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戶被紅碼取不到錢，在銀行門口（圖片來源：網路）
【看中國2022年7月3日訊】剛聽到一段通話錄音，背景大致是一女子去鄭州出差，在被當地警方三番五次致電，不勝其煩後，終於接了電話。
該女子問：「你要幹什麼？你要來抓我嗎？」
對方回答：「不是啊，我這邊兒只是想跟咱說一下，就是不要做違法行為。」
警察的語氣聽起來還算溫和，但在看似溫馨的提示中，卻難掩警告的意味。面對這種變相的威脅，女子忍不住發出一連串的質問，能明顯感覺到她很克制也很憤怒。
瞭解該事件的人應該都明白，這位女子便是眾多取不出錢的河南儲戶中的一員，她之所被「特殊照顧」，只是因為她去鄭州的這個行為觸動了當地某根敏感神經，而警察口中所謂的「違法行為」，說白了就是維權。
在「紅碼」事件落幕之後，當地已經無法再明目張膽地通過賦紅碼的手段來限制儲戶了，但不能肆意賦紅碼不代表就能允許儲戶自由維權，於是，致電警告的手段應運而生。
這種現像在國內很常見，以至於人們調侃其為「解決不了問題，就解決提出問題的人」。但這種說法其實不準確，因為顯而易見的是，很多時候，問題並非解決不了。
所以，此現象的正確表達應該是「不選擇解決問題，而選擇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如此一來，關鍵點落在了「選擇」一詞上，就好解釋多了。
人的一生是由無數次選擇構成的，每一次選擇都有其動機，這背後往往反映出決策者的行為邏輯，而決定這種邏輯的則是對利害的即時判斷。
之所以選擇解決提出問題的人，也是這個原因——成本更低、利益更大或者說損失更小。
就拿此次河南事件為例，在儲戶們剛發現存款無法取出的時候，當地部門不是立刻展開調查並公布真相，而是選擇用謊言來掩蓋過失。
這幾乎成了官本位體系之下，所有官員的一種本能反應。畢竟幾句謊言而已，幾乎不需要成本，哪怕被拆穿也無所謂，再換個說法就行了，萬一民眾信了呢？豈不是一本萬利。
反過來，如果公布真相，那便相當於承認錯誤，相當於自首，老百姓的罵他們不怕，但若因此丟官罷職甚至遭牢獄之災則是難以接受的。
後來儲戶們紛紛開始維權，眼看要摀不住了，當地部門也沒有採取積極措施，而是巧妙利用防控手段，直接來了個精準打擊，賦紅碼。
這樣做的好處在於，可以用最小的成本來限制事態的「惡化」，畢竟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大背景下，「騷亂」才是政績的最大威脅，至於儲戶們的錢…反正不是決策者自己的。
雖然最終在輿論的巨大壓力下，這些濫用職權的官員在「罰酒三杯」的懲處中退出了舞臺，完成了整個邏輯的閉環，但從通告裡能看出，他們在該事件上的一系列選擇是對的：哪怕涉嫌多項違法，哪怕對民眾的安全與自由造成嚴重侵害，也依舊還是「同志」。畢竟維穩總是要付出代價的，而維穩本身的重要性顯然要高於代價。
接著，便是本文開頭的一幕了。依舊是這套邏輯下的行為模式，儘管已經有了「前車之鑒」——也可能是榜樣的力量。
至於這套邏輯中，決策者的利害判斷從何而來，當然是來自於自上而下的社會治理模式。在這套模式中，官員的一切，包括權力、財富、名望等等都來自上，而非下，因此，他們沒有對下負責的動機，對上負責才是第一選擇。
也正因此，所謂的「水舟」關係其實並不成立，而更像傳統的官民關係，在這種關係下，雙方的約束力是極其不對等的，這種不對等究竟到了何種程度，看看那些被一個紅碼就制服的河南儲戶便知道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指望他們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顯然是不現實的，除非良心發現，然而，官員的行為如果需求靠道德修養來約束，那只能說明制度已經形同虛設了。
我已經忘了人們究竟有多少次是靠輿論來對抗這種系統性的不公了，但輿論贏了嗎？好像並沒有。
普通人是可以被允許在「唐山事件」中暢所欲言，但也會在「豐縣事件」中被封住雙嘴；明星大咖確實有在「唐山事件」中踴躍發聲，但在「豐縣事件」中一樣噤若寒蟬。
所以你看，這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想不想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