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22年9月9日訊】以前這樣描述內卷：成長和發展出現瓶頸；簡單重複自我；組織內耗，抵消彼此的努力；對外的肯定性、包容性、接納性下降，負面情緒和敵意上升，等等。
最近又仔細看了一些文獻，深化了認識。
內卷（involution）這個概念，最早是1963年一位美國學者利福德·吉爾茨在研究印尼爪哇的水稻經濟時提出的。他發現爪哇農民由於人口壓力，不斷增加水稻種植中的勞動投入，希望獲得較高的糧食產量。但勞動的超密集投入並未帶來產出的成比例增長。這就是內卷，或者叫「過密化」。
內卷，可能是一種長期的伴生物，我們必須考慮如何與之相處，進而突破它，超越它，開闢新空間。本質就是，當市場無法再向外舒展而是要向內收縮時，企業該怎麼辦。
內卷：將勞動力成本拉低，使經濟鎖死在低水平……（網路圖片）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內卷不是說產出不增長了，而是說單位勞動投入的邊際報酬下降了。換句話說，光是沿用過去的投入方式，不夠了。
與爪哇水稻經濟相對應的研究案例，是日本水稻經濟。吉爾茨的研究顯示，大致在同一時期，由於日本工業的蓬勃發展和快速的城鎮化，雖然其務農人口基本沒有增加，但伴隨新的投入（如化肥、科學選種、機械化），獲得了3倍於之前的勞均產量。
他評論，爪哇水稻經濟是內卷型的變化，即「沒有質變的密集化、複雜化」，日本水稻經濟才是帶有質變的現代化。
中國學者黃宗智研究了長三角水稻經濟。他指出，長三角水稻經濟的勞動密集度和精細度，在宋代便已達到甚至超越了19、20世紀的爪哇水稻，但其土地在明清所面對的人口壓力遠超爪哇。由於壓力，長三角農業經濟越來越多轉入更高一層勞動密集度的「棉花-紗-布」和「植桑-養蠶-繅絲」的生產。1350年中國沒有人穿棉衣，到1800年平民都穿著棉衣。但無論是「棉花-紗-布」還是蠶絲，其產值都才三、四倍於一畝水稻，遠遠達不到18倍或9倍的勞動投入的幅度。
既然「棉花-紗-布」、蠶絲的勞動投入極大，而產出很有限（相對於水稻來說），可以說非常內卷，為什麼可行呢？因為這些勞動主要由婦女、老人和兒童來承擔，「這些僅具低市場‘機會成本’的輔助性勞動力，吸納了最低報酬的勞動」，「農業生產‘家庭化’是農業內卷化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
那麼，中國農村經濟的內卷化，何時才能真正打破呢？
黃宗智說，「一直到改革時期大規模的非農就業，加上計畫生育導致的每年新增勞動力的遞減，世紀之交後農業勞動力總數每年縮減約2%，才導致了一定程度的勞均土地的增加和農業的‘去內卷化’」。
黃宗智還研究了小農經濟「去內卷化」、走向現代化的「東亞模式」，主要是日本、韓國與臺灣。以日本為例，在明治時期，就將地方政府的主要職責確定為協助推動發展農業，而後偶然地，受惠於「羅斯福新政」的影響，終止了地主經濟，立法將農村土地所有限定於不超過45畝地，並系統組織基於農村社區的綜合性合作社（「農協」），為農民提供有折扣地購買農資、農產品加工和運輸以及小額貸款服務。同時，政府配合這些基層合作社建立了服務性（而非牟利性）的廉價批發市場（包括冷凍運輸和儲藏設備），幫助解決小農戶與大市場相連接這一基本問題。在基層合作社的小額金融服務之上，建設全國性的大銀行，為農業發展提供大額金融服務。
黃宗智認為，農業經濟的東亞模式之所以成功，是政府的有效領導和投入，加上普通農民以及村莊社區的良性配合，既防止了官僚體系內卷化脫離實際的錯誤決策，也激發了普通農民的自願，讓他們為了自身和村莊社區的利益而積極投入和參與，這是一種良性互動的結果。
以上這些，對我們今天去理解內卷，又有何意義呢？
首先，內卷是一個地方的自然稟賦、人口結構、產業與就業條件等共同作用的結果，不是誰故意製造的。我們不願意內卷，但也要有平常心。其次，內卷是可以被打破、被超越的，雖然並不容易。
方法之一是改變投入方式，增加先進生產力要素的投入；
方法之二是在更大的空間和產業躍遷中解決問題（如工業化、城鎮化），如果只能就地進入新產業，就要有相應的組織模式（如家庭化）；
方法之三是政府、社會、市場的良性互動，包括政府的簡約治理、服務導向，釋放人民的主體性和巨大潛力，以合力推動國家和社會的螺旋式發展。
每個地方的情況都不一樣，所以走出內卷的路徑也不一樣，但只要不甘心，勇於探索，出路是有的。就像埃隆·馬斯克，他想的是「如果我的未來不包括置身於恆星之間，成為一個多星球的物種，我會感到非常沮喪」。既然地球危機越來越頻繁，他乾脆把目標放在火星上。
所以，走出內卷最重要的方法，應該還是創想、創造、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