攜帶DF-26彈道導彈的軍車，正在一場閱兵式中駛過天安門。天安門城樓上高懸「世界人民大團結」的字樣，顯示著中共不曾變過的全球野心。（圖片來源：Andy Wong - Pool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3年2月2日訊】從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美中關係走過了四十四年，經歷了從合作、戰略合作夥伴到最大競爭對手的變化。很多美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美國對華關係四十餘年誤入歧途了嗎？
美國助力成就中國經濟數字
美聯社1月13日報導，在剛剛過去的2022年，中國對外貿易出口達到39,500億美元，貿易順差8,776億美元。同期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為4,041億美元，佔中國貿易順差的46%。
202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近20萬億美元，名列世界第二，相當於美國經濟（25萬億）的80%。在四十四年前的1978年，中國GDP是1,495億美元，名列世界第11位，只相當於美國經濟的8%。四十四年間，中國的GDP增加了134倍！
2022年，中國的人均GDP是12,741美元，相當於美國的21%。在四十四年前的1978年，中國人均GDP是$156，只相當於美國1.5%。四十四年間，中國的人均GDP提高了80倍！
從1978年開始實施的改革開放政策讓中國經濟和貿易在四十四年裡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而這一政策的核心是向美國和西方世界的投資、技術和知識產權開放。在對外貿易方面，中國獲得了美國的永久性貿易最惠國待遇，而且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獲得了大量前所未有的貿易優惠，使對外貿易大幅度增長。
經濟學家和政治評論家、前北京大學副教授夏業良博士認為，當年的美國總統里根為了牽制蘇聯，就希望培養一個比較溫和、對美國相對友好、又能接受美國的技術和其他方面幫助的共產黨國家。
夏業良說：「按照過去戰後幾十年的經驗，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民主化的程度就會明顯的改善、提高。過去有一個說法，經濟學裡面經常用，說在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的時候，人們的生活會發生相當大的變化。當人均GDP達到2萬美元以上的時候，人們開始考慮經濟生活本身之外的問題了，那就包括法律、政治和社會的其他問題。」
夏業良說，美國當時相信，先不要談意識形態，不要談制度優劣。只要中國願意開放市場，願意接受美國的技術資本和管理就可以，就會潛移默化地發生變化。
但是四十四年以後的今天，很多美國人失望了。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例，2022年12月13日，時任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說，20年前許多人相信入世將能為中國帶來改革與進步，但時至今日，這個願望已經破滅。中國入世20年來根本就毫無意願遵守世界貿易規則。她認為，美國企業和美國政府當時給了中國一張空白支票。
夏業良說，美國希望中國逐步走向國際化，遵守國際慣例，所以積極幫助中國獲得國際上的認可，從賦予永久貿易最惠國待遇，到加入世貿組織。
夏業良說：「中國採取了一種陽奉陰違的態度，就是表面上我什麼都答應，我承諾我現在做不到，但是我以後一定會做到。給我幾年寬限期。結果寬限期一開始有的是5年的寬限期，5年到了以後說還是不夠，再給我們一點，我們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有很多的困難，所以還要更長的寬限期。就這樣耍賴皮，一拖再拖。」
美國三一學院退休教授文貫中博士說：「從西方來說，他們這種體制是先相信別人，是一種在互信的基礎之上發展出來的制度，在陌生人之間可以進行交易，可以簽訂長期合同，可以捍衛私人產權。它不首先要求是親情或熟人的關係。即使在完全陌生的，甚至完全不同的種族、膚色、宗教的群體之間也能夠建立起互信，而且，他帶頭說我先相信你，除非以後你背棄我了，那對不起，我再報復。」
夏業良說：「所以這40年就多多少少帶一種欺騙。就是美國的這些官方，包括戰略家、分析家、中國問題研究專家，他們錯以為中國政府都答應了，在文件上都已經簽字了，這樣的事情還能不會做嗎？那肯定是板上釘釘的了。所以對於美國人這種契約精神，對於中國人這個厚黑學，中國的這種權術、謀略瞭解得太少。」
分析：美國給自己製造了最大敵手
四十四年後的現實是，美國給自己製造了一個最強大的對手。在中國經濟突飛猛進發展，國力大增的同時，中國軍費也隨之大幅度增加。中國1978年的軍費開支是100億美元，美國是1134億美元。中國相當於美國的9%。中國2021年的軍費開支是2934億美元，美國是8007億美元。提升到相當於美國的37%。四十餘年間，中國的軍費增加了28倍。當然，一般分析人士都認為，中國的實際軍費比公開數字要高得多。隨著軍費的大幅度增加，中國軍力也大幅度增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唯一可以挑戰美國的第二大軍事強國。
夏業良說：「40年之後大家看到，這40年裡邊，在美國幫助下發展起來的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可以跟美國進行競爭了。
美國艾德菲大學文理學院院長王維正教授說：「美國人對於這個執行了四、五十年這個交往政策有深切的反省，就是說這四、五十年並沒有讓中國變得更加開放或者民主，反而讓這個黨，甚至個人的集權越來越嚴重，而且由於中國國力增強了，反而造成中國有可能不但挑戰，甚至有可能推翻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按照西方價值體系所建立起來的國際體系、規則。中國對美國造成的挑戰和威脅甚至比蘇聯還要強大。」
美國聖湯馬斯大學國際研究和現代語言主任葉耀元教授說：「中國在走回獨裁的老路，對於美國來講，彼此之間的價值觀的對立就會越來越嚴重。我覺得美國一開始當然不認為他是養虎為患，但是就其結果來講，的確你可以說他看起來好像就是放任共產黨越來越勢力龐大，而導致現階段來講美中之間必須要進行這樣的霸權抗衡。」
美國哪裡走錯了？
夏業良博士認為，過去四十多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78年到1989年；第二個階段是1989年到現在。美國在第一階段並沒有大錯。
夏業良說：「他們相信，只要美國人有足夠的耐心讓美國的資本、技術、管理進入到中國，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會自然發生。我覺得這種判斷直到今天我們也不能認為它全錯。我們認為他們是出於良好的意願和過去多少年的經驗，在世界各個國家的經驗。」
文貫中說：「當時改革派裡面有人的確相信中國慢慢可以達到這兩個目標，就是經濟市場化，政治憲政民主化。至少改革派透露出這個意圖，西方也願意相信。」
夏業良博士認為，美國錯在沒有糾偏預案。
夏業良說：「他們沒有想那種預警，萬一要是讓中共走偏了，中共這個政權走偏了，有什麼辦法來校正他們。這點他們沒有想到或者沒有做。」
夏業良指出，在1989年六四屠殺以後開始的第二個階段，美國嚴重失誤。
夏業良說：「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就鄧小平屠殺學生和市民之後，我覺得這是一個分水嶺。而這個時候美國的政客如果還沒有一個堅定的、決絕的態度的話，那就是重大的，如果不是說那什麼的話不說罪惡的話，至少是一種重大的錯誤。六四屠殺之後大概只有兩週的時間，老布希就派出了特使到中國去跟鄧小平（談）。老布希沒有看到中共的邪惡之處，即便鄧小平下令屠殺，這個時候，我覺得這一點是不能夠被原諒。
再後來，在克林頓時期，美中關係竟然發展到蜜月期，成為戰略合作夥伴。夏業良博士說，如果是四十年前沒看清楚，可以諒解；但是三十年前發生了六四屠殺以後還沒有看清楚，那就不可原諒了。
實際上，中國一直以來並沒有掩蓋自己的意圖，從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領導人一直把美國當做最大的假想敵、最終的敵人。夏業良博士說，只是美國缺乏對中國共產黨本質的認識。
夏業良說：「其實從鄧小平那個時代就說得非常清楚，什麼叫韜光養晦，韜光養晦的意思是什麼？就是中國古代的那個故事，臥薪嘗膽，就是說他要能夠容忍，要能夠經受得起胯下之辱，就是包括那個勾踐在人家那兒遭受的各種各樣的磨難，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有一天東山再起，後來居上，把對方再打敗。」
夏業良指出，鄧小兵當年真正的意思是在經濟上要學西方，要搞改革，發展經濟，但是在政治上要維持共產黨的統治。
夏業良說：「所以鄧小平提出四個堅持，那就是非常重要的四項基本原則或者四個堅持就是鄧小平在政治上定的調。所以只要鄧小平在或者鄧小平的思想能夠產生重大影響的話，那麼中國就不會搞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
風風雨雨四十餘年，前行路在何方？
美國俄克拉荷馬中部大學歷史學教授，國際研究中心主任李小兵教授指出，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而且不會一帆風順。
李小兵說：「還是美國人對東方情況瞭解得少，對歷史經驗總結不夠。這個不光是中國經驗，包括你看東亞其他各國，包括韓國，包括臺灣，經濟改革和政治民主化不是同步進行的。」
他說，臺灣和韓國經濟發展二、三十年以後，到70年代都達到了現代化的水平，但是國家還是威權政治。又過了二、三十年之後才實現民主化。他還提醒說，不要指望這個進程是和平和自然而然的。
李小兵說：「你看看臺灣死了多少人。韓國是學生上街死了多少人。中國的反抗的高峰還沒有到。真正你看到學生流血，看到人人被（殺），那個時候你才知道中國民主、中國政治民主化開始了。所以下一次的鬥爭如果是流血鬥爭，恐怕會深入到社會，恐怕是這個政治民主的開始。」
文貫中說：「討論美國是否上了中共的當，當然是有意義。但是，更有意義的是今後美國該怎麼辦。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中的老二，對老大的寶座也志在必奪。同時，中共的意圖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它就要搞無產階級專政，它就要回到共產黨的那個初衷上去，他就要搞所謂的黨國體制，他就要排斥黨之外的一切政治力量。這表明，所謂的中國模式和東亞模式是有本質區別的。面對這樣一種局面，如果繼續像以前那樣和中共全面合作，那才叫上當，那才叫受騙。」
美國，你該向何處走？
