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習仲勛在龍門景區前留影。（網絡圖片）
習仲勛和我們一樣，曾數次遭受到毛澤東的打擊和迫害，險些被整死。最大的有三次劫難：第一次是1935年10月，毛澤東率領「長征」剩餘殘兵敗將部隊抵達陝北根據地後，重演在井岡山搞「AB團」的手段，重演奪取軍權的故伎，整肅劉志丹的領導班子，採取逼供信酷刑威懾的恐怖手段，殺戮一大批擁護劉志丹的中共幹部，當時習仲勛幾乎被活埋。
第二次是1962年9月間，在中共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突然拋出「利用小說反黨」論，點名劉志丹的弟媳婦、時任「中國地質科學院」黨委副書記李建彤（1920–2005）所著長篇小說《劉志丹》（其時只由一些報刊連載，很受讀者歡迎，尚未正式出版發行）是一部「反黨小說」；指明後臺有一個以習仲勛、賈拓夫（1912–1967，也是陝北出身，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輕工業部部長等職，後在文革批鬥中被活活打死）、劉景範（1910–1990，劉志丹的胞弟，李建彤之夫，曾任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黨組書記、地質部部長等職）為首的「西北反黨集團」，把他們加以嚴厲整肅。劉志丹雖早在30年前「犧牲」（實際是被整死），也被清算扣上「叛徒」的罪名。據不完全統計，《劉志丹》一書釀成的文字獄和「西北反黨集團」冤假錯案，株連延安老根據地及其他的各級幹部乃至群眾，多達六萬多人；許多人無辜遭殃，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極為悲慘。
第三次是「文革」中再次以「修正主義反革命份子」的罪名被毛澤東的「紅衛兵」揪出來批鬥和掛大木牌遊街示眾。習家被趕出北京，父母、弟兄、姊妹天各一方，整整十二年未團未聚。年幼的習近平當時也作為「反對革命」的狗崽子送進「勞改隊」，一個異母姐姐活活被整死。
我們一群老人經常在討論一個問題：成立「中國共產黨」到底是為了什麼？參加「中國共產黨」又是為了什麼？回顧我們幾十年走過的歷程，答案似乎越來越清晰，但也越來越糊塗。清晰，反映在習仲勛等老人一生中；糊塗，是在毛澤東身上。
為了倍受凌辱的中華民族復興，為了中國民眾幸福美好的生活，為了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二十世紀初年，世界隨著工業文明的發展，一股「科學」與「民主」的思潮，席捲全世界，也席捲到中國來。陳獨秀、李大釗等先知先覺的知識精英脫穎而出，去探索一條使中華民族走上康莊大道的復興之路。這時從俄國傳來了「馬列主義」，「中國共產黨」應時而生。陳獨秀、李大釗當之無愧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隨著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帶著各種「動機」的人，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就是這麼一個動機不純的人。
毛澤東青年時的抱負是什麼呢？一首「蛙詠」躍然紙上：「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所以毛澤東自稱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此言不假，「馬克思主義」是他的迷彩服，秦始皇的「韓非子」「法家」理論和權謀才是他的核心。毛治國靠法家的「法、術、勢」三刀。「馬克思主義」只是包裝「法、術、勢」的綵衣而已！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說實話大躍進餓死三千多萬農民的彭德懷；打倒說實話「餓死人，要上書」的劉少奇。為什麼？毛澤東要「青史留名」，而非「惡史留名」！姚文元在回憶錄中披露，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曾多次提及身後班子的名單：黨主席江青；總理華國鋒；人大委員長王洪文或毛遠新；軍委主席陳錫聯。據張玉鳳回憶：「主席從（1967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維還正常時，多次就身後黨政軍領導班子畫圈，但未有定論，憂慮政局會有劇變。主席是圈了，提出五個人名：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
「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澤東與全黨博棄，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閻王卻要他去了陰間，葉劍英元帥領頭粉碎了「四人邦」，他的「家天下」終於飛灰煙滅。曾國藩有言：「馭將之線，最貴推誠，不貴權術。挾智術以用世，殊不知世間並無愚人。」毛澤東對秦始皇推崇的「韓非子」的理解競不如曾國藩。他想從先秦法家那裡去找馭人的方法，找到擺脫餓死三千七百萬人的歷史罪責危機的出路，由歷史罪人躍而成為「開天闢地」的英雄，流芳千古。歷史事實做出了公正的回答：毛澤東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動機」是為了實現他從青年時期就定型的抱負：「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馬克思主義僅是毛澤東駕馭黨內外民眾的一件絢麗外衣，「共產黨」是他的工具，登上不叫帝王的帝王寶座，永續毛氏江山，才是他的人生目的。這就是毛澤東的入黨動機。
習仲勛的行動卻為我們作了明確的回答：為中國民眾謀幸福的「革命動機」，剛直不阿，無私無畏，真金不怕火，誣陷擊不倒。真可謂：無私無畏，真金不怕火，誣陷擊不倒。他為民眾謀幸福的無私立場，不管問「資」問「社」的政治壓力，殺出一條「改革開放」的「血路」來了。
習遠平著文說，1978年到廣東探望父親，留下了這樣一段文字：「沿途看到地裡幹活的幾乎都是婦女，一問才知道當家的男人都逃港（香港）打工去了，被抓回來的「偷渡者」，渾身濕漉漉，被銬著，武警押送著。當時偷渡者是被看成「敵我矛盾」的。深圳、香港僅一水之隔：深圳這邊，沉寂漁村；香港那邊，繁華鬧市。兩邊的夜景：深圳這邊，漁火昏暗；香港那邊，燈光輝煌。強烈的反差，讓我有了強烈的訴說衝動……我說，明擺著，這邊貧窮，那邊富裕，誰不嚮往美好的生活呢？這邊姓「社」，那邊姓「資」，老一輩革命一生，要的就是這樣的社會主義嗎？……父親聽著，沉思著。後來我知道，父親為了瞭解第一手資料，跑遍了廣東的23個縣、市，多方面瞭解了廣東的貧困：5500萬人，1000萬人吃不飽，「魚米之鄉」的老百姓幾乎既沒有魚吃也沒有米吃；粵北的主食是紅薯，吃的主菜是空心菜，老百姓戲稱為又粗又長難於下嚥的「無縫鋼管」。同時，我父親瞭解了「逃港潮」的一時氾濫，認為不是沿海人的覺悟出了問題，而是「我們的經濟出了問題。」這是一段仲勛老，一切從為民眾的實際生活出發，而不從「主義」為本出發的具體光輝思想認識。如果沒有一顆為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中國民眾謀福利為宗旨的無私無畏磊落襟懷，在問「資」問「社」的政治壓力下，是不可能有廣東的深圳特區的，也不可能出現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潮。
還有，習仲勛同情1986-1987年興起的全國各城市的學生運動，贊同他們提出的「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腐敗，反官倒」的訴求；義正辭嚴地反對在元老召集的「生活會」上「逼宮」罷黜總書記胡耀邦；1989年「六四事件」期間，堅決反對出兵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群眾，並因同情和支持趙紫陽總書記而被勒令「靠邊站」。凡此種種，如果沒有大公無私、大義凜然的人生觀，是萬難辦到的。古人云：無私則無畏！習仲勛不愧為民族的精英、國家的棟樑！習仲勛一生為民眾「甘為孺子牛」的作為，才是值得載入中華民族千古留芳的史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