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長子梁思成（左一）、三子梁思忠（右二）、長女梁思順（右一），1905年攝於東京（網絡圖片）
1912年11月，梁啟超終於結束長達15年的流亡生涯，返回祖國。作為蜚聲海內外的「言論界的驕子」，他受到了各界空前熱烈的歡迎。他在《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與將來》的演講中說：「鄙人二十年來，固以報館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願終身不離報館之生涯者也。」
的確，從他1895年第一次辦報到1929年逝世的35年間，中國歷史上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幾乎都與他和他所辦的報刊有直接、間接的關係，他開創了百年言論史上極為重要的「梁啟超時代」。
「以言報國」
1895年8月17日，年輕的梁啟超追隨老師康有為在北京一起辦起了《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多年後，他在北京報界歡迎會上演說時說，「日出一張」，「只有論說一篇，別無記事」，每冊連封面10頁，約4500字，梁啟超「日日執筆為一數百字之短文」，隨宮門鈔免費贈閱，還要給人送酬金。這是梁啟超第一次參與辦報，是他所說的「沿門丐閱時代」。
1896年1月20日，強學會被封，《中外紀聞》與《強學報》一起隨即被迫停刊，一共只存在了5個多月。同年8月9日，《時務報》在上海創刊，汪康年為經理，梁啟超為總撰述，他前後主持筆政一年多。《時務報》為旬刊，10天一期，每期20頁，約3萬字。「每期報中論說四千餘言，歸其撰述；東西文各報二萬餘言，歸其潤色；一切奏牘告白等項，歸其編排；全本報章，歸其復校。……經啟超自撰及刪改者幾萬字，其餘亦字字經目經心。」《時務報》一紙風行，不脛而走，發行量最高時達1.7萬份，創下了當時報刊發行量的最高記錄，「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
《時務報》共出了69期，據統計，《論說》欄發表政論112篇、《時務報館文編》欄發表文章21篇，共133篇，其中梁啟超一個人就寫了60篇，年僅24歲的他以那支「筆鋒常帶感情」、「別有一種魔力」的筆，寫下了《變法通議》、《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政論。《變法通議》全文7萬字，連載21期，熱情地喊出了「變亦變，不變亦變」的時代最強音，提出了「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廢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的具體措施。這些「務求平易暢達」的議論，使海內耳目為之一新，輿論為之大振。《時務報》因梁啟超而風靡全國，梁啟超因《時務報》而名動一時，「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他在《時務報》第一期發表的《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首次把報紙比做耳目、喉舌，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有了報紙，「待以歲月，風氣漸開，百廢漸舉，國體漸立，人才漸出，十年以後而報館之規模亦可以漸備矣」。這段時期，他還參與創辦了澳門《知新報》，遙領撰述之職。
1897年10月，梁啟超離開《時務報》到湖南時務學堂任總教習，同時積極支持《湘學報》和《湘報》，為兩報寫稿。這些報刊形成了一股有力的維新變法思潮，對於推動戊戌變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這是梁啟超報業生涯的第一個階段，是他「以言報國」理想的最初嘗試。
1898年9月，戊戌變法失敗，梁啟超流亡日本。不到3個月（12月27日），在馮鏡如等華僑的支持下，他在橫濱創辦了《清議報》旬刊，每期40頁，比《時務報》篇幅增加一倍，以「主持清議、開發民智」為宗旨，「為國民之耳目，作維新之喉舌」，批評政府，介紹新知。梁啟超連續發表《愛國論》、《自由書》、《國民十大元氣論》及《少年中國說》等文，首次提出「國民」概念，認為中國幾千年來只知有「國家」，不知有「國民」，「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並開創了短評、時評等體裁，至今流行的「記者」、「黨報」、「機關報」等新聞專用名詞都是他在《清議報》最先創用的。其時百日維新剛剛遭到血腥鎮壓，梁啟超流亡海外，驚魂未定，心中的痛恨可想而知。梁啟超自稱「明目張膽以攻擊政府，彼時最烈矣」。清廷雖然嚴禁《清議報》入口，但還是有一部分被秘密偷運回國發行，到第十三期，發行量就達到4000多份，還發行到世界各地。
1901年12月21日，《清議報》滿100期，他發表長文概括《清議報》四大特色：倡民權、衍哲理、明朝局、勵國恥，「此四者，實惟我《清議報》之脈絡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廣民智振民氣而已」。不料第二天的一場大火燒燬了報館，出版了整三年的《清議報》因而停刊。由於其他活動，梁啟超實際主持《清議報》只有一年半（1900年4月，他在檀香山辦《新中國報》，任主筆，8月離開），但他在《清議報》發表過30多篇政論、幾部專著和大量詩文。
「梁啟超時代」
《清議報》停刊不到一個半月，1902年2月8日，梁啟超又在橫濱辦起了綜合性半月刊《新民叢報》，六股中他個人居其二。創刊號宣布三條辦報宗旨：一、「本報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務採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本原」；二、「本報以教育為主腦，以政論為附從。……惟所論務在養吾人國家思想，故於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詞費也」；三、「持論務極公平，不偏於一黨派；不為灌夫罵座之語，以破壞中國者，咎非專在一人也；不為危險激烈之言，以導中國進步當以漸也」。《新民叢報》從政治經濟、歷史地理到宗教學術、小說文苑無所不包，東南西北、古今中外無所不談。這是梁啟超一生中辦得最成功的一個刊物。內容之豐富、議論之深刻、編輯之認真、印刷之精美都是「中國報界前此所未有」。他自述：「別辦《新民叢報》，稍從灌輸常識入手，而受社會之歡迎，乃出意外。」《新民叢報》歷時五年半，是梁啟超一生創辦的報刊中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
黃遵憲評價他的言論「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他的文章受到讀者的廣泛歡迎，啟迪、影響了一代乃至幾代人，被譽為「言論界的驕子」。《新民叢報》最初發行2000份，不到一年即增至9000份，以後經常發行1萬份左右，最高發行量達1.4萬份，僅創刊號就加印了四次，在國內外設立了97個銷售處，可謂盛極一時。
1902年，梁啟超發表《敬告我同業諸君》提出報館「兩大天職」說，「一曰，對於政府而為其監督者；二曰，對於國民而為其嚮導者是也。」關於監督政府，他說：
1．政府為什麼需要監督？「政府者，受公眾委託而辦理團體之事業者也。非授予全權，則事固不可得舉；然權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復無所以限制之，則雖有聖智，其不免於濫用其權，情之常也。」所以需要監督。
2．誰來監督？「此種監督權誰操之？曰：輿論操之。輿論無形，而發揮之代表之者，莫若報館。雖謂報館為人道之總監督可也。」「若立法、司法兩權之獨立，政黨之對峙，皆其監督之最有效者也。猶慮其力之薄弱也，於是必以輿論為之後援。西人恆有言曰，『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為一切自由之保障』，……而報館者即據言論、出版兩自由以實行監督政府之天職者也。」
3．報紙為什麼能監督政府？「報館者，非政府之臣屬，而與政府立於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寧惟是，政府受國民之委託，是國民之雇佣也；而報館則代表國民發公意以為公言者也。」
4．報紙怎樣監督政府？「當如父兄之視子弟，其不解事也，則教導之；其有過失也，則扑責之，……教導與扑責同時並行，而一皆以誠心出之。」這是監督的態度。「宜務其大者遠者，勿務其小者近者。……當監政府之大方針，而不必摭獻替於小節一二事。」這是監督的方法。
關於國民嚮導，他認為國民「最乏普通知識」，「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所以需要普及德育、智育。嚮導國民無非三個途徑：學校、報紙、著書。「學校者，筑知識之基礎，養具體之人物者也。報館者，作世界之動力，養普通之人物者也。著書者，規久遠、明全義者也。」報紙是「政本之本，而教師之師也」，可以「鑒既往，示將來，導國民以進化之途徑」，客觀報導「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國、外國所發之現象」，「比近事，察現象，而思所以抽繹之、發明之，以利國民，報之以主觀也。」這是指報刊評論，評論雖然主觀，但它是公開的，哪怕偏激，必然有其他人提出相對的看法，又會有人折衷，「互相倚，互相糾，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
一百多年前，這些新聞觀念何止是石破天驚，與他最初提出的報紙「喉舌」、「耳目」論相比，「兩大天職」論是個質的飛躍，是梁啟超報業思想成熟的標誌。監督政府、嚮導國民，提倡客觀報導、注重新聞評論，這些思想和他的辦報實踐一起，把中國報業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成為王韜之後，中國報紙「文人論政」的一個代表人物，開創了百年言論史上光彩奪目的「梁啟超時代」。
從1899到1907年，盧梭的天賦人權說、孟德斯鳩的政治法律學說，在梁啟超的靈魂深處紮了根。這是他政治思想的高峰期，也是他報業生涯的黃金時代。他在《清議報》批評清廷的腐敗、黑暗，在《新民叢報》大力傳播民主、自由、平等、民權、共和等觀念，大量介紹西方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以「中國之新民」筆名發表了《新民說》等膾炙人口的著作，以他清新的文筆、振聾發聵的言論開一代風氣，影響了一個時代，傾倒了無數青年，在當時和以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產生了巨大、深遠的影響。
同一時期，他還創辦了我國最早刊載新體小說的《新小說》月刊，提出了小說與社會關係的著名觀點，發表了他自己用對話體寫的《新中國未來記》、吳趼人著名的譴責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到1905年10月，出了10期以後停刊。
1903年2月，梁啟超到美國、加拿大遊歷、考察，12月回到日本，深感中國國民素質低下，不夠共和國公民資格，實行共和「稽之歷史，乃將不得幸福而得亂亡；征諸理論，乃將不得自由而得專制」。從此，他不再倡言種族革命，專言政治革命，一度曾竭力鼓吹「開明專制」。圍繞這些問題，從1905年開始，他在《新民叢報》與《民報》展開了一場歷時近兩年的大論戰。
1907年2月，徐勤向康有為報告：「東京自去年《新民叢報》與《民報》劇戰，大獲全勝。留學界中言論大變後，《中國新報》（楊度所主持）、《大同報》（滿人所主持）、《牖報》（山西人李君主持）、《雲南》雜誌諸報，皆與《新民叢報》表同情，故革命黨之勢頓衰，孫文又被逐，《民報》記者又不和，政聞社遂乘時而起。」但是，梁啟超在《新民叢報》92期發表的《論中國現在之黨派及將來之政黨》中則遠沒有這麼樂觀。
1907年8月，被譽為「叢報界之魁首」的《新民叢報》停刊，但其影響並沒有隨著它的停刊而消失，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幾代人。與梁啟超同時代的黃遵憲評價他的學說政論「所向無前」，「震驚一世」，「力可謂雄，效可謂速」。梁的學生吳其昌將他的文章與同時代的譚嗣同、章太炎、嚴復等進行了比較之後說：「以飽帶感情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洋洋萬言，雅俗共賞。讀時則攝魂忘疲，讀竟或怒髮衝冠，或熱淚濕紙，此非阿諛，惟有梁啟超之文如此耳！……任公誠為輿論之驕子，天縱之文豪也。」我以為並不過分。他獨創的「新民文體」和他的文章本身，無論當時還是身後都產生了巨大影響，《新民說》、《少年中國說》那一瀉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不知傾倒了多少中國少年，激勵他們去建設少年中國。胡適、魯迅……，20世紀歷史上許多繞不過去的人物都曾吮吸過他的乳汁。鄒韜奮說在南洋公學時把《新民叢報》「幾本幾本的借出來看，簡直看入了迷」，「新民文體」的極大感染力使他產生了「要做一個新聞記者的動機」。王芸生說：「我讀《新民叢報》，正在十年以後，也在這份報的合訂本中得到不少的知識」，「很受他的文章的啟迪」。71923年10月9日，胡適在給高一涵、陶孟和的信中說：「二十五年來，只有三個雜誌可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是創造了三個新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而《民報》與《甲寅》還算不上。」其中兩個雜誌是梁啟超主筆的。
從1896年執《時務報》筆政到1907年《新民叢報》停刊的十年間，梁啟超在多方面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報業，他引進、提出了「監督政府」、「嚮導國民」及「報館之天職，則取萬國之新思想以貢於其同胞者也」等新思想、新觀點，甚至連後來報刊常用的「公德」、「國家思想」、「權利思想」、「自治」、「自由」、「自尊」、「合群」、「進步」、「義務思想」、「私德」、「民智」等大量普通名詞也都是並不精通外語的他一手貢獻給本民族的。
「文明之母」
梁啟超在《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中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實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種種現象皆其子孫也。而報館者實薈萃全國人之思想言論，……故報館者，能納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滅一切。西諺云：『報館者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鏡也，文壇之王也，將來之燈也，現在之糧也。』偉哉，報館之勢力！重哉，報館之責任！」
他認為中國近代報業發展遲緩固然有種種原因，但最主要的就是缺乏思想、言論、出版三大自由。所以，他一直致力於爭取「三大自由」，並為之耗盡了心血。《新民叢報》之後不過三個月（1907年11月），他即創辦《政論》雜誌，以「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為奮鬥目標，第一期在東京出版，接著隨政聞社遷到上海。1908年3月，政聞社被查禁，《政論》停刊，共出了7期。
1910年2月20日，梁啟超在上海創辦《國風報》旬刊，每期100多頁，「以忠告政府，指導國民，灌輸世界之常識，造成健全之輿論為宗旨」。「專從各種政治問題，為具體之研究討論，思灌輸國民以政治常識」，發表了大量介紹國會、憲法、內閣、官制、財政、實業、外交、地方自治等問題的文章，實際上提供了一整套建立憲政國家的方案。1910年冬天，清廷假立憲的面目暴露後，他「無日不與政府宣戰」，對當時如火如荼的立憲運動產生了深刻影響。《國風報》半數以上稿件出自他的手筆（筆名「滄江」），每期稿件都是他在日本編定，寄到上海印刷發行的。這是他在辛亥革命前辦的最後一個刊物，共出版53期，到1911年10月停刊時，武昌起義的風暴已迫在眉睫。
1904年，梁啟超曾化名潛回上海，與狄楚青等具體籌劃創辦《時報》，名稱、發刊詞和體例都是他撰定的，初期一些論說也由他從日本寄回。《時報》是當時比較成功的大型日報，大膽革新報紙版式，我國報紙確立每日一大張、分四版的版式就是由《時報》開始的，並逐漸被讀者所接受，被各報所仿效，最終在新聞界確立，報紙、雜誌才完全分了家。雖然《時報》籌備期間，康有為一次撥給開辦費7萬元，到1908年累計撥款20萬元，約佔當時保皇會所得捐款1/8，但《時報》始終堅持了非黨派的辦報方針。
1910年7月，梁啟超的門生、密友徐佛蘇在北京創辦《國民公報》，梁積極幫助制定方針、籌款、撰稿，「於開辦數月之內，每三四日平均寄文一篇，暢論國民應急謀政治革命之理由」，並長期保持密切的關係。
1912年12月，梁啟超回國不久，即在天津創辦以政論為主的《庸言》半月刊，他自稱「對於國內各團體尚無深切關係」，該刊是「獨立發表意見」，既批評袁世凱政府，也批評國民黨，以超黨派自居，借在野之身「以言論轉移國民心理」。由於他的聲望，《庸言》一創刊就發行萬份，風行一時，發行量最高達1.5萬份。他在辛亥革命以後最早提出「言論獨立」的主張：「無論經濟若何困難，終不肯與勢力家發生一文錢之關係。」這些對以後的報紙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1915年1月，中華書局創辦《大中華》雜誌，聘梁啟超為總撰述。袁世凱稱帝前夕，袁克定說：「得渠一言，賢於十萬毛瑟也。」不料，8月20日，梁啟超在《大中華》發表著名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申報》等大報予以轉載，一時轟動全國。事先，袁世凱以20萬元為條件，要他不發表這篇文章，遭到他的拒絕。
上海《時事新報》、北京《晨報》都與梁啟超為主的「研究系」關係密切，在「五四」前後的中國具有相當大的影響，《晨報》副刊和《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是當時享譽全國的著名副刊。1919年9月1日創刊的《解放與改造》雜誌，目的是「想從學術思想上謀根本之改造，以為將來新中國的基礎」，1920年梁啟超從歐洲回國後，參與主編，並改名《改造》。他執筆寫了發刊詞，還發表過15篇有關政治、歷史、文化的論文，直到1922年9月停刊。在這之後，梁啟超再也沒有辦過報刊，他晚年的學術文章和其他詩文主要發表在《京報》、《晨報》、《申報》和《東方雜誌》。
從1895年涉足報界，到1922年，梁啟超的報業生涯長達27年，親自創辦或主編的報刊就有11種，積極支持和暗中指揮的有6種，這在中國報業史上是罕見的。
他對報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創造了獨特的報刊「新文體」——被譽為「新民體」。他在《清代學術概觀》一書中自述：「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略不檢速。學者竟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
他開闢短評和時評，打破冗長、空洞的論說獨佔報刊評論版面的局面，創造出一事一議、短小精悍、開門見山的短評這一新型的報刊體裁。《新民叢報》專門設立了《國聞短評》專欄，各報紛紛仿效。他規劃的《時報》也以時評見長。
他首創報刊雜文體，在《清議報》、《新民叢報》發表過不少犀利的雜文；他最早在《新民叢報》刊用銅版新聞照片；他將小說引進報刊，不僅在《清議報》、《新民叢報》設立小說欄目，而且創辦《新小說》，發表《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等文，身體力行，大大提高了小說的地位。他為推動「文明之母」做出的這些努力將永遠記在中國新聞史上。
1925年，這位當年的「輿論權威」為戈公振譯的《新聞學撮要》作序，稱新聞事業是高尚的事業，報紙的目的是服務公眾，「惟其感化人民思想及道德之力至大無匹」，語重心長地勉勵青年人進入報界之後，「勿因現狀之未善而灰心於此界」。
為新聞界「立法」
1901年，梁啟超在《清議報》發表《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的長篇新聞學論文，首揭衡量報刊「良否」的四條著名標準，實際上提出了他的四條辦報準則：
「一曰宗旨定而高」，反對以牟利、媚權貴、悅市人為宗旨，主張「以國民最多數之公益為目的」。
「二曰思想新而正」，倡導新思想，以造成新空氣、新國民。同時強調要從實際出發，「校本國之歷史，察國民之原質，審今後之時勢」。1903年，他去美國考察，曾得出共和不適合中國的結論；1919年，他去歐洲考察，又得出社會主義不適合中國的結論。
「三曰材料富而當」。強調報刊內容要豐富，編輯要得當，使讀者能「閱一字得一字之益」。
「四曰報事確而速」。100年前，他就指出新聞要準確真實，報導要迅速及時，對報紙的真實性、時效性原則有了明確的認識，他說：「故各國之報館，不徒重主筆也，也更重時事」。
他同時指出：「有一人之報，有一黨之報，有一國之報，有世界之報。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為目的者，一人之報也；以一黨之利益為目的者，一黨之報也；以國民之利益為目的者，一國之報也；以全世界人類之利益為目的者，世界之報也。中國昔雖有一人報，而無一黨報、一國報、世界報。……若前之時務報、知新報者，殆脫一人報之範圍，而進入於一黨報之範圍也。敢問清議報於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黨報與國報之間。」坦言《清議報》還夠不上「一國之報」。
1904年6月12日，他在《時報》發刊詞中指出：「若夫新聞事實之報導，世界輿論之趨向，內地國情之調查，政藝學理之發明，言論思想之介紹，茶餘酒後之資料，凡全球文明國報館所應盡之義務，不敢不勉，此則同人以言報國之微志也。」
在《〈時報〉發刊例》中，他制定了報刊評論和新聞的寫作準則。論說的準則有四條：以公為主（「本報論說，以公為主；不偏徇一黨之意見。」「非好為模棱」，而是因為挾黨見論國事，就會有失公允）、以要為主（必一國一群大問題）、以周為主（凡關於一國一群大問題，為國民所關注的），以適為主（適合「中國今日社會之程度」）。
記事分別是以「博、速、確、直、正」為主，提出了新聞要廣泛、及時，在社論外另設「簡短雋利」的短評，以「忠實報聞，無所隱諱」、不登「風聞影響之事」、摒絕「攻訐他人陰私，或輕薄排擠，借端報復之言」等為準則。這些在西方早已是常識，但對中國報界還是陌生的，所以有人說他的這些觀點「無異於在替當時的新聞界立法」。
他很早就留意研究輿論問題，認為報刊對健全輿論的形成負有很大責任。「輿論無形，而發揮之代表之者，莫若報館。」1901年，他曾發表過《輿論之母與輿論之僕》一文。1910年，他在《國風報敘例》和《讀十月三日上諭感言》兩文中指出：輿論必須是多數人公開表達出來的意見，它的形成必須是「至當之事理而適合於時勢者」，否則無論怎樣鼓吹也形不成輿論。輿論是天地間最大的勢力，一旦形成就有雷霆萬鈞的力量，梁啟超稱之為「社會制裁之力」。健全的輿論是多數人的意見，具有統一性、繼續性，報紙是造成健全輿論最有力的機關。要造成一國健全的輿論，他認為要靠多數報紙都能守「五本」、修「八德」：
「五本」是指常識、真誠、直道、公心、節制，缺一不可。持論要從常識理性出發，不計私人利害，真誠為國家利益考慮，不畏強權，敢於直言不諱，不能在強暴面前噤若寒蟬，更不能「依草附木，變其主張以迎合之」。本著公心，不以自己的好惡判斷是非，不「懷挾黨派思想，而於黨以外之言論舉動，一切深文以排擠之」，也不能「自命為袒護國民，而於政府之所設施」一概反對；不是「撥之以感情」，而要「導之以真理」。也就是強調言論的獨立性、客觀性。
「八德」是他一貫提倡的「以導中國進步當以漸也」的體現，即忠告、嚮導、浸潤、強聒（堅持不懈）、見大、主一（始終一貫）、旁通、下逮（內容要適合讀者的知識水平）。
報人要恪守「五本」、「八德」，自愛自重，導人先導己，「新民」理想的實現有賴於啟蒙者的自我啟蒙。
1921年12月10日，他在《時事新報》發表的《本報五千號紀念辭》中說：「吾儕從事報業者，其第一難關，則在經濟之不易獨立。……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詡，但酷愛自由，習而成性，常覺得金錢之來，必自勢力，無論受何方面金錢之補助，自然要受該方面勢力之支配；即不全支配，最少亦受牽掣。吾儕確認現在之中國，勢力即罪惡，任何方面勢力之支配或牽掣，即與罪惡為鄰。吾儕不能革滌社會罪惡，既以茲愧，何忍更假言論機關，為罪惡播種；吾儕為欲保持發言之絕對的自由，以與各方面罪惡的勢力奮鬥，於是乎吾儕相與自矢：無論經濟若何困難，終不肯與勢力家發生一文錢之關係。」他還說：「吾儕又確信報館之天職，在指導社會矯正社會，而萬不容玩弄社會、逢迎社會。」
這些話是對他大半生「以言報國」的經驗教訓的總結，也是他對中國獨立報紙的期待，是為新聞界「立法」。
他提出立言的宗旨是啟迪民智，熏陶民德，發揚民力，最後養成共和法治國民的資格。1912年，他在結束流亡回國的歡迎會上說：「此則十八年來之初志，且將終身以之者也。」這不僅是梁啟超獻身報業27年的初衷，也是他終生奮鬥的目標。他不斷地呼喚「新民」，他的報業生涯始終貫穿著「新民」理想，所以他自號「新民子」，創辦《新民叢報》，寫下了傳世的《新民說》，直到五四運動後，他還大力倡導國民運動，熱切期盼著古老民族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國民」。他通過報刊、言論影響社會，在近代中國轉型時期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創造了百年言論史上無法迴避的「梁啟超時代」，他的名字見證了一個風雲變幻的大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