完全走入了圍繞領袖的歌頌，甚至把地區性經驗、把中共歷史上邪惡的統治經驗，用於未來中國基層社會管理當中。全社會的悲劇是可以預期的。
也正是因為這種思路，面對今天暴露出來的徐州鎖鏈女的悲劇，中共一定不會切實去解決問題，而是會圍繞解決提出問題的人進行。中共即便是認真處理這個事件中四個通報中任何一個環節，都會被看作是屈服於人民意志力、屈服於民間輿論。這對於中共來說是動搖根本、鼓勵百姓造反的開端。因此它不會再退讓。
當年胡溫時代解決孫志剛問題，也不是完全屈服於公眾輿論，而是胡溫正好需要一個契機建立親民政治形象。這與當下習近平要打造威權領袖的思路是不一樣的，換句話說，習近平要是回到胡溫時代的溫和手段，早就小命不保。
胡溫時代正好需要利用孫志剛事件改變中共對人民自由遷徙權的控制，因為中共打造世界工廠需要大量農村勞動力的加入；但是習近平呢？他要是給鎖鏈女伸冤，就意味著要與中共基層司法官僚機構這些從人口販賣中獲利的群體開戰，因為中國的人口買賣問題已經跨越眾多省區。習近平願意把這些已經因為財政壓縮拿不到津貼的基層黨員變成自己的敵人麼？更重要的是，給鎖鏈女伸冤，就意味著要清算用血腥的「土改」和人口政策毀滅了中國傳統農村的經濟、秩序和道德的中國共產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